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部编版一年级语文下册第三单元《怎么都快乐》拓展阅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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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都快乐》拓展资料
一、作者简介
任溶溶1923年5月19日出生于
上海虹口区,原名任根鎏。1947年正
式以"任溶溶"为笔名。"。
广东鹤山古劳下六旺宅村人。4岁
返广州读私塾和小学。1941年翻译第
一篇苏联小说。1945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这一年翻译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从此,他以儿童文学为终身事业。上海解放不久,负责编辑《苏联儿童文学丛刊》。1949年后曾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主管外国文学编辑工作,后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编辑《外国文艺》杂志,陆续在上海儿童书局出版的《儿童故事》杂志上发表译作。这一年他翻译的《小鹿斑比》《小飞象》等迪斯尼童话故事,让中国的少年儿童也有了甜蜜的"睡前故事。
1952年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后,主管外国文学编辑工作,出版了许多好书。后历任上海少儿社编辑部副主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他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和儿童文学创作,翻译了大量俄、英、意、日等多种文字的外国儿童文学名著。译著童话剧剧本《十二个月》,童话《安徒生童话全集》、《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彼得·潘》、《长袜子皮皮》、《吹小号的天鹅》,《夏洛的网》民间童话《俄罗斯民间故事》等。著有小说《我是个美国黑孩子》、《丁丁探案》,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儿童诗集《一个可大可小的人》、《小孩子懂大事情》、《给巨人的书》等。儿童诗《你们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获第二次全国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又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宋庆龄樟树奖、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翻译奖、亚洲儿童文学奖。
早年曾参加文字改革工作。六十年代起,经任溶溶等的倡导,少年儿童出版社开始系统地介绍国外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品,并出版重要作家的选集。"文革"以后,任溶溶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编辑《外国文艺》杂志。现为上
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和上海语文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曾是第八届上海市人民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任溶溶:只求一生快乐
色彩鲜艳的衬衣,充满生机的植物,恰是一位在童话世界遨游半生的老人最好的陪衬。
任老先生言语中爱运用的句式是:“我最喜欢什么,我最佩服谁,我最害怕……”,
他教儿子下棋,儿子学会了,快赢他了,他就让儿子另请高明,以便让自己始终保持不败的地位。
记者拿出《棉球方块历险记》玩偶向他炫耀,他眼神呆了一呆,一下子就说出了电影的名字。须知,连许多年轻人都没有看过这部美
国动画片。
他住在一间住了五六十年的老洋房里,有一次听说这片房可能要被拆迁,他跑到好友、翻译家草婴家里大哭一场,他说他只会在草婴面
前哭。其实他工作生活的那个房间好像连窗户也没有。
他说他感谢《哈利·波特》——儿童文学和侦探小说一直难入大雅之堂,《哈利·波特》给了文学一个冲击,儿童文学家成为大富婆的
只有J·K·罗琳,连大文学家也要眼馋啊。
他希望中国最好有出版社重金悬赏翻译《爱丽丝漫游记》,因为这本书中文字游戏多得不得了,太难翻译了。
小时最爱《济公传》,不爱看《红楼梦》
我4岁启蒙。一清早四五点钟就被家人从床上拖起来,头上盖一块包袱皮,堂兄抱着我到老师家里去。先向孔老夫子叩头,再向老师叩头。老师给我取了一个学名叫“任干强”,还教了我几句三字经: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垂于后。我在“文革”时自我检讨名利思想的根源,说我四五岁受孔孟之道之害。
我的前一辈是从旧学开始,在我那一辈已经提倡新学,但我父亲虽然是开店的商人,却爱“附庸风雅”,结交了很多文人。正在他飞黄腾达的时候,家里接到黑社会的恐吓信,我就被家人送到了广州,读了三年私塾。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会用文言文写文章了。
我不识字前读了大量连环画,等到识字后,看了很多章回小说,小时最爱《济公传》,大概我小时就爱滑稽。
小学时读四大名著,不爱看《红楼梦》,我对婆婆妈妈的东西不感兴趣。《三国演义》也是一定要诸葛亮出来之后才好看,看到诸葛亮死我就不看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读那些翻译过来的书,译者翻译得越卖力,我读得越吃力。我读罗念生的《希腊喜剧》和《希腊悲剧》,一字一句地读得特别认真,结果上了当,越读越糊涂。
因为它的注解特别多特别长,而且全都在书的后面,我前翻翻后翻翻,读了注解就忘了故事里面讲的什么。
等我做了父亲,才体会到父爱
过去我总是讲母亲,不大讲父亲,因为他从来没有抱过我。老式的父亲回家问一句:“孩子好吗?”“好。”那就没他什么事了。
而且我父亲当时更疼爱我哥哥,旧社会都最爱长子。
父亲看戏或者旅游都带哥哥去,我奶妈觉得我父亲太偏心,但我不吃醋,我也爱我哥哥。我写过一首诗歌《一个可大可小的人》,起因是父亲带哥哥去普陀山不带我去,理由是我太小,可是临走的时候他又说:“你长大了啊,在家要听话。”我觉得很好玩,人忽然很小,忽然又可以很大。
我还写过《大人有时候也很狡猾》。广东人喜欢饮茶,但实际上广
东人最不会饮茶,就会吃。大人带孩子到茶楼去,大人先给我们吃便宜的包子,然后等到上高级点心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已经坐不住,到处去玩了。
等我做了父亲,才体会到父爱终究还是父爱。我现在住的房子是1942年父亲为了我去大学方便用金条顶下来给我和母亲住的。我一开始工作,他就说:“现在母亲让你养了。”实际上他还是暗中贴钱给我母亲。
我的父亲活到90岁,母亲活到98岁,假使我对她更孝顺些,她应该活得更长寿。
其实她是个爱交际的人,但我整天让她待在家里,她只好听我的,这对她来说是不愉快的。
改名任以奇,当了半年新四军
1940年,我念到初三时,决定和两个同学从家里溜走去苏北参加新四军。因为出发的那天是10月17日,为了防止家里人找到我,我依照这个日期改了个名字叫“史以奇”,这次行动是文化部原国家出版局的局长王益带我们去的,他说:“姓别改啦,就叫任以奇吧。”
那天一大早,我把书包放到我的同学草婴的家里,晚上到外滩坐船,第二天一早就到了苏北。我记得当时还有日本人的岗哨,碉堡周围用铁丝网围着,还吊满了香烟罐,其实没有几个日本人,检查也是装装样子。
晚上我们就已经住进了新四军的招待所,四处刷着标语:“当兵要当新四军”。
我在那儿待了半年,作为一个中学生,我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在部队教唱歌,给他们布置俱乐部,编辑《战士报》,宣传新四军思想。半年之后,因为生病又回到上海。
1947年的时候,上海的公司纷纷搬到香港,父亲也有这个想法,而我是惟一一个可能继承他事业的人。但我是跟着共产党走的,不想让他把资产移到外地,所以我们就一直留在了上海。
翻译儿童文学要感谢迪斯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