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名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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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史》名著阅读
一、内容简介
1929年,亦即民国18年,陕北大旱,颗粒无收。
冬天,哀鸿遍野,灾民黑压压地涌向渭河滩。
下堡村蛤蟆滩的二茬光棍梁三,收拾得齐整干净,大步流星地在女性灾民群中穿行。
梁三年过四十,妻子新丧,大家当然明白他的企图。
果不其然,梁三将宝娃子母子二人领进了他的草房院。
他抚摸着宝娃子的头,发出了再创家业的豪壮誓言。
宝娃至此改姓梁,大号叫梁生宝。
梁三是蛤蟆滩上的勤劳农民,其父艰难创业,给他留下了三间正房,为他娶了妻子。
然而,他命运不济,牛死妻亡,天灾人祸,接踵而来,连祖上传给的三间房也变卖了,只剩下个空荡荡的草房院。
如今,饥荒又给他送来了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男娃,潜藏在心中那不屈不挠的创业希望又升腾了。
然而,创业艰难。
梁三苦苦劳动十年,光景依然如旧,得到的只是失败和屈辱,以及脖梗上的死肉疙瘩、喉咙里永远咳不完的痰。
创业的担子,历史地落到了生宝的肩上。
梁生宝与郭振山的矛盾冲突核心是谁应该主宰蛤蟆滩社会生活的沉浮,掌握蛤蟆滩人生活的方向盘。
他俩的矛盾斗争在《创业史》的第一部已经展开,只是居于次要地位,到第二部就上升为主要矛盾。
“能人”郭振山在旧社会走街串巷卖瓦罐,有着商人的精明,土改时立了功,外号“轰炸机”。
梁生宝与贫雇农互助合作初期,蛤蟆滩很多人私下里“几乎一致的看法是,要是代表主任郭振山出头领导那样一个互助组,也许还有点门路。
”在蛤蟆滩人的眼里,“论办事能力,郭振山不在乡支书卢明昌之下”,然而,郭振山这位蛤蟆滩最早的党员,挂着代表主任的牌子,只想享受代表主任的荣誉,却不想承担代表主任为贫雇农生存发展操心的重任。
他把富裕户郭世富当成自己的榜样,他给自己制定了五年计划,按人口平均,土地面积赶上郭世富。
高增福互助组缺少畜力,想吸收两户中农,托他去做工作,他劝高增福,应该打自个过光景的注意。
梁生宝垫钱为互助组买新稻种,他却暗中贯彻执行自己的五年计划,私下里投资韩万祥的砖瓦窑,事后还埋怨梁生宝没有给他留新稻种,忘了他这个入党介绍人。
梁生宝冒着危险带领群众进山割竹子,帮助困难户度春荒,他却埋头改旱地为水田,拼命追赶富裕户郭世富。
此后,梁生宝克服各种困难,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灯塔社,他就搞假的互助联组,与梁生宝对抗。
梁生宝搞牲畜合槽,进行互助合作示范,他就杀猪卖肉,显示互助联组的优越性,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然而,郭振山虽然聪明过人,却目光短浅,始终只看眼前,不知放眼未来。
他既爱面子,又捞实惠的精明,不可能长久蒙蔽蛤蟆滩的群众。
梁生宝与郭振山的冲突,表面看来是新旧两位代表主任的矛盾,实质是对于代表主任职责的理解的冲突,是把“代表主任”看成公共利益的看守者,底层群众权益的保护者,还是看成捞取个人荣誉的招牌,获取一己私利的通行证。
梁生宝把自己当成底层群众的公仆,办任何事情都以公字当先,为底层群众的利益着想。
郭振山是一个缺乏公共意识,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不想为底层群众奉献,单想获取公仆的荣誉,到后来,连许家大院最信任他的改霞妈,也对他产生怀疑,才使他认识到,一个普通的庄稼人,只有真心实意为集体谋福利,才能得到底层群众的信任,如果在群众面前玩小聪明,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一边为自己捞取权势和荣誉,一边又痴迷于发家致富,最终必然失去底层群众的信任,只剩下一个高大的肉身外型。
经过与郭世富和郭振山两位“能人”斗争的洗礼,梁生宝逐渐从蛤蟆滩的社会生活边缘走向中心,逐步占领了蛤蟆滩人改造旧世界、开创新历史的舞台。
虽然旧的生存方式及其代表人物绝不愿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尽管他们机关算尽,采用各种手段阻止新生力量的成长,然而,这一切反作用力,只能催生新生势力的代表梁生宝在开拓新生活的道路上愈挫愈勇、不断壮大。
进一步来说,新生力量的代表,也只有经历各种艰难打磨,挣脱各种困苦羁绊,才有能力挑得起新事业的大梁。
[4] 《创业史》共上、下两部。
[5]
二、人物介绍
1、梁生宝
1929年陕北大旱,宝娃是“蛤蟆滩”众多灾民中的一员。
作为“外来者”,宝娃在其母嫁给梁三以后就获得了在“蛤蟆滩”生活的合法身份,并且取名叫梁生宝。
梁生宝是农民的样板,他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表现为他对新政权的深厚感情、对新政策的透彻理解、对私有制的仇视、舍小家为大家以谋求共同富裕的创业观。
梁生宝是先进阶级中具有高等觉悟的人,是那个时代需要的理想农民形象。
他善于在农村日常生活中发现政治意义的觉悟,表现了他高尚的精神境界。
在这艰苦奋斗中,他也没有一丝一毫个人目的,他既不想从集体事业里捞点高于别人的利益,也不希望别人把他当作领导来恭敬。
梁生宝代表的是农村社会对党的政策的高度理解,表明合作化并非简单的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
梁生宝的行为虽不能被广泛理解,但他的人品却在农村社会广为称道,厚道、仗义、克己利人、心胸开阔,在群众中很有威信,能干出常人干不出甚至不理解的事业。
他的豪杰气是民间意义上的英雄的精神特质,是草根英雄气度,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一些内涵,尤其是通俗传奇所推崇渲染的一些品质,不仅包涵仁和智、更有勇和义,敢于出头、抱打不平。
梁生宝的偶像是杨书记,杨书记的父亲在战斗中牺牲,母亲被敌人凌迟,苦大仇深无过于此,杨书记无疑是超越了个人和家族利益的榜样人物。
刚刚入党的梁生宝也开始显示出这种品质。
梁生宝经历颇为传奇,童年逃难行乞,落户在蛤蟆滩。
八岁就很讲礼仪,见长者必问安,以致“庄稼人觉得他老气横秋,很不活泼。
”十一岁给人看桃园,恭恭敬敬地对付偷桃者,“摘桃的行路人,脸红腾腾地走了。
”为救人之急破例卖桃,又把钱精心保管、交还主家,“当下富农主家被这个穷娃的光辉品格,惊得脸色发了黄。
”“心下相当害怕这个娃。
”梁生宝自尊心极强,这与他善良敏感的性格和流落他乡的生活处境有关,有些做法是曾经领他讨饭的妈教给他的。
梁生宝的奋斗,他的互助创业之路的事业选择的内在动因,在于其善良天性和自尊需要的统一。
梁生宝长大后,熬长工、当佃户,买下地主家的小牛犊,租下十八亩稻地,显示出庄稼人里少见的胆识和魄力。
学好——是梁生宝品质中永恒不变的一点。
自从他参加一个强大的、有光荣斗争历史的伟大政党以后,他早就开始学做新式的好人了。
2、梁三老汉
梁三老汉勤劳、朴实、善良等,他收养梁生宝,向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买来的童养媳妇死了,“老汉趴在炕边嚎啕大哭,哭得连旁人都伤了心”。
他对待改霞的态度,体现了他身上保守、固执的一面。
他身上有庄稼人最朴实的发家立业的愿望,希望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
而在那个时代,拥有的土地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拥有财富的多少。
因此,土改分地,梁三老汉得到十来亩稻地,面对土地,多年来没有实现的发家致富的愿望又一次从心底萌芽了。
“他每天东跑西颠,用手掌帮助耳轮,这里听听,那里听听。
他拄着棍子,在到处插了写着字的木橛子的稻地里,这里看看,那里看看。
”
3、徐改霞
徐改霞的父亲在世时,曾经给她定过一门亲,但新中国成立后,徐改霞先是以年龄原因拒绝了对方娶亲的要求,到达法定婚龄后,又以包办婚姻为由,拒绝履行婚约,最后,借着婚姻法的贯彻,成功地解除了这个婚约。
改霞解除旧婚约,成为她和梁生宝之间发展恋爱关系的必要前提。
改霞热情、心思敏锐,在某些方面甚至过于敏感。
改霞的热情和敏锐,并非“自然而然”的,曾经的改霞,脾性恰好是热情和敏锐的反面。
改霞的妈妈在改霞年幼时就守了寡,她拒绝了改霞大舅委婉提出的让她改嫁的提议,她把改改当小子守。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改霞她妈不仅自己生活严谨,没一点蜚语和闲话,还有意无意间,以自己的心性模塑了改霞的心性,“终于,改霞长成一个十六七岁的,最容易害羞的闺女了。
有谁多看她几眼,她就埋下头去,躲避赞美的目光”。
解放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使得改霞她妈十几年的心机枉费掉了。
“出去参加过几次
群众会,柿树院就管不住改霞了,蛤蟆滩的穷佃户,表现出翻身的强调要求;改霞又被穷佃户们翻身的要求鼓舞着,渴望女性切身的解放”。
在对土改运动的参与中,改霞几乎像变了一个人。
她参加社会运动,去过县城当青年代表,在黄堡镇1951年“五一”节的万人大会上讲过话,还利用法律的力量,解除了她爹爹在世时给她订下的婚约。
在象征的意义上,徐改霞自主地解决了自己的婚姻问题,意味着一个“现代”人的诞生,土改的意义正是要将个人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进军队、进工厂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其中个人的婚姻由个人自己决定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4、赵素芳
赵素芳是被旧社会深深腐蚀了的一个灵魂。
她的性格是一种变态性格,她也是一个在旧社会的磐石重压下被从根本上歪曲了的人物。
素芳的童年是天真无邪的,她聪明、伶俐,和其他孩子一样。
但是在16岁上被同街一个小流氓诱骗而致失身以后,这个对人生还没有任何认识的姑娘,就被不公平的命运,推入痛苦、乏味、受压制、被误解、无希望的深渊里。
旧社会的礼教、家法,给了她以灵魂上极大的摧残,它已经被揉得没有一点“性气”了。
这一切都是通过假瞎眼公公王二直杠——一个忠诚的封建制度的奴仆之手来完成的。
解放后,温暖的阳光还暂时没有照亮素芳的生活,甚至震撼了千年封建老根的土地改革,虽使蛤蟆滩的多数人得到了解放,也没有使素芳获得解放。
土改打垮了地主的威风,但并没有动摇二直杠威严的宗法家长地位,他依然紧握着掌管家事的全权,号令一切。
两根柱子顶着山墙的破茅屋,是村里有名的死角,什么风也吹不进去。
他不让素芳参加社会活动,不准她去开会,不准就是不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素芳多年来被揉搓得毫无性气的柔顺、卑怯的灵魂,丧失了人应当有的和可能有的一切权利。
然而,她是会获得解放的,那就是当互助合作的大锤,彻底敲开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闭塞的小天地,从经济上瓦解了宗法家长制的最后一块基石,推倒两根柱子顶着的摇摇欲坠的山墙以后,像素芳一样的女人,才有可能被解放出来。
说到底,他们的解放有待于社会的解放,多年来禁闭在茅草棚里的素芳,被放到外面世界里来了,可是却遇到了更深一层的不幸。
这时的素芳,依然和她16岁时的认识能力一样,社会中的某些不平、生活中的某些丑恶、复杂的阶级斗争,她是暂时还不理解的。
要她马上在政治上要求什么,那是不实际的。
而她第一个感到的是在爱情上的强烈的不满足,她从来也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爱情。
这就是使她对姚士杰加于她的不幸始拒终从的原因,也是使她能够把姚士杰的甜腻腻的、藏在奸笑后面的野兽行为误认为或幻想为对她的爱的原因。
在她来说,这是比较自然的。
然而,她的悲剧也正在于此。
当姚士杰让素芳去破坏互助组——干坏事时,她却不乐意干,而且提起了对姚士杰的戒心,甚至出自内心地对自己和姚士杰的关系感到恐惧和厌恶。
最重要的进步表现在:素芳最终同旧制度告别,开始老老实实、欢欢喜喜地做一个正直的农业社的人。
5、郭振山——叙述人
郭振山是一部分思想出了问题的共产党员的代表人物。
郭振山具有非凡的语言能力、讲话有煽动性,他用自己的语言讲活跃借贷的意义,他“热烈的言辞”,“似乎有一种语言的魔力来推动行政工作”。
蛤蟆滩代表主任郭振山,他的自私、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认识以及对互助合作生产的消极抵制都对梁生宝的事业造成了威胁。
[15]
三、主题思想
在《创业史》小说中,核心人物梁生宝一出场就具备了沉着、冷静、思想觉悟高等一系列将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的性格特征。
对于奋斗和抗争苦难的叙述中,因为他的出身和苦难经历以及党员身份,就拥有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具备了充分的革命理由,所以很快被引导到革命队伍,迅速地与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中间人物拉开距离,成为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的领路人。
梁生宝最重要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有党领导,我慌啥”,完全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自居,时时刻刻将一切大大小小的事物都纳入到“集体”的圈子里来。
这样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个人的奋斗微不足道,集体的胜利才是最终的胜利。
在他办的农业合作化和进山劳动等几件事中,作者将其预设为“共同劳动”、“集体进行”才能完成的工作,为进一步夸大集体力量的无所不能和突出梁生宝的“英雄人物”形象,做了周到的计划。
在展现“集体话语”的模式下,梁生宝抗争苦难、对抗命运的重心已经游移,成了他与“蛤蟆滩”“三大能人”能力的比试。
而在“三大能人”地位、身份、年龄、心计都比梁生宝略胜一筹时,他的道德、觉悟、党性都成了与其对抗的有力砝码。
个人奋斗的主题被完全掩盖,转而成为了两种政治力量的殊死较量。
同样,在对待婚姻问题上,个人因素并不是考虑的核心,人本要求和自主选择的意识也被淡化,党的威信、“思想觉悟”的高低、处理不好婚姻问题对党的影响成为梁生宝考察的第一要素。
并且为了合作化的事业不停地拖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梁生宝实际性格特征中的强弱质,渗透了集体意识形态对于当时大众的规约。
作者在《创业史》文本中,塑造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革中众生群像,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总的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
女性是每一次变革中不可忽视的群体,作为男权传统思想统治下的女性,在变革中的变化能够深层地体现变革的本质。
四、作品评价
《创业史》当中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
——冯牧(文学评论家)《创业史》中的人物都是有个性的,精神面貌轮廓是清楚的。
而这些人物所以给人留下如此显明的印象,是由于他们都具有这一历史时期的显明的时代色彩和突出的阶级特性。
——朱寨(新文学评论家)
梁生宝是“历史、时代、现实和理想”的结晶,这些英雄形象的真实的性格内容,既高唱着豪迈的语言,雄壮的调子,又显示了鲜明的色彩,成为鼓舞和教育人民的榜样。
——李希凡(中国作家)
《创业史》的命名,显现了它的史的特点,而史的特点,大家通常也称作史诗的特点。
史诗的特点,一般是指文学作品从艺术上概括历史生活的深度与广度而言。
——何文轩(中国作家、文学评论家)
五、作者简介
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中国作家。
陕西吴堡人。
1936年在西安主编《学生呼声》,任《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编辑。
1938年赴延安,曾任随军记者、文化教员,米脂县基层乡政府文书。
1949年后历任《中国青年报》编委、文艺部主任,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1952年赴长安县乡村务农,后任长安县委书记。
中国作协第二届理事,中国文联第三届委员,全国第四、五届政协委员。
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
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短篇小说集《地雷》,散文集《黄甫村的三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