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之曹七巧

曹七巧人物分析一、女性主义的由来与《金锁记》的书写背景人类社会自从进入父权制时代,女性便逐渐沦为男性附庸的角色,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在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

男权制思想认为,这种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不仅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它是自然形成的;因此为争取男女平等的妇女解放运动由此而产生。

“feminism”汉译原为女权主义,后又译作女性主义。

它原本属于舶来品,按照此前学术界的一般认识,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方知识女性用于反抗中世纪封建的男性压迫,争取人身独立的思想解放、政治权力与经济效益、乃至婚姻与性的自主权利的主张及其实践。

女性主义最早出现在法国,最初定义显示出男女社会权力平等的时代特征,“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认识层次的加深。

女性主义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

张爱玲之所以能走红,是与她创作所取的独特视角及其非凡的艺术表现力分不开的,自成一格的表现,赋予了她的作品长久的生命力。

在这之中,作者鲜明而独特的女性意识起着重要作用。

《金锁记》是一篇控诉男权制的作品,是张爱玲“五·四”后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当时正处于女性运动的第二阶段。

《金锁记》以沦陷时期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了从辛亥革命到其后三十年间一个出身于小市民阶层的女子———曹七巧可悲又可怕的人生命运。

她是乡村小镇一个小麻油商的女儿,年轻的时候俊俏风流泼辣,却被贪婪的兄嫂卖给一个旧式大家庭的瘫痪少爷做媳妇。

由于这门畸形婚姻,七巧在情欲和金钱的摧残、折磨下,从一个痛苦无望的妻子,变成多疑善妒的寡妇,最后终于沦落成心理变态的母亲。

“女性”七巧的“质变”完全是“男权”制度的结果。

二、阴性的呐喊,对曹七巧的女性主义解读《金锁记》中主人公曹七巧是父权家法下的牺牲品,七巧前半生为父权所支配,她出生于开麻油店的小商人家庭,因为姜家二爷痨骨残废,娶不到有地位人家的女儿,因此七巧是被当作交易品嫁入姜家,许配给残废的姜二爷,她的一生都承受着肉体、精神和情欲上的痛苦,由于出生卑微,在姜家上下没有一个心腹,人人瞧不起她,加上婚姻的不和谐,封建道德规定七巧只能规规矩矩地“照护”二爷。

《金锁记》可以说是一篇女性情欲大胆外化的女性主义小说。

曹七巧,“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这一个在精神肉体上遭受沉重压抑的女性,最后变得阴毒、泼悍,这不能不说是女性的悲哀。

(一)贫与富姜家是一个名门望族,虽然历史已经处在新旧转型时期,社会心理也处于大转型时期,但是旧的思想文化仍笼罩着这个大家庭,姜家依然维持着它固有的一套秩序:三个儿媳天天请安,丫环老妈时时侍奉,一切都是循规蹈矩,沿袭着旧式的生活方式。

七巧本是一个贫民女子,加之没有“教养”,口无遮拦,常把与“软骨症”丈夫之间的“性”挂在嘴边,触犯了“读书人”姜家的禁忌,为妯娌们所嫌恶,现在跻身于贵族太太、小姐们中间,还登上了本不属于自己的“二奶奶”的位子,因此,备受冷落,连丫环下人们都不能给以足够的尊重。

她的性格与文化环境格格不入,家族家规的威严,名份的桎梏,都向她逼来,周围的人们轻视她、鄙夷她。

她在这个敌对的阵营中孤独而绝望地生活着,于是生存的欲望就成为她手中的唯一武器,她以自己的欲望为动力向周围的人、家庭乃至社会相抗争。

七巧为了稳定和提升自己在姜家的的地位,主动努力地使自己怀孕,希望母以子贵,以子嗣提升并巩固她在姜家的地位。

为了生存,她的青春和欲望牢牢地被金钱和财富锁住了,最终酿成了她怪僻、报复的病态性格。

(二)身体与法封建道德规定七巧只能规规矩矩地“照护”二爷。

但她冒着宗法的威严,向家里唯一有可能的男子三爷姜季泽求爱,而季泽却深谙父权社会所制定的关于男人优势的精髓,在这个制度里,男人可以按自己的欲望,用各种方式交换、买卖女人,女人可以被看作保证血缘纯洁的工具,也可被看作获取快乐的玩偶。

男人可以自由地操纵自己的金钱、身体、性及爱情。

所以,虽然季泽在外面花天酒地,但他却清楚家里的女人是保证纯种的工具,试图逾越“制度”所规定界限的七巧对季泽而言是危险的,所以,他“心里动了动,可是那不行,玩尽管是玩他早抱定了宗旨不惹家里的人,一时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

———她也许豁出去了,闹穿了也不在乎。

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

③所以他摆出人伦的面孔拒绝了七巧,“二嫂我虽然年纪小,并不是一味胡来的人”④。

与姜家的男人结成同盟来抗姜家的“法”,只是妄想。

对季泽的单相思是七巧荒芜的精神世界的支柱和依托。

对小叔子的幻想,是七巧荒漠心灵的唯一慰藉,七巧是用全身心去拥抱这幻想啊。

对姜季泽来说,与七巧调情,只不过是他玩的无数游戏之一。

七巧第一次以感性欲望进行的反抗失败了,七巧对姜季泽情感,并不是她的放荡,而是正常的生理需要,为此,七巧的健康人性开始走向变态扭曲。

(三)经济枷锁七巧丧失了爱的能力,沦为金钱的奴隶,成为疯狂的女人。

七巧的婚姻完全是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尽管她在年轻时,也有中意她的肉店小伙子,还有哥哥的结拜兄弟喜欢她,但她还是被贪图钱财的哥哥嫂嫂用“三媒六聘”“抬”进了姜公馆。

她虽然做了姜家二奶奶,出于门户之见姜家上下都鄙视她。

她陪笑、讨好,但仍被排斥在那个贵族阶层之外。

“争不到主子的名份,脱不掉出身低贱的湿布衫。

”⑤由此,七巧感到自卑。

此外,季泽的虚伪,使七巧感到爱的痛苦,畸形的婚姻,内心的空虚无助,使她感到绝望,此时的七巧明白自己只有拼命去抓住靠得住的东西,而靠得住的只有钱。

在姜老太太死后,七巧终于以她的精明,赢得了一份丰厚的家产,然而,她又害怕财产落到他人之手,处处提防,拼力捍卫这份这家产:第一,季泽来造访,考察季泽的爱是真是假就性命攸关,而爱的试金石不是别的,正是金钱。

“七巧改变话题,用信任的口气向季泽询问起房产、田地的处理方法。

季泽果然回答得有条不紊,显然他是筹之已熟的。

”⑥季泽的目的暴露了,他是为钱而来。

面对这个事实,七巧怒不可遏。

“她将手里的扇子向季泽头上掷去,你拿那样的话来哄我———你拿我当傻子”。

⑦七巧没有上季泽的当,保住了维系生存的金钱。

第二,自揭穿姜季泽的虚情假意和谋财意图以来,七巧自此就不相信任何人,尤其是男人。

连毛头毛脑的侄子曹喜也成了七巧怀疑企图谋夺家产的对象。

一天孩子们一块玩时,女儿长安登上高处不慎摔下,被暂住在家里的表兄曹喜接住,正巧被七巧看见,七巧反将曹喜痛骂一顿,并将其赶出了家门。

然而教育长安,“———天下的男人都是一样的混帐。

你自己要晓得当心,男人踫也踫不得!谁不想你的钱?你娘这个钱不是容易来的,也不容易守得住。

———叫你以后提防着些———。

”⑧第三,那些给长安求亲的人家,只要条件稍微“推扳”点的,都被七巧怀疑对方是意图谋夺家产的,连出身世家的童世舫也被怀疑是外强中干,对长安不怀好意,另有所图。

“姓童的还不是看上姜家的门第!”⑨七巧是在没有任何可以信赖、依靠的困境下,陷入金钱的迷恋中。

除了手中的钱财,世界已告崩溃,没有任何可以信仰的东西。

七巧的人格变异是有其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的,她的变态行为的产生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当时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因为她首先是一个被买卖婚姻制度残害(被吃)的妇女,但她明明知道婚姻是陷阱,是戴着黄金枷锁的监牢,她也愿意往里跳(自吃) ,因为她喜欢金钱,所不同的是她一边陷落一边反抗,挣扎报复,最后竟变成了一个“强者”(吃人) ,主宰了自己的一生。

七巧不但自身性格强悍泼辣,而且在她的生命意识中懂得要求个人的幸福,懂得金钱和情欲,她咬牙切齿忍受着“守活寡”似的夫妻生活取得家族地位,通过婆婆死后分家,获得了相当多的财产。

从这一点上看七巧是个奋斗者、成功者,然而成功非但没有使她活得更好,反而还要遭到更加沉重的精神折磨,她把自己套在婚姻、金钱、情欲这三重枷锁之下,疯狂地变态和扭曲,变成恶人。

她已经不再像封建吃人者那样迷信,害怕报应,她可以为所欲为,全部都是个人欲望的支使。

因为七巧生活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是几千年封建礼法关系的肌体长出的怪胎,七巧是带着这个“胎记”出生长大的。

作为这个“吃人被吃”的链条上长大的孩子,她怎么可能逃脱出“吃人”的命运?正因为曹七巧的生活中有了强烈的金钱意识,而又无法摆脱封建婚姻制度,才使她把封建吃人者的本性和现代物质生活欲望扭结在一起,迸发出比封建时代更强大更可怕的能量,疯狂地毁掉了自己,毁掉了别人。

但是,最后她仍然无法平衡那种病态残缺的心理,戴着黄金的枷锁终老一生。

(四)七巧身上的“女性”是“父亲”的影子在传统的宗法父权社会中男性所占有的主体权威,在张爱玲的文本中却干脆地被作家的文学书写所暗中破坏、讽嘲与颠覆。

⑩文中的姜二爷、姜季泽和长白全是去势的男人。

张爱玲正是在感悟和思考女性命运与生存境遇之后,以清醒的女性意识观照这一特定条件下的父权变奏。

七巧表现出来的是对权力的攫取与使用,显示出女性长期被压抑的权力意识。

她对作为家产继承人的儿子怂恿、放任。

代替父亲把儿子长白调养成十足的劣性遗少。

在文本中,长白的形象实际上已隐含着姜季泽和姜二爷的影子,而七巧对待长白的方式,其实也和她对待丈夫和姜季泽的方式有些共通的地方,这似乎是七巧借此对季泽和残废丈夫的一种报复。

但为了收住儿子的心,她把长白留在家里抽鸦片,还为他娶了芝寿。

然而这媳妇成了她泄愤的对象,七巧在此事实上已落入父权的代理者,重复着以前姜老太太和姜家父老的性别政治模式。

○11她把自己受过的折磨与委屈,变着招儿强加给了媳妇。

如文中所述:“还在婚礼上,七巧便用新人能听见的声音,说别叫白哥儿的一条命送在媳妇手里。

三朝过后,那话更难听了:你别瞧咱们少奶奶老实呀———见了白哥就得去上马桶。

在芝寿的中介下,七巧找到她扮演婆婆和父权替身的镜子,使七巧原来的媳妇身份得以转换成姜家的家长,终于把这个儿媳妇折磨死了。

七巧把家婢绢儿扶正,然而不到一年,绢儿也呑鸦片自杀了。

如此对待别人家女儿,就已经比男人残忍。

七巧对女儿长安则又扮演一位既是病态母亲又是男性家长的角色。

七巧的病态表现在她把女儿的终身幸福视为一种罪恶,使尽手段破坏长安与童世舫的恋爱,一如以前她阻挠长安求学的情况一般。

待童世舫托人前来议定婚期,则七巧的恐惧顿时被推到高峰,便破口大骂长安:不害臊!你是肚子里有了搁不住的东西是怎么着?火烧眉毛,等不及要过门!嫁妆也不要了———你情愿,人家倒许不情愿呢?你就拿准了他是图你的人?你好不自量。

○13七巧用宗法父权的性禁忌———未婚先孕,来嘲讽女儿自欺欺人,也怀疑童世舫的家势外强中干。

七巧的言行足以形成一种讽刺,她把从宗法家庭中学习得来父权秩序和权力操纵游戏规则,用之于欺凌更为弱小的女性同胞。

长安所扮演的角色,就同宗法社会中的普遍女性一样,扮演着父权派给的角色,而不去质疑这种角色的正确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