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本的真实性与虚构部分成因探讨

梁家瑞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000）

摘要：遵循真实性原则的传记文学作为传主一生或某一阶段的再现，其真实性问题及虚构部分的成因问题，既是传记研究过程中的首要问题，也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本文从传记的创作和传记的叙事方式入手进行分析，对传记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及虚构部分的成因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传记；传记文学；真实性；虚构成因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1-0148-02 传记文学必须具有相当程度上的真实性，这一点是所有读者、作者以及文学评论家的共识，也是传记文学最基本的准则。如果不具备真实性，传记便不能称为传记了。小说家可以刻意地将自己的作品写成“满纸荒唐言”，而传记作者却将之视为大忌，“虚构”和“捏造”的人物和地点如果出现在传记中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正如马克·萧芮（Mark Schorer）所言：一个小说家，他是一个自由人；而作为一个传记作家，不妨说他是戴着锁链写作。小说家甚至在以真人真事为题材时也可以编造内容，而且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处理这些内容；传记作家却是以给定的内容为前提，并且下笔成文必须严格贴合实际。①也就是说制约着传记作者的写作规则既不是诗人所要遵循的韵律，也不是剧作家的三一律，而是“事实”。在《批评的剖析》一书中，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指出：传记是“事实的作品”，而非“想象”的产物。②即便如此，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绝大多数自传、他传、书信和回忆录甚至是日记中依然存在着一定的虚构成分。因此，传记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及虚构部分的成因问题可以说是传记研究的关键所在。

记录生命历程的传记天生带有很强的历史性，这就决定了对所有传记研究者而言，传记的真实性可以说是其研究过程中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最为敏感的问题。诚如亨利·梭罗所言：“我们经历的人生是一个奇异的梦，我根本不相信人们对它作出的任何叙述。”③在充满变数的生命之中想要把握住人生的闪光点是极为困难的，加上用于写作的语言在本质上不仅具有修辞性、不确定性和含混性，而且还具有物质性，因而对于人的思维具有一定的反作用，使得人们在建构自我形象时不可避免地走向自相矛盾和自我欺骗，因此很多传记要么有名无实地流于表象，要么成为粉饰自我的谎言集。针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可以从传记的创作和传记的叙事方式入手进行分析，从而得到合理的解释。

从传记的创作角度来看，同一个人的传记若出自不同作者，则内容往往大相径庭。例如在《国家传记词典》中，我们所看到的“培根”这一词条是有板有眼的描述、层次分明的秩序和力求客观的罗列；但是在约翰·奥布瑞（John Aubrey）所著的《简要的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培根是一个置香草野花于案、喜爱华庭豪宅而又拥有一双“蝰蛇般的眼睛”的人，在他失宠于朝廷时“有人告诉他：‘阁下，是您打量左右的时候了’。他回答：‘我不在乎左右，我在乎上面儿。’”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严肃的工具书中，一个人的传记完全是对历史事实和传记材料的整理，用简练的语言来冷静地叙述一个颇具影响的逝者；而到了作家笔下，字里行间再现出来的是一个有血有肉、充满生命气息的人。

在自传中同一作者在不同人生阶段所著自传也有很大出入。19世纪美国废奴运动领袖、杰出的作家和政治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撰写的三部自传：1845年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美国奴隶的叙述》(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an American Slave，Written by Himself)，1855年的《我的奴隶生涯和我的自由》(My Bondage and My Freedom)以及1881年出版(后于1892年增订)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时代》(Life and Times of Frederick Douglass)，是美国黑人文学的开山之作，同时也奠定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每一部自传再出版后都会引起轰动，书中猛烈地抨击了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大大推动了美国乃至世界性的废奴

运动及反种族歧视运动。然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热潮过后，开始出现对道格拉斯自传的质疑声。如小盖茨(Henry Louis Gates，Jr．)在《从惠特利到道格拉斯：替代的政治》一文中指出，以往对道格拉斯自传的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大多对其对自身经历叙述的真实性持肯定态度，甚至没有注意到道格拉斯在其人生不同阶段的自传中对同一事件或人物的看法往往是不同的，对其父母的描述前后也差别很大。

就内容而言，与道格拉斯1855年出版的第二部自传相比，1845年的自传明显缺少许多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他本人幸福的童年、慈祥的母亲以及温馨家庭生活的记述。除此之外还增加了对“我”来到北方后的自由生活的叙述，道格拉斯把这部分的叙述命名为“作为自由人的生活”，正是这后一部分叙述使得在1845年自传基础上大大拓展了的第一部分“作为奴隶的生活”的叙述显得更为深刻。可以说，1855年自传的第一部分既是1845年自传的扩展和延续，同时也是该自传第二部分的起点和出发点。总之，无论从叙事策略还是对事件和情节的安排上来看，1855年的第二部自传都与1845年的第一部自传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的存在并非偶然，它与作者的心态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这也证明了自传文本中的叙述者不但与真实作者不同，其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的错码和语言的重新组织，难免会导致对事实的误判，从而导致即使是同一作者所撰写的传记也会出现前后矛盾的现象。

从传记的叙事角度来看，无论传记还是小说，最终都不过是一种阐释。艾拉·奈达尔（Ira B.Nadel）指出，语言、叙事策略和修辞在写作过程中都参与了对事实的歪曲、改变和修正。“所以，读者和传记作家都必须认识到修辞、叙事手法和风格不但组织事实，而且也改变事实，以便创造一个文本世界里的生平。”⑤让·雅克·卢梭的《忏悔录》以其大胆、坦率和诚实的特点成为文学史上最早最有影响的自我暴露作品之一，书中毫不掩饰个人丑行，对后世影响深远并成为自传文本的典范。在我国，卢梭甚至被称为法国自传第一人。⑥然而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其论文《辩解——论<忏悔录>》中通过对卢梭的《忏悔录》进行解构主义剖析，认定了其在文本中具有隐含的“辩解”特征而绝非人们所公认的“忏悔”性质。保罗·德曼特别指出，在书中“卢梭诬陷女仆偷丝带事件”里，“卢梭没有使自己仅仅陈述‘真正’发生的事情，虽然他不无骄傲地让人们注意其充分的自我谴责，而且这种谴责的坦荡我们也从未怀疑过。‘我的忏悔是十分坦率的，谁也不会认为我是在粉饰我可怕的罪行。’然而，说出这一切并不能足够应对，忏悔仍然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辩解：‘如果我不能同时揭示出我内心的意向，甚至因为害怕给自己辩解而不说当时的一些实情，那就达不到我撰写这本书的目的了。’”保罗·德曼紧接着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以真理的名义作出的，而且，乍看之下，在忏悔和辩解之间不应该存在任何冲突。然而，语言却揭示了害怕为自己辩解这一说法的张力。”⑦在《忏悔录》文本中出现这样的裂痕，只能说明卢梭的所谓忏悔并非出于对公正的补偿，“而仅仅是一种语言上的说辞”。卢梭之所以强调他的道德意向，强调他每每想起自己对玛丽永所犯下的罪行就痛苦不安，是因为“稍微摆脱这种良心上的重负的要求，大大促使我决心撰写这部忏悔录”，⑧用内心的情感混淆背德的事实，并牢牢掌握着“坦荡”口吻所带来的话语上的霸权，以此为基点形成了“说出这一切就是光荣”的假象。“辩解姗姗来迟，且总是出现在犯罪之后。犯罪既然暴露，那么，辩解就在于以隐瞒的伪装重述这种暴露。”我们不难看出，保罗·德曼的论文打破了自传是最具真实文本的神话。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传记的创作还是叙事方式的角度来看，传记实际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虚构成分。诚如尼采所言：“一个事物的特性乃是对其他‘事物’的作用。”⑨传记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向读者传递关于传主自身的信息，而相当一部分第一手材料往往被传主有意地销毁，以便隐瞒或者藏匿自己的“真实”和“证据”。因此，传记的真实并非绝对的真实，而是有选择性的通过对人生镜像的折射来重新塑造和阐释传主自身。我们在重视传记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