从理学到朴学

从思想史到社会史

——《从理学到朴学》读书笔记

王元力51112905017

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接下来就是清代朴学。中国历史的发展一直伴随的着对于儒家经典的不断再阐释。每一代学术史的发展历程，折射的是社会史的发展历程，同时影响着政治史进程的发展。所谓理学，是指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潮。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而朴学，是指清代的传统学术研究从以求实切理为帜志，并崇尚朴实无华的治学风格。朴学以汉儒经说为宗，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主要从事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等，少有理论的阐述及发挥，也不注重文采，因而被称作“朴学”或“考据学”，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学派。

从表面上看，从理性到朴学只是学术思想史的嬗变演进，然而作为历史学家的艾尔曼却敏锐地看到，从理性到朴学，学术史发展的背后折射出历史发展的两条暗脉，一条是，自19世纪以前，中国的社会权威及权利结构、儒家精英阶层的凝聚力业已开始土崩瓦解；另一条则是基于书院为基础的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以及儒家思想话语解读体系的重构。前一条暗脉上承17世纪心学发展的学术潮流与明朝灭亡的历史巨变。后一条暗脉下启清末经世思潮与变革思潮的发生。

从话语体系分析，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过于重视观念和知识本身的连续性发展, 虽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的论断在西方史家来看有点武断, 犯了物质决定论的错误, 但是,抛开社会物质条件去空谈思想与学术似乎成了空洞之言。我们既要避免曼海姆式的社会阶级定意识形态的过度决定论, 也不能因噎废食, 只在纯粹的观念层面探讨思想的变迁。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指出他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时候, 主张“语境化”，即把思想史研究同经济、政治、社会的背景相关联。艾尔曼首先举例说黄宗羲在明末，梁启超在民初，你都得了解他们的思想背景。并进一步指出这一方面是针对费正清学派用社会经济史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取向, 因为这种思想史化约社会史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从而忽略了在文化的创造和再生产里所包含的个人选择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针对这些年来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流行的内在论、观念史取向, 即认为儒家伦理能决定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

从历史变迁发展分析，在本书的第三、四、五这三章中，艾尔曼“从清代社会经济的背景考察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演变过程”，他用了他所谓的“新文化史”的方法，把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力图透过政区和地方史的视角”来看清代的考据学，于是比较清楚而且准确地显示了十八世纪学术史上那一段过程的缘起、变异、衰落。在书中他具体“论述了考据学派是如何从其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展出来的”并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它所产生的影响。在他看来，考据学“结束了新儒学的正统学说以及它的钦定理论体系和强烈的形式主义对学术的垄断”。通常被称作“乾嘉学派”的清代考据学，在他这里被称作“江南学术共同体”。依照艾尔曼的看法，在“乾嘉学派”这个名称中，一个时代都被划进去，于是在名称中就暗含了一个假设，考据学笼罩了那个时代，而后一个名称“江南学术共同体”却指明了一个事实，即那不过就是地域性的、学术性的、在学者圈子中互相认同的共同体，虽然它的确存在于清代中期即乾嘉时代。十七世纪，明朝灭亡引发了剧烈的社会、政治、文化危机，许多学者受到这一危机的冲击，开始提倡实证学风。传统儒学经典一度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十八世纪受到知识阶层日趋尖锐的挑战。“六经皆史”，可谓这种挑战的概括。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戴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便是这种怀疑、挑战的代表作。“疏证”、“辨证”、“补证”、“正误”等，渐渐成为具有中心地位的专业学术概念，即要以训诂考证来探求经典义理，训诂决定义理。所有“经典”都必须经过严谨细密的考证才具有真实性和神圣性，并不存在不容怀疑、批评、考证的“圣经”。最终，训诂考证的意义超过一种辅助性工具范围，并产生一种社会政治影响。“考证”引发理学正统的废黜。“十七世纪，学者还承认他们与宋明理学传统的联系。十八世纪的汉学家时常忽略乃至否认宋明理学对他们的影响。”

所以，在艾尔曼的笔下，社会史与思想史达到了完美的无缝对接，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看到，涉世无多的考据学只能在“太平盛世”才能发展繁荣。随着乾嘉盛世的逝去，各种社会矛盾在十九世纪逐渐尖锐，经世之学开始向朴学挑战，其代表人物为贺长龄、龚自珍、魏源等。鸦片战争，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把江南地区考据学派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扫荡尽净，考据学派亦迅速衰落。不过，考据话语却并未消失。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国学大师”的学术研究表明，清代考据学派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话语存在着直接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