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语言学派

结构主义语言学派

一、介绍及述评

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语言学界经历了一场狂飙突进的革新运动，并迅速波及到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传统的观念因此被打破，人们以新的观念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相关领域中的诸多问题，并向各自的“绝对真理”迈进了一步。而这一切，都要从1916年由学生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说起。

索绪尔

这本书的主人是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l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日内瓦的一位颇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之子，精通法语、德语、英语、梵语、拉丁语、希腊语、哥特语、立陶宛语、古高地德语等等语言。他活着时是一位著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后期又转入对普通语言学的研究。从1907年到1911年，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的课程，

但讲授尚未完成，就于1913年在病魔的折磨下撒手人寰。他忠实的学生,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巴利（Charles Bally）和薛施霭(Albert Sechehaye)收集整理了学生们所记下的课堂笔记，于1916年用法语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本书成为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山之作。

巴利

虽然人类的历史一直伴随着对语言问题的思考，然而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出现，才宣告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最终建立。从18世纪末一直绵延到20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大约风行了一个多世纪。而在此之前的语言学附属于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后者专门研究古代文献。就广义而言，语文学包括文学和文化研究；就狭义而言，语文学包括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语言学家们认为语言能表现人类思想和思维的本质，所以把语言和思维联系在一起，采取哲学的、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继承了狭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并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主张用比较和对比的方法研究世界上众多具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以探明不同语言的发展历史和在始源上的关系，并试图从中构拟出共同的始源语。历史比较语言学为语言学科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它只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去研究具体的语言，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索绪尔就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下开始他艰难的探索，其理论正是建立在对18世纪传统语文学和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冷静分析、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当索绪尔提出与同时代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不同的观点时，他又回到了18世纪所研究的问题上，只不过是以崭新的精神，带着不同的方法回来的。首先，他重新研究了符号(semeion)问题，再一次把语言看作一个代表（representation）的体系。他认识到，语言是一种符号，符号完全是区别性的实体，它的意义产生于符号系统内部的关系中，因此，不能把符号看作代表，一个个地研究。此外，索绪尔在新的认识水平上，以新的方法重新建立了研究语言和研究思维之间的联系，至少可以说他间接地起到了这种作用。这样，通过研究

语言来认识思维，所得到的不是一些原始的概念或自然的观念，而是一种普遍的结构以及能够使事物表示意义的区别作用。

在《教程》中，索绪尔明确界定了语言学的四组对立统一的概念：言语(speech)与语言(language)（个人行为与社会行为）、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音响形象与概念）、历时(diachronic)与共时(synchronic)（演化的过程与现实的状态）、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并指出词语的意义来自于语言系统本身，语言学是以相对静止的共时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研究。他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研究方向，阐明了语言学研究的任务。“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是由单位和关系构成的系统，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分析这个系统。研究语言就是确定语言单位，确定单位之间的关系以及单位之间的组合规则。可以说，他以其独到的见解和杰出的理论贡献，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深入到这个学科的本质中去。

关于这本书的巨大价值，正如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所言，“是前言，而不是后记”，“体现的不是业已完成的大厦，而只是一个创造性的新建构的充满活力的开端。”它开启了结构主义时代，在它之后诞生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三大支脉: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成立于1926年捷克首都的布拉格学派是接受索绪尔理论影响而成立的第一个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当然这一学派的建立也是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的结果，我们看到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泰休斯(vilem Mathesius，1882—1945)、特鲁别茨柯依(Nikulay Cergaieviq Trubetchkoey,1890—1938)和雅可布森等（Roman Jakobson,1896—1982），其中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可布森就是两位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流亡学者。布拉格学派又称“功能学派”，他们基本上都是运用索绪尔的二分法研究语言中的音位问题，创立了音位研究“区别性特征”的理论。它的主要贡献是首次系统地阐明了音位学的任务、原理和研究方法，使它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诸领域中居于领先地位。对此，美国语言学家鲍林格评价说：“欧洲任何其他语言学团体都没有像布拉格语言学会那样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雅柯布森

这一学派后期代表人物雅柯布森提出了结构主义语音学观点，主张立足于整体语言系统来看待个别的语言演变，反对把语言结构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研究截然分

离开来的做法，并进一步把索绪尔提出的“组合关系”

称作“转喻”（metonymy），把“聚合关系”称作“隐喻”（metaphor），认为转喻反映语言的历时性，隐喻反映语言的共时性。雅柯布逊的观点进一步丰富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

乌尔达尔

布拉格学派建立后，索绪尔和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思想很快传播到丹麦。1931在叶尔姆斯列夫和布龙达尔的倡议下成立了哥本哈根语言学会，标志着哥本哈根学派的正式成立。其代表人物为乌尔达尔（Hans Jorgen Uldall,1907—1957）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ielmslev,1899—1965) 、布龙达尔(Viggo

Brondal,1887—1942)。在音位学的问题上他们接受了布拉格学派的影响，由音位研究出发但最终走上的是一条语符学的道路。它来源于索绪尔提出的“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而“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不过，这个学派的人似乎太过偏激，他们认为“符号”是单就“能指”而言的，追求的是一种“纯语言学”，最后变成了纯粹研究语言形式的“语符学”。但不管怎么说，它是以索绪尔的理论为基础发展出的一种新的认识语言系统的视角。哥本哈根学派以语言结构关系的研究及这种研究的数学性质而著称，它代表着人文科学和精密科学相结合的趋势。著名语言学家王希杰先生就此评述说：“哥本哈根学派的学说是一座极有学术独创性的象牙之塔。”

与上述两个欧洲结构语言学派在自觉地接受索绪尔的理论主张而建立的情况不同，大洋彼岸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即描写语言学派则是与索绪尔的理论主张不谋而合。这似乎也印证了索绪尔理论的真理性。这一学派是在调查、研究印第安语系诸语言的过程中发育出来的，时间是20世纪的初期。没有接受任何语言学训练或没有经受任何语言学派污染的美国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弗兰斯·波阿斯(Franz Boas,1858—1942)，从大量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了语言的语音、语法都具有自己的系统性；在语言所表达的语义范畴上，他认为各种语言的逻辑范畴之间是有所差别的，换句话说就是“符号”所具的任意性。1911年他为自己亲手编辑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所作的序言使他由一位人类学家转变为一个结构主义学派的首创者但也是草创者。

布龙菲尔德

描写语言学派的产生方式决定了它以对语言形式的分析和描写为内容，事实也的确如此。1912年，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出版了《语言论》一书，在这本著作中，他积极响应了索绪尔的“语言是符号系统”的理论，并分析指出“语言成分”就是通常所说的“词”，“语言的真正有意义的成分一般是由一串音组成的词，或是词的有意义的一部分”。后来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1887—1949）于1933年发表了《语言论》，在其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语素”的概念，开创了结构主义语法学的新篇章，出色地完成了美国由描写语言学向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过渡，可

谓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真正代表。受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他把语言看成是一系列代替实际的刺激和反应的行为，主张依靠形式的特征来描写语言的结构。在他的影响下，美国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语言学家——弗里斯

（C.C.Fries）、海里斯（Harris）与霍凯特(Hocket)等，这些人丰富发展了布龙菲尔德的理论和方法，使得描写语言学一度达到了一统语言学天下的地步，因此人们把1933—1950年看成是“布龙菲尔德时期”。至此，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三大支脉已经完全形成。

乔姆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