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为何没有走上中央集权的道路

古代日本为何没有走上中央集权的道路？

------日本史笔记1

近日关注日本史，特别是明治维新史，主要还是纠结于明治维新成功的奇迹和几乎同期中国洋务运动及后来戊戌变法完败的强烈对比。欧洲资本主义之所以得以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封建割据削弱了王权的控制力，而封建割据的中心在庄园，城市成了权力相对真空区，从商为主的自由民得以在此发展。日本恰恰在这方面与欧洲很相似，他们割据为众多藩国，地位最低的商人（町人）集中在城墙以外地区做生意，发展出“城下町”这样的地方，这就是后来的商业中心区。与欧洲不同的是，日本的资本主义主要不是商人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日本工业化的成功全赖明治维新，而明治维新的主导者基本都是武士。日本当年的社会等级是按“士农工商”排列的，“士”指的是武士。武士本是幕府的统治阶级，但低级武士却大多不满足现状，他们因受过良好教育而看得出问题所在，因而成为明治维新的主力。这一点中国与日本类似，中国戊戌变法的力行者主要也是一批低层之士，这些士是指“士大夫”，即读书人。他们的变革一旦与统治阶级冲突，立马就给打压了。明治维新也有同样的冲突，但统治阶级的打压却失败了，而且是轻而易举地败给了藩国的力量。可见中央集权的控制力是维新成败的关键（起码是之一）。

古代日本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多有模仿，为何中国政治之核心----中央集权，日本却没有模仿或模仿不来呢？

其实日本文明史的第一波高潮，正是以学习模仿中国隋唐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大化改新”。日本的史前史虽然不算短，起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但以完整的文字记录并追溯历史，则始于8世纪。这些追溯的历史可信度成疑。根据学者考证，3世纪时日本一个大氏族---太阳族开始建立大和国，4世纪时大和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氏族联盟，5世纪是大和国的鼎盛时期，有能力渡海占据现在韩国的一些地方。到6世纪，已形成了有分工和等级区别的政务机构，即是当代意义的国家了。这一时期随着大陆和朝鲜移民进入日本，日本吸收了汉字作为本国文字，令当地文化得以快速发展。大和国的扩张当然也依赖武力，但恩威并重似乎占很大比例。其他氏族一旦降服或皈依，大和首领便将其纳入联盟并予以高官厚禄，再加上以婚配和过继等方式联姻，所以大和国的政务首领很多是来自其他氏族人士。这点与中国大不同，中国自古就有卧薪尝胆报仇复国的教训，之后国与国之间的征服与臣服，莫不是你死我活之争。这种纯武力取得的统一，自然可以“履至尊而制六合”。而大和国王虽是一国之尊，底下政务官也由他任命，但他统治的最高要务乃是平衡各氏族势力以求稳定。

汉末分裂的中国到6世纪再次统一，而佛教在中国也被利用来加强中央集权。这种政治冲击力令大和国王生出改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制度为中央集权管理的国家制度之设想，其他氏族于是开始造反。王族在镇压造反过程中，更多利用了权谋（利用氏族间的矛盾）和谋杀取得胜利。他们借用中国的概念，表示大和国王具有天子和皇帝的威严。“天皇”之称谓由此而生。至于“天皇”是“天照大神”之后，则源自太阳族的神道传统。各氏族本来有各自信奉的神，既然信奉“天照大神”的太阳族成了天皇，那“天照大神”也就成了神道中最高之神。权力斗争的胜利者于公元646年改年号为“大化”，并以中国为师，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条例：取消土地私有，全国土地属天皇所有；取消为氏族服务的组织，全国行政区划按京都、国（有几十个国）、郡、里四级划分；上层官员由天皇任命，由他们代表天皇任命下层官员，各层官员按等级领取报酬；举行全国人口普查和土地测量，将土地按等级定出税赋并分予耕者，若干年重复一次；建立永久性京城。很明显这是按中国中央集权模式所进行的一场改革，改革的主导者是中大兄皇子，他登上大宝后成为天智天皇。由于他在改革中尽量照顾了氏族首领的既得利益，他在世时竟然完成了大部分改革步骤。为继其位引发了一场战

争，以武力取胜的天武天皇全力推行前任的改革计划，建立了齐全的官僚机构，行政、军事、税收都有完整法令，建成了永久京城平城京（奈良）。这场改革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大化改新”，它使日本从不脱原始的氏族时代迈入了高度文明的贵族时代。其“高度文明”的最主要标志是京城奈良和大宝法典。

据说奈良古城从美学上不仅体现了权力和财富，也体现了均衡和协调，其建筑艺术来自于中国唐代。唐代建筑在中国早已不复存在，要了解中国唐代建筑只有到日本奈良。大宝法典体现了奈良政府理想先进的治国理念，其中包括“律”（刑法）、“令”（行政制度）、“格”（传统规范）、“式”（规则），虽然大部分内容源自中国，但却小心翼翼地包容了自己的社会传统。中国传统儒学虽然尊皇帝为“天子”，享有至高无上权力，却又用“德”来约束君。如果君王无德，不施仁政，则需有德者代之。大宝法典弃用了这一理论，既赋予天皇至高权力，又保留其神的职务，天皇依然是神的后裔。窃以为，这为天皇今后面对两难境地埋下了伏笔。即是神就不可能有错，以后国家出了问题，又如何不追究到至高权力者？大宝法典废掉了血缘关系与权力挂钩的旧习，将之改造为与社会地位和财富挂钩，原来的氏族首领成了贵族，在骄奢的生活氛围里收敛了权欲。他们原有的土地还是由他们管理，国和国内郡、里官员也多是以前氏族的管理人员，税入也多用于国内，这一切虽冠以了“公家”的名义，但氏族的管理机构则保存了下来。氏族的社会地位是世袭的，中国任人唯贤的科举（推举）制度因与之相悖而不能采用。

现在我们大致清楚了大化改新之后的日本政治格局：天皇是最高权力者，因他有神的身份，所以地位是其他血统无法取代的；天皇通过一批忠心耿耿的高层贵族行使统治，如果他们的能力或忠诚得不到赏识，天皇可以换马；高层贵族是以氏族为单位的，虽然天皇政府高官由各氏族人士组成，以便互相牵制，但掌权者会借用自己的氏族管理机构施政以回避这种牵制。在地方国，这种以私人机构代替政府机构施政现象可能更普遍）。要换马就意味着整个家族失势，在这种情况下，得势的高层贵族会怎么做？很自然会做大自己的势力，让天皇不满意时也投鼠忌器，无奈我何，或者控制天皇的视听，令其成为自己的傀儡。事实也是如此，日本历史上著名的藤原家族，几代以来一直忠心辅佐天皇，至857年良房出任太政大臣（皇家最高行政长官）后，该家族的权力已足以与天皇抗衡，986年后的一个世纪，天皇实际已在藤原家族控制之下。10到11世纪，日本基本回复到大化改新之前的状况，天皇政府不再被重视，经济实力也越来越不济。土地因多年停止了再分配而被视为耕者（管理者）长期拥有，事实上皇家政府为增加田地而鼓励开荒，曾允许开荒者拥有新地一世、二世、三世，743年起更允许开荒者长期拥有，为复辟土地私有开了个坏头，贵族所管理的土地变成了私家庄园。皇家政府无力维持地方的司法和军事，导致地方的司法和军事也私有化，地方军事贵族随之出现。大化改新推行的中央集权改革至此可以说已完全失败，皇室的权利逐渐被集军事、行政、司法于一体的幕府所取代。

总结历史经验，中央集权要长期维持至少需满足四个条件：一，最高权力者须有理论上或宗教上的合法性；二，不可保留与滋生能与最高权力抗衡的一切政治、军事和社会实力；三，要有长期培养效忠最高权力的行政及军事干部的机制；四，要有维持前三条的经济实力。很明显大化改新只做了第一和第四条，而第四条后来也因缺乏控制力和执行力而丧失。但话说回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也很大程度得益于缺乏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应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老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