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人群对养老模式选择的经济分析

不同人群对养老模式选择的经济分析
经济管理专业学生 宋一君
指导老师 钟甫宁
摘要：社会结构的变迁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失去支持系统，多元化的养老模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本文探讨了不同人群对养老模式选择，并建立三元选择模型分析不同特征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受教育程度低和家庭子女数较多的人偏向于家庭养老，男性、收入较高的人较倾向于独立养老，而受教育程度较高年轻一代和低收入的人群对集体社区养老模式的接受程度较高。

此外，政府的养老补贴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于集体养老社区的态度和社会养老的信心。

未来的养老趋势为经济上对后代依赖的减弱，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的依赖仍很强。

关键词：养老模式；经济供养；生活照顾；多元logistic模型
Economic analysis of eldercare choices of different people
Student majoring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ijun-Song
Tutor Funing-Zhong
Abstract：Due to the variance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traditional family care for the elders has lost its foundation, and multi-pattern of eldercare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This paper discussed different eldercare choices of different people, and analyze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on the base of multi-logistic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female, people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 and with more children lean to family eldercare, male and people with higher income tend to independent eldercare, while the young generation with higher education and those with lower income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accept collective community pattern. Besides, the governmental policy that provide subsidy for the elders affect the attitude of collective community pattern and the confidence of social eldercar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trend of elder care in future is weaken economic reliance on offspring and remained strong daily care and spiritual comfort.
Key words: pattern of eldercare; economic fending; daily care; multi-logistic model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我国自197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并稳定在低水平的现实，在宏观层面上引发了人口年龄
结构的巨大变化。

据统计，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人口转型的双重进程中，老年人赡养比的快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老龄化问题在未来几十年里将是公共政策最重大的研究领域之一（Armstrong，1999）。

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也是主要的养老模式，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赡养父母在西方并不成为必须负担的义务，而在中国却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多方面的冲击：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力和人口迁移的需求；核心家庭、小家庭的形成；“孝亲”观念的淡化以及家庭中的代际倾斜等。

在社会逐渐失去家庭养老支持系统的情况下，研究和探索未来养老模式的新趋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试图分析40-55岁年龄段人群对于未来养老模式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并针对未来人口特征的发展趋势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

二、文献综述
养老模式的选择受制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

农业社会主要由具有血缘和亲缘关系的家庭为老年人提供赡养，即家庭养老。

工业社会以来，家庭养老功能萎缩，大多数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很多老年人依靠退休金生活，即社会养老（宋宝安，2006）。

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失地农民社会群体形成，导致劳动力的流动和从业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平均寿命的延长导致家庭负担变重（杨连专，2002；安增龙、董银果，2002）；计划生育的实施使家庭子女数量显著下降；现代生活方式使年轻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弱化（丁士军、陈传波，2005）。

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家庭特征的变化，从而影响了老人获得家庭照料的可能性，也会影响人们选择养老模式的决策。

老年人的需求是全方位的，既需要经济上的供养，也需要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很多学者研究过养老资源选择的影响因素。

许多亚洲的研究发现，父母有愿意与儿子同住的强烈趋向(Weinstein,1990; Martin,1989; Casterline,1991; Hermalin,1992; Lee,1994; Tsuya & martin,1992; Kojima,1989)。

中国的学者指出，无论是同住,还是代际间联系及帮助,儿子都比女儿重要得多(Parish & Whyte，1978；胡汝泉、叶乃滋，1991)。

家庭在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与家庭这一人类社会基本制度的特征与功能密不可分。

姚远（2001）总结过子女数与家庭养老功能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子女数对家庭养老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种功能没有直接影响或影响甚微。

而1992年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证明，在控制老年人年龄及其他变量后，子女数对于老年人家庭供养存在显著作用。

此外他也提除了应该关注的特殊群体，包括老年妇女、独生子女家庭、“空巢”家庭、单身老人和患病老人的养老问题。

宋宝安（2006）曾对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调查，根据人口特征、社会地位和家庭情况对养老模式态度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居住地、健康状况、职业类别、家庭关系和家庭地位，都对老年人养老模式的态度有影响，而家庭收入情况与养老态度无关。

而Yuanting-Zhang和Franklin W. Goza.认为家庭收入的限制是很多人仍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模式的原因，而一些城市家庭开始意识到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沉重负担，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多数人会选择自己独立解决养老问题。

风笑天（2006）认为现实社会已失去了传统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基础。

为此广大独生子女父母会接受一些新的观念，例如认可与子女分开住，实行自我养老、独立养老积极夫妇的互助养老，或者到各种老年公寓、敬老院等养老机构养老等。

现有的研究多是从宏观角度来分析家庭养老受到冲击的原因，并探索可行的当代养老模式，只有少数关于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微观角度系统地探讨正处于角色转换过渡阶段的当前中年一代的养老选择问题。

三、分析的理论框架
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主要可分为经济供养、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

而养老资源的来源主要有家庭（主要指子女）、自己（包括老伴）和集体社区（及其成员）。

根据养老资源来源的不同，现有的养老模式主要可分为家庭养老、独立养老和集体社区养老三种1。

人们对于养老模式选择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

随着人们对于社会变革的意识越来越强，人们会较早地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

而对于未来养老模式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当期的收入支配，例如通过增加储蓄、购买养老保险等来解决未来的经济问题。

从理论上来讲，养老模式的选择会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外部养老资源可获得性的影响。

相对于已经步入老年的人群来说，影响40-55岁的人群养老模式选择的因素是有区别。

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属于准老人，正处在壮年到老年的转型阶段。

他们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好，不会存在老年人由于健康问题而偏向家庭养老的倾向；在整个家庭中他们处于中心位置，属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间层，因此他们不像家庭中的老年人一样存在家庭地位的弱化和与下一代的家庭关系矛盾等问题；他们有很强的劳动能力，收入也应当处于一生的鼎盛时期，因此可以决定现在和未来的收入分配。

对于未来养老模式的选择，剔除个人偏好之后，人们会根据各种养老资源可获得的可能性做出判断。

如果子女越多则获得家庭养老资源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当前收入越高则可用于未来养老的经济资源越多，就可能越偏向于独立养老；而如果政府提供的养老资源越多，则人们对政府支持下的集体养老社区模式会更有信心。

根据以上分析，最后确定的影响40-55这个年龄段人群对于未来养老模式选择的因素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家庭年收入2、子女特征、老人负担等家庭特征以及政府提供的养老资源。

四、数据来源与样本的描述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是2007年5月初进行问卷调查得到的，调查对象为40岁到55岁年龄段的人群。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调查地区为江苏的江阴和南京地区。

调查共发放问卷130份，回收问卷123份，最终有效样本为101份。

（一）对子女养老的态度
调查结果显示，在有效的101个样本中，有50个人表示仍会偏向选择家庭养老作为未来的养老模式。

而在关于对子女养老责任的看法问题时，34.65%的人
1在问卷调查中分别问了经济来源、生活照顾、居住方式和养老模式的选择。

其中养老模式的选择是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未来的主要养老模式。

这种意义上的模式可能不一定是原来那种纯粹的定义，而是根据人们对三种模式概念界定后所形成的三个分割区域，每个区域代表相应的养老模式。

即这里养老模式的定义是一个区域而非一个点（三种养老资源来源于同一对象则称为点）。

因此这种选择实质上包含了人们的一种价值判断。

2这里的家庭年收入实际上指的是被调查者夫妻俩的年收入之和。

认为子女应该完全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同时包括经济和生活照顾两方面。

由此可以发现，在现阶段家庭养老的文化传统在很多人心目中仍根深蒂固，他们认为父母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子女尽赡养父母的义务是天经地义的。

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有相当一部分人约15.84%认为子女有他们的家庭和生活，未来子女的负担会很沉重，不应当让自己成为他们的负担，因此子女可以不用承担养老责任。

相对于以上的观点来说，这是一种较为开明的看法，说明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意识到社会变革的步伐，他们的出发点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包括子女在内的整个家庭或家族利益的最大化。

表1. 对子女养老责任的看法
对子女养老责任的看法 频次 百分比
应该完全承担养老责任 35 34.65%
可以不承担养老责任 16 15.84%
只要承担经济责任 4 3.96% 只要承担生活照顾责任 46 45.54%
合计 101 100%
表 1 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对于从子女那里获得的养老资源开始偏向生活照顾。

有45.54%的人认为子女只要承担生活照顾责任，而只有不到4%的认为子女只要承担经济责任，这一结果表明人们的经济独立意识开始增强，但生活照顾方面还是偏向于亲人。

另外，有63.37%的人认为儿子和女儿在承担父母养老义务上不存在差别，余下36.63%的人认为在父母养老义务上儿子比女儿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这说明传统的“养儿防老”思想正在弱化，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跟过去相比子女数量减少了，家庭养老资源的来源变得相对有限，因此即便是将来要嫁出去的女儿，也得开始承担同样的养老责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性别歧视的现象真的有所改善，人们认为生儿生女都一样。

基于对性别差异态度的调查结果，在模型的变量选择中并没有引入关于子女性别的变量。

（二）家庭养老的相关检验
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主要通过家庭得以实现，而经济供养和生活照顾两方面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解决。

通过家庭养老模式分别与经济供养和生活照顾的相关性检验，就可以判断人们选择家庭养老是为了偏向于获得哪个资源。

表2. 家庭养老与子女照顾日常生活的交叉汇总
选择家庭养老模式
由子女照顾生活
是 否 合计
是 44 11 55
否 6 40 46
合计 50 51 101
表3. 家庭养老与经济来源子女的交叉汇总
选择家庭养老模式
经济来源主要为子女
是 否 合计
是 22 3 25
否 28 48 76
合计 50 51 101
φ′系数(Cramer 统计量)是用于测量称名变量间相关程度的一种常用方法。

φ′系数的取值范围为0到1.00，当两变量之间完全相关时，φ′系数值为1.00。

)
1(2
−=
′L n χφ
两个相关检验中均是样本数为101，L 为2，求得家庭养老与选择子女照顾日常生活的卡方值χ2为45.07，进一步得到φ′系数的值为0.67；而家庭养老与经济来源主要为子女的卡方值χ2为19.6，得到φ′系数的值为0.44。

从检验的结果来看，两者与家庭养老的选择都有正相关关系，且选择由子女来照顾自己日常生活与家庭养老的选择相关性更强。

这与以上人们认为子女养老责任的主要在于生活照顾的结论是一致的，进一步说明了人们选择家庭养老主要是为了获得家庭的生活照顾资源，而非经济资源。

（三）未来养老的经济来源选择
表4是关于未来生活照顾和经济来源的交叉汇总表，从表中可以发现有19.8%的人认为未来自己养老的经济来源主要是自己劳动所得，而有49.5%的人选择以储蓄的方式来积攒老年的经济来源，也就是说约有70%的人选择由自己来解决养老的经济问题。

同时，尽管人们选择不同的生活照顾来源方式，但除养老机构外，各种方式都是依靠自己解决经济来源的居多，这充分说明人们开始有较强的经济独立倾向，而储蓄养老的比例也反映出已有很大一部分人开始较早地考虑未来的养老问题。

在调查中，有43个人已经购买了养老保险，其中有6个人购买的是商业养老保险，其余都是社会养老保险3；有22个人未来有退休金，而有退休金并且还购买了养老保险的人为18个。

这说明在考虑未来养老的问题之后，很多人已经对当前的收入分配做了调整，将一部分资金用于未来的养老保障。

多数尚未购买养老保险的人都表示考虑过购买，其中大部分人是因为暂时经济条件的限制没办法购买，只有少数打算先解决子女的教育和婚嫁问题后再购买，还有一些人因为未来会有较高的退休金所以不打算购买。

总的来说，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经济独立意识已经提高，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由自己来解决养老的经济问题。

表4. 未来生活照顾和经济来源的交叉汇总
经济来源
生活照顾资源的来源 子女或亲戚 自己劳动所得自己储蓄 集体政府补贴 合计
子女或亲戚 21 38.18% 8 14.55%25 45.45% 1 1.82% 55 100%自己和老伴 3 7.89% 12 31.58%21 55.26% 2 5.26% 38 100%雇佣保姆 0 0 0 0 4 100% 0 0 4 100%养老机构 1 25% 0 0 0 0 3 75% 4 100%合计
25 24.75%
20
19.8%
50
49.5%
6
5.94% 101 100%
表5. 退休金和养老保险的统计汇总
3
在江阴的调查样本中，人们名义上购买的是社会养老保险，但实际上很多人并没有相应的工作单位来承担一部分费用，都是自己完全负担相关买保险的费用，这种养老保险必须交足每年4000元，共交纳20年即总共80000元，男的到60岁，女的到55岁就可以每月领取700元左右的养老金。

这种社会养老保险实质上已经很接近商业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
退休金 已购买 未购买 合计 有 18 4 22 无 25 54 79 合计
43
58
101
五、未来养老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一）模型选择和变量说明
本研究所考察的是人们对未来养老模式的选择行为，选择的结果有三种，即家庭养老、独立养老和集体社区养老。

传统的回归模型由于因变量的取值范围在正无穷大与负无穷大之间，在此处不适用。

常用的二元logistic 模型较适合只有两种选择结果的模型构建，本研究将构建三元logistic 回归模型来进行回归分析，并以集体养老社区的选择概率作为参照系，通过估计模型的参数进行比较可以直接看出不同变量的影响。

4
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P1=选择家庭养老的概率；P2=选择独立养老的概率；P3=选择集体社区养老的概率
1321=++p p p
1765432113
1
log
εααααααα++++++++=Avl Eld N Inc Edu Age Sex B p p (1)
2765432123
2
log
εβββββββ++++++++=Avl Eld N Inc Edu Age Sex B p p (2)
因为：3
231233121log log )log(log
p p
p p p p p p p p −=∗= 37766554433221121)()()()()()()(εβαβαβαβαβαβαβα+−+−+−+−+−+−+−+−=Avl Eld N Inc Edu Age Sex
B B
因此只估计出两个方程的参数就可以通过计算得到第三个方程的参数。

在实
际估计模型时，我们选择了P3即选择集体养老社区的概率作为参照系,因此只需估计(1)和(2)两个方程。

4
也可采用三个二元logistic 模型，对每种养老模式建立一个回归模型，通过比较相应因变量的系数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表6. 模型变量的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类型 变量单位或赋值
性别（Sex） 虚拟变量 1=男；0=女
年龄(Age) 定距变量 岁
受教育程度(Edu) 定距变量 年
年收入(Inc) 定序变量 1=12000元以下；2=12000-24000元；
3=24000-36000元；4=36000元以上
子女数(N) 定距变量 个
老人负担指数(Eld) 定序变量 1=低；2=中低；3=一般；4=中高；5=高
补贴(Avl) 虚拟变量 1=有补贴；0=无补贴
（二）模型估计结果
利用SPSS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模型各参数。

在典型的回归模型中通常用R2来度量拟合优度，R2值在0和1之间。

但是因变量二元或多元选择模型的R2不可能接近1，代替R2的一个度量拟合优度的比较好的方法是似然比指数（likelihood ratio index）。

在本模型的检验中采用“-2LL”似然比卡方检验5，如果从初始模型到最终模型，-2LL的值减少得越多，则说明模型拟合得越好。

从回归的结果来看，在本研究中从初始模型到最终模型，-2LL的值减少了18.551，通过查χ2分布表可以得到在自由度为14，概率为90%的临界值为21.06，通过表7中的概率Sig.也可以判断，模型在2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7. Model Fitting Information
Model Model Fitting Criteria Likelihood Ratio Tests
-2 Log Likelihood Chi-Square df Sig.
Intercept Only 176.951
Final 158.401 18.551 14 .183 5卡方检验适合样本比较小的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样本越大，则对显著性水平的要求越高。

表8. 模型估计结果
（三）对回归结果的解释
可以看出，无论是模型的拟合优度还是模型参数的回归结果都不是很显著，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因变量养老模式的选择虽然有三个结果，但在实践中，人们对于养老模式的选择并不是单一的，即这三个选择项并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人们可以将不同来源的养老资源进行组合选择。

其次，一部分人对于三种养老模式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在问卷调查中也曾出现过选择结果前后矛盾的情况。

再次，样本的来源较单一，只选择了两个调查点进行问卷调查，且都为发达地区，因此样本的差异不是很大。

样本的变量差异不明显或集中于某些属性值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模型估计结果。

通过尝试不同自变量的组合回归，发现系数方向基本没有变化，且绝对值和T检验的结果的变化也不显著，这说明不存在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而导致模型不显著的情况，因此仍有理由对模型的估计系数进一步解释。

1.从模型参数来看养老模式选择的性别差异不是很明显。

但从参数的相对大小还是可以发现，男性更偏向于独立养老，选择独立养老的人群中男女性别的期望比例为1.448：1。

原因可能是40-55年龄段的男性获得收入的能力更强，独立意识也更强，而女性则相对偏向于保障功能更强的家庭养老。

2.年龄的系数表明年龄越大的人越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其次是独立养老，最后是集体社区养老。

原因可能是年龄较大的那代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大，多认为子女养老是理所应当。

受教育程度的系数表明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人越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模式，而对于独立养老和集体社区养老模式的选择，我们并不能接受其存在显著的差异。

当前夫妻俩总的年收入系数为方程（2）大于方程（1）大于0，这说明当前收入越高的人越倾向于选择独立养老，而只有当预期未来经济来源较少的人才会选择集体社区养老模式。

从这几个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大的人偏向家
庭养老，而对集体社区养老较排斥。

原因可能是他们对集体社区养老的理解存在偏差。

在农村，作为社会救济形式的敬老院较为普遍，通常是收养一些无依无靠的老年人。

老一辈的人通常认为儿女不孝老人走投无路才会进敬老院，所以对其较为排斥。

在调查中也发现，很多人对集体养老社区的概念就停留在敬老院模式，因此也出现了只有收入较低的人才会选择集体社区养老的结论。

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一代则思想较为开放，且对集体养老社区模式有一个更新更清晰的认识，因此较乐意接受这种新的模式。

3.在家庭养老的方程中子女数的系数相对显著，说明子女数目越多的人越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这与理论的预期是相吻合的。

子女数目越多，则获得的家庭养老资源会越多，可能性也越大，风险就越小。

跟独生子女家庭相比，由多个子女共同承担父母的养老责任，每个子女所承受的负担不会那么重，而父母对于自己给子女造成负担的忧虑也会减少，因此会选择家庭养老。

4.老人负担指数变量反映的是当前被调查者的上一代的养老情况及对其依赖和负担程度。

变量的回归系数表明人们的选择行为具有一种示范效应，即当前所承担的家庭养老责任越重，今后自己也会偏向于选择家庭养老。

从代际转移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接力模式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均衡互惠原则，从总体和长线来看,一个社会经济共同体要能长期维持下去,成员间的来往取予必须均衡互惠。

由于自己当前对上一代给与了较多的养老资源，所以也会期望下一代给与同样的转移。

5.在两个方程中政府是否对老年人有补贴这一变量的系数都为负，说明政府提供的养老资源会对人们的选择造成一定影响。

集体养老社区的建设多被认为是政府的责任，政府给与老年人一定基本生活保障补贴的地区，人们对于政府的信心更大，认为政府会很好地承担起集体养老的职能，对政府组织的集体养老社区的所提供的服务更有信心，因此更愿意选择集体社区养老。

六、小结
（一）主要结论和政策含义
养老模式的多元化既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也是老年人需求多元化的外在表现。

通过相关的描述统计和计量分析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1.在一段时期内，家庭养老仍将作为主要的养老模式，人们倾向于从家庭中获得生活照顾的养老资源。

2.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经济独立性增强，且开始较早地筹备养老资金。

3.人们对于集体养老社区的概念存在误区。

老年人的概念停留在“收留无依无靠的老年人的敬老院”上，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年轻一代对其认识相对全面些，接受程度也更高。

4.政府的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于集体养老社区的态度和社会养老的信心。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未来老人赡养问题变得尤为严峻，尽管人们的观念已经开始有所变化，但仅靠家庭和个人的资源配置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调查中有44%的人认为今后的养老趋势为社会养老，政府会承担起一部分责任。

当前的社会养老保险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发挥作用，未富先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对老年事业的资源投入。

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的趋势，将使照料问题日益突出。

1992年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显示，年老多病而造成的经济负担、对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