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着明白装糊涂 什么也不说的“聪明人”

揣着明白装糊涂什么也不说的“聪明人”
当大清国走上这条悲剧之路的时候，我们说，难道就没有明眼人看出这条路通向何方，究竟该怎么走吗？
事实并非如此，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这样的人才不会没有。

只是，当他们看出了方向，当他们身处高位，他们虽然知道，但就是不说。

钱理群先生定义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是对他们最好的描述：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们看得清楚，但为了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利益，他们是不会说出来的。

如果非要举两个例子的话，那么，第一个，是林则徐。

蒋廷黻先生曾明确的阐述过这个问题：
“林则徐是慢慢觉悟的。

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

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

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

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

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

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

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

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

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

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

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

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

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

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

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

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

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

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

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

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

”
如果说心中明白而不肯说出还只是自保的话，那么在此后的福州反入城事件中，他鼓动“募勇造炮”就真是揣着明白只为自己名誉了。

第二个，就是甲午战争清朝的主角之一：李鸿章。

甲午战争中清军战败，李鸿章在上奏中是这么总结败因的：“陆路交锋，倭人专用新式快枪，炮精而且多，较中国数年前所购旧式者尤较灵捷及远。

此次平壤各
军，倭以数倍之众，布满前后，分道猛扑，遂至不支；固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

”
在之前的《重读甲午》专题中，我们已经分辨清楚“专用新式快枪，炮精而且多”的明明是清军，对手日军在枪支和大炮上其实都是远落后于清军的。

当然，我们自然可以明白李鸿章这是为了自保而找借口。

但，在林则徐心里明白之后半世纪，李中堂的心中可谓洞若观火。

他明白到什么程度？
一则出自日本人的记载说，马关议和之日，李鸿章在备受磨难同时，又深为反思和前瞻，并对伊藤博文直言：
“在此，我不得不坦白地讲，此次交战获得两个良好结果，这就是: 第一，欧洲陆海军之战术方法，并非应有白人所独有，黄人亦能用之，并证明可收到实效; 第二，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国觉醒。

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

”
好一句“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

”李大人明明什么都知道，心如明镜，可是在朝堂上可曾说过一句？这句肺腑之言只能对着敌人说出，是讽刺，还是悲哀？
看到问题就说出来者的悲剧
看明白，说出来。

这样真正的仁人志士在晚清不是没有。

比如，郭嵩焘。

郭嵩焘是学习西方搞自强新政的积极支持者。

从咸丰九年(1859)始，他便一再向朝廷提出种种有关建议，恨不得中国立即臻于富强之境，一般洋务派人士的眼光通常仅停留在物质层次上，他们办军事工业、办民用工业和交通、电讯，开发矿山，但极少关注社会关系的改造。

郭嵩焘的眼光比他们深邃之处在于懂得物质层面建设的成败取决于深层次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调整和改造。

特别是他在担任驻英公使任上，致力于观察研究英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经验。

并将观察所得融合进中国国情。

呼吁向先进国家学习。

正因为郭嵩焘看的清楚，并公开呼吁除旧布新，改造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从困境中挽救国家。

他的许多意见已经超越了传统，在国内政坛占绝对优势的守旧派直接将他打为“汉奸”，从朝廷到京师士大夫充满一片唾骂指责之声。

备受围攻之下，郭嵩焘只能黯然辞官，终老故里。

郭嵩焘的遭遇无疑对李鸿章是个警告，敢公开说出来，下场就是这样。

这里似乎我们苛求李鸿章，有逼人做烈士之嫌。

但是作为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究竟是几流，最终还是看这些关键时刻的选择。

孙中山之所以是李鸿章无法望其项背的第一流历史人物，正因为他适时发出了作为一个能看清大势而有责任心的中国人必须呐喊出来的声音，而不是揣着明白而“好官我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