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读书报告

《中国思想史》读书报告

——晚清三大思潮的复兴提要晚清中国处在剧烈变动的时代，思想界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西洋新知不断涌入，中国士人通常采取重新诠释经典以回应新变，从而重组自己的知识系统。在对传统资源资源的重组和诠释中，经学、诸子之学、佛学出现复兴局面，成为晚清思想史上最为突出的景象。

关键词中国思想史晚清思潮复兴

作者及内容简介

葛兆光，1950年生于上海，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及东亚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1995；增订本，2008）、《中国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1）、《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2003）、《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2005）、《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等。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一共三册，即《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和《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值得一提的是，导论部分着重阐述了作者的研究视角、资料取舍和写作思路，在全书中完整而独立。第一、二卷主要论述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全书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研究与描述。该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也描述产生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以及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作者改变了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本书突破了以往描述观念的历史嬗变的思想史写法，试图从知识、思想与信仰三者的经纬交错中、从精英与世俗之间观念的互动中揭示中国文明构成及发展的复杂底蕴。《中国思想史》写的是一般的思想史，而不是精英史。首先是一般的思想史对每一个思想流派进行考察和梳理的时候更能反应的思想状况；其次是非精英思想史的写作是考虑到思想接受中的普及性问题。一种思想并不一定就能引起普遍关注，也不是刚产生就能够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从而替代它之前的主流思想，葛兆光先生也强调了这一点。

笔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由于篇幅有限，仅就晚清三大思潮的复兴作一些论述。

一、晚清经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面对天崩地裂式的大变局，在这种巨变的时代，进入新语境的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不得不重组自己的知识系统。而在这种力图适应新世界的知识重构中，拥有相当深厚历史与传统资源的中国士人，通常采取的是重新诠释古典以回应新变的途径，而在这种重新诠释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因为，在古代中国相当长的时间里，儒家的经典是读书人最熟悉的文本，儒家的经学是读书人最熟练的关于所有知识、思想和信仰的诠释方式。古代中国的经典和经学，承担着对各种知识进行维护和延续的责任，也承担着使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得到理解，并获得合法合理性的责任。重新诠释是一种双向活动，虽然新知在经学的解释下，常常有些变形扭曲，但是经学解释也常常随着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渐渐越出原来的传统边界。经典解释的知识资源的真伪是非原则的变化，可能也意味着整体真理观念的变化。在那个时代，这些占据了中心位置的儒家经典在知识系统中的任何一点位置变化，都可能意味着整个中国思想世界的巨变。

十九世纪末，今文经学崛起成为思想史上普遍关注的问题。今文经学作为传统文化资源，既有清代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为其提供可能性，又有当时社会政治危机作用于士人心理而产生的媒媒介作用。同时，也与作为区域学术的常州学术及学风密切相关。经学是意识形态文化，与社会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而变化。十三经形成史和经学形态变迁史，也就是封建统治思想的调整史。因此，经学代表着实质性传统，经学的分裂和瓦解，在相当意义上，标志并反映了传统的分裂和瓦解。今文经学瓦解传统的作用，是通过对社会心理、人们的思想的影响而实现的。由于儒家的经典是指导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思想基础，由于经学在学术中的尊崇地位，经学思想的变化对社会心理及人们的思想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经过一次次强有力性格的刻勒，这种辐射作用越来越加强，经学思想的分裂便转换为社会心理层面的分裂。龚、魏将今文经学政治化，锋芒初露。至康、梁变法，发展更为迅猛。今文经学在19世纪的历史转折时期，在营造经世学风、消解传统、活跃思想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并成为政治批判的思想武器和榫接西方思想的桥梁。它对19世纪救国思潮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表面上看经学仍然维持着它的生产与再生产，直到这个世纪中叶，还有不少出色的关于经典的文献学研究著作出现。可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这种笼罩了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经典之学开始真正出现裂缝，无论是古文还是今文，两方面的学者在对传统与现实的双重焦虑和紧张下，对经典重新进行诠释，试图重新发掘属于自己的知识与思想资源，来回应日益涌入的新知。一方面，对现实的思考在不断地瓦解传统经典的边界，他们把心中所想融入经典的解释，并依靠经典的名义建立当下的权威话语，却在表面上把经典当成包治百病的圣经；另一方面，则在

追求确凿性的名义下不断引入新知，新知瓦解了经典的神圣性，于是，开始把经典当作历史文献，把经学渐渐变成了史学。

二、晚清诸子之学

诸子学又称子学，指除儒学以外的诸子各家的学说，诸如活跃在先秦时期的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农家、兵家等，都是属于诸子学中的很有名气的学派。诸子学兴起于先秦，以后由于汉武帝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诸子学遭到压抑，甚至禁止，走向了衰落。明末清初，一些学者曾对诸子学产生兴趣，如傅山就学好老庄，遍注诸子。清代中期，汪中曾撰《墨子序》，对墨学推崇备至。到晚清，社会风气丕变，诸子学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逐渐萌发崛起，不意竟成复兴之势。大致而言，晚清时期的诸子学的发展在19世纪末戊戌维新运动以前是它的萌发阶段，在晚清最后十年间，则是它的兴起阶段。

晚清诸子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现象，从其渊源来讲，至少可以追溯到乾嘉时代。乾隆年间，考据学盛行，文人学者多以爬梳古籍为治学本务。部分学者不满于仅在儒学典籍的整理上耗费精力，于是把治学目光移向诸子学，开始对这些千年绝学的研究。嘉道以后，清朝统治趋于衰落，文化专制有所松动，一些原来被压抑的学术思想开始活跃起来，其中就包括诸子学。为晚清最后十年间诸子学的新发展打下了基础。甲午战争之前的诸子学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治学思路、治学风格上并没有超出乾嘉汉学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乾嘉汉学在诸子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延伸关注诸子学的学者主要是旧式士夫宿儒所述问题多为对于诸子典籍的校勘，侧重于技术性的整理，鲜有对于诸子学义理的深入阐发。从研究者的指导思想来看，基本上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上看待诸子学的，把诸子学视为坚持儒学的的一种补充。是以诸子学辅翼儒学。因此，此期的诸子学研究尽管有所开展，但只是作为传统儒学的附属学术而存在，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

戊戌维新思潮的兴起对晚清思想学术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新学思潮的感染下，学术界成长起一批具有近代学术目光的知识群体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他们痛定思痛。从文化学术的层面来反省中国的问题，重新估价中国传统学术的地位和作用。此期的新派知识分，无论是改良派方面的，还是革命派方面的，都非常看重诸子学。这批人治诸子学的思路、宗旨和方法，与老辈士人截然不同。因此，自戊戌维新思潮兴起后。尤其在晚清最后十年间，中国学界的诸子学研究别开生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时期。20世纪初，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的影响下，新派知识分子以近代学术观点审视中国传统学术，开拓出诸子学研究的新局面。此期诸子学研究的开展，是与新派知识分子突破独尊儒术的学术旧格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突破了独尊儒术的教条，新派知识分子对于诸子学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把它们看成是与儒学同样重要的历史遗产和文化宝库。

从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尤其在晚清最后十年间，诸子学研究在新的起点上开展起来。在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