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doc

《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
——朱光磊
一、该书简介
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为严重和最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也引起了各门社会科学极大的研究兴趣。

中国当今的贫富差距问题如此凸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央政府政策的产物，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鼓励的。

"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就是鼓励制造贫富差距，这无需回避，只是所鼓励的"贫富差距"是以其不达到"两级分化"为界限的，因此，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的角度探讨贫富差距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朱光磊所著《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一书对中国当代贫富差距问题的探讨相当全面，主要的学科视野包括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管理学、马列主义哲学和社会保障学，在研究内容里，已有的研究回顾、研究方法、跨国横向比较、现状描述、原因分析和对策建议一应俱全。

突出的关注政府和政治的地位和作用，是本书的最大特色。

朱光磊认为，"政府，作为政策输出的主体，在试图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时所必须处理好的最基本的关系，是这一差距的程度与社会保障的关系。

在天然和历史的一定条件下，仅就政策的输出而言，贫富差距的程度主要源于效率的供给，而社会保障体系则主要是一个政策主体的公平供给的产物；允许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主要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设计，往往与这个国家所选择的‘政治底线'直接相关。

"(P19)而在全书全部的8章中，用了6、7、8三章来提出应对贫富差距的对策建议，分别是"政府控制与模式、原则的选择"、"政府控制与对策组合"、"贫富差距的政治分析：民主建设与政治发展"，都是为政府提出的各种应对方案，并在应对贫富差距的意识形态构建上有稍显冗长的论述。

二、突出的成果和价值
1、明确的将贫富差距的内容划分为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并对
收入和财产的进一步细分
该书指出"收入是流动着的财富，而财富是积累和凝固下来了的收入"(P11)，"仅仅计算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不足以表示出社会的贫富差距的"(P34)，并借用萨缪尔逊的说法，分别称之为"货币流量"和"货币存量"(P35)。

由此朱光磊也进一步提出，在测度贫富差距时也要进行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这样一种双重测度(P55)。

在收入这一方面，又进一步进行细分，分为显性收入和隐性收入，也可分为劳动收入、身份收入和财产收入(P110)，并指出，"中国城镇职工在劳动收入方面的差距，是较为规范的、显性的和有限的"(P110)。

收入的差距主要源自后两个部分，"城镇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居民的工资外收入差距构成的"(P117)，"工资外收入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集中在高收入组，直接起着扩大收入不均等的作用"(P118)，"目前知名教授、研究员、医生、工程师在收入方面的优势地位，主要来自于其本职工作之外和国家、单位支付的工资收入之外"(P143)，"在1985-1995年时期的中国，社会成员的收入状况复杂的程度在世界各国是罕见的......其中突出的问题是两个，一是
非货币收入的比例偏高，二是收入的透明度偏低。

"(P312)因此朱光磊强调"要注意区分‘勤劳所得'和‘非勤劳所得'。

前者系‘损耗性资产'即人类劳动的损耗，应予低税；后者系投资、遗产所得，可以对其实施‘税收歧视'。

"(P248)朱光磊还考察了财产内部的构成，指出"在财产总额一定的情况下，金融资产的不良指数大于实物资产的不良指数，也即从趋势上看，在涉及生活资料的实物资产方面的差距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其差距就会趋缓，而金融资产方面的差距继续拉大。

"(P127)由此必然导致的一个现象是，"通货膨胀主要伤害的是领取固定工资的低收入者的利益......投资者、高收入者，由于他们大都拥有房地产，甚至能够投资于实业和证券，从而带来更高的收入。

"(P185)
2、明确了在对"贫"、"富"两方面进行比较时，在规模上要均衡
朱光磊对这一方面的澄清，可以使人们避免很多认识上的偏差和方法论上的错误。

比较"贫"、"富"，"参与比较的这两个方面在占社会总家户（或总人口等）的比例方面，必须在规模上是对等的"。

(P34)"两‘极'如果不对称，那么，两‘极'之间的比较说明问题的深刻程度和清晰程度自然就会大大降低。

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使为比较贫富差距所划分出的各个份额（特别是两极）是等分的。

"(P44)
3、对贫富差距中教育因素的重视
在跨国贫富差距比较中对韩国进行考察时，朱光磊就突出了教育对抑制贫富差距的作用。

"1963年韩国在人力资源方面的发展超过了当时具有中等人均GNP水平的国家的三倍。

在发展中国家，文化程度的差异，是阶层间经济和社会地位差异的重要方面。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高学历者不再稀缺，高学历者和低学历者之间的收入差异趋向于缩小。

"(P84~85)瑞典的做法则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全免费，对大学生通过实行提供助学金和贷款制度给予资助"。

(P89)由于教育的滞后，"不熟练劳动力特别丰富，土地和资本设备十分稀缺的情况下，土地的租金、利润率都会很高，实际工资率应该下降，贫富差距自然会相应拉大。

"(P162)（该观点由朱光磊取自英国人詹姆斯·米德著《效率、公平与产权》）朱光磊还转述了米德对教育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作用的细分观点："基础教育的广泛普及，是最为重要的平等化因素。

因为，基础教育的费用由税收来承担。

富人的税收负担要比穷人更重一些。

这不仅本书就是一种再分配，而且为穷人的后代获得较好的就业机会创造了条件。

因为，基础教育不是一种选择性的教育，并且几乎没有机会成本的损失......‘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于获得收入和积累财富的能力所产生的影响，最终可能证明是加剧了财产分配的不平等'高等教育是一种选择性的教育。

"(P165)中国的"高等教育获得者更为稀缺，形成了国家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分化状态。

在劳动力供给非常充分的条件下，这种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分化状态，就会更多、更直接地体现为劳动者在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上的差距，并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乘数效应和公民在受教育意识、受教育能力方面的世代积累，而呈现出扩大化的态势。

"(P166)由此朱光磊提议，"对于教育收费问题要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不对计划内的研究生收取学费，避免富有者家庭通过对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上的优势地位，来扩大代际的财富积累，使财富差距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和规模扩大。

"(P236)
4、指出中国贫富差距的根源是城乡差距和二元结构
朱光磊在对韩国贫富差距的考察中，首先从正面说明了韩国在处理城乡差距中的正确的做法：韩国政府"及时利用工业方面刚刚积累的资金去反馈农业。

政府从1971年起所倡导的所谓‘新村培养运动'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既促进了经济的整体发展，又改善了社会分配关系。

"(P82)这一做法使"农民收入提高显著"，"较为全面和持续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了城乡收入差别"。

(P83)之后朱光磊提出了自己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则是容纳社会成员最多的领域，而城乡之间又是最容易产生贫富差距的方面"。

(P84)朱光磊也借用赵人伟等人的观点，即"当代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问题是城乡差距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P105)，来印证自己的观点。

"就当代中国贫富差距的最深刻根源和最基本性质而言--建国以来，甚至上溯到更久远一些的时间--都是一个，这就是在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城乡差别和二元经济结构。

"(P106)这是作者得出的总体结论。

中国的贫富差距是以城乡差距为内核的(P159)。

正由于中国的贫富差距最主要的是城乡差距，所以朱光磊认为，"中国目前的实际贫富差距，特别是乡村内部和城镇内部的贫富差距，比改革开放以前确实有拉大，但在国际上还是属于中等程度的差距。

考虑到中国在人口、幅员、区位（一端临海，一端处于大陆深处）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和经济发展中的最敏感阶段这一事实，这样程度的差距应当说是仍处在可接受或容忍的范围之内。

"(P141)
5、对贫富差距中社会保障制度作用的重视
在对韩国的考察中，朱光磊首先从反面指出了由于韩国没有失业保险制度，在金融危机中导致了比较严重的社会后果。

(P85)而对瑞典的考察中，则从正面揭示了，瑞典普遍性、高水平的社会保险有效抑制了贫富差距："由于社会保障的享受不决定于社会阶层的差异，相反，低收入者能够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得到补助，高收入者的利益能够通过税收体系受到抑制，就使得贫富差距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P89)而在中国，"面对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前景的不明朗，群众（特别是中老年）在‘社会保障恐惧症'之下，出于‘自我保障'的储蓄存款的收益率，即这笔‘基金'的保障能力，使他们更加‘不敢'消费"。

(P133)在福利制度改革中也出现了问题："简单强调减少公共和单位支出，增加个人支出的现象，从而降低了居民福利水准。

这既不利于扩大内需，也不利于限制收入分配差别。

"(P134~135)
6、其他
国家垄断行业或特别支持行业成为高收入群体的"生产基地"(P115、P183)，中国过多的人口导致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工资降低(P157、P161)，哑铃型、金字塔型和菱形3种社会结构模式与贫富差距的不同关系(P227~231)，贫富差距在基层政权中造成的经济力量对政权的渗透、黑金政治、金钱关系、侵犯人权等问题(P289~292)，"赢家通吃"的社会机制加剧贫富差距(P168)。

三、该书的局限性
该书主要的学科视野是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在很多地方表现出过浓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对有些问题的探讨缺乏胆量，为政府提出的一些对策建议中，不必要的意识形态层面上合法性问题的论证较多，稍显冗长。

在学术研究的成果上，笔者认为该书在如下三个方面尚有局限性：
1、单纯强调政府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上的作用，忽视社会力量的唤起
笔者并不认为朱光磊仅仅认为只有政府可以对贫富差距有所作为，朱光磊也看到了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朱光磊在该书最后3章中全部是为政府提出的控制贫富差距现象的对策建议，很少提及其他方面可能的控制手段，似乎是要唯一的依靠全能型的强力政府。

当然，这也与该书的研究范围有关，着力点在于"政府控制"，而不是其他方面的解决方案。

所以这一局限的根源并非是作者本身，而是该书的选题范围和学科视野。

贫富差距问题的控制和缓解，同样需要唤起各种社会力量，比如工会问题就很值得关注。

贫富差距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穷人太穷，其绝对的生活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

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学韩裔教授具海根在著作《韩国工人》中就重点研究了韩国的工会运动，发现工会运动为韩国工人带来的，不仅是工资的上涨，还有地位的上升、人格尊严、价值等。

中国的低收入人口中，非正规就业部门中的农民工、下岗职工、低学历人员、残疾人、妇女等弱势群体，是城市低收入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的就业环境极不理想，工资微薄，地位低下。

同时由于点多面广，有些甚至十分隐蔽，他们的生存状况并不为人们非常了解。

目前中国政府为这部分低收入者所做的维护权益的工作并不多，而且笔者认为也可以肯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不会很多。

工会在中国自1949年之后就成为各级政权控制之下社会性政治组织，其主要的功能已经不再是工人与企业博弈的工具，而是党政机关在企业中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可以说早已变了味。

能否使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的工会更具有独立性而不是依附性？能否允许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中的工人组建经过政府审批同意的工会？如果这两种情况得以实现，工会将真正成为工人维护自身收益的组织。

企业中工人超时工作，工作环境恶劣，报酬低微，地位低下，拖欠工资等问题有望得到全面改善，这部分低收入者收入的上升将缓解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2、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
该书基本并未涉及这一问题。

朱光磊虽然指出了城乡差距是中国贫富差距的内核，但并未非常详细的研究中国为何有如此之大的城乡差距。

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

土地不存在私有制，那么土地就不知道哪一天被别人拿走了，因此城市建设项目征地问题频出。

土地也不可能自由的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从事更有利可图的经营活动。

而台湾地区的农民正是在台湾1960至1980年代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依靠私有的土地从事房地产活动并从中收益巨大。

而大陆的农民没有这种权利，城乡差距自然更大一些。

3、社会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左右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根据孙立平的观点，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格局由扩散走向重新积聚，掌握这些不断积聚的财富的富人群体，虽然数量不多，但能量巨大。

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左右政府或政府中某些官员的决策，以方便自己乃至整个利益集团更多更快的攫取社会财富，使社会财富进一步集中，贫富差距拉大。

比如在震惊全国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中，赖昌星已经将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厦门市副市长蓝甫、福建中国银行行长陈国荣等高层官员一一打通，从而极大的方便了自己的走私活动，攫取了惊人的非法财富。

强势的社会利益集团在社会中掌握话语主导权，而弱势群体处于失语状态，政府得到的信息更多的是来自强势群体。

政府在作出和实施各种控制贫富差距的政策的过程中，必然面对这些利益集团的压力。

因为这些政策很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比如高额累进税制对缩小贫富差距非常有效，但同时意味着高收入群体大量的财富损失。

该书并未充分的探讨如何应对这一问题。

4、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制度的无奈选择
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最具优势的是低廉的生成成本，中国很好的发挥了这一优势，一举成为"世界工厂"。

但"世界工厂"的头衔下，隐藏的是无数就职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微薄的收入和恶劣的工作条件。

改善这些劳动者的工资福利，显然会显著的改善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但这同时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明显上升，从而使中国的生产成本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受到削弱。

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两个推动力量是投资和出口。

如果中国的生成成本上升，将使中国的工业制成品价格上扬，出口总量减少，"MADE IN CHINA"产品行销全世界的良好局面将受到影响。

同时中国的内需依然没有有效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长仍未达到主要依靠内需的阶段。

虽然中国拥有一群能量巨大的富人群体，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但是中国的耐用消费品甚至部分日用消费品却由于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不足而销售不旺。

中国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要么继续保持低生成成本的国际比较优势，以吸引投资和增加出口，同时维持普通劳动者的低工资水平，国内的内需继续处于不足状态；要么大幅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以增强国内市场购买力，拉动内需，同时却丧失低生产成本的国际比较优势，面对可能的投资和出口的减少。

两种选择各自对中国贫富差距的影响一目了然，对比鲜明，而朱光磊并未充分的探讨这一问题。

5、社会流动机制出现梗阻，造成贫富差距的代际积累
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流动机制十分通畅，拥有一定资质的人可以有较大的可能性和较多的机会实现向上流动，那么贫富差距问题可以由社会力量自身得到解决。

但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流动机制出现了某种梗阻的迹象，底层群体向上流动越来越困难。

劳动力异常低廉，土地、资本等非人力生产要素却越来越昂贵，普通劳动者通过积累劳动收入以达到投资的门槛越来越高。

同时各个行业的市场准入标准也在提高，个体经营者继续扩大经营提升档次的难度加大，出现了孙立平所称的"长不大的个体户"现象。

另外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孙立平所称的"总体性资本"和"不落空现象"。

"总体性资本"掌握全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这一群体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的精英结盟而成，他们还在努力影响政府的决策，使之更有利于自己。

"总体性资本"努力设定明确的身份边界，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处在他们之下的各个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

再从教育这一重要的社会流动机会来看。

义务教育"不义务"的现象十分普遍，收费项目繁多，这对初中教育的冲击尤为明显。

高中、中专、技校的收费问题严重。

而在高等教育方面，相比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高得惊人的公立大学学费，早已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研究生教育也有全面实行收费制的传言。

中国的教育像是一个手中挥舞着大把帐单的美女，人们想去亲近她却有惧怕给她埋单。

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教育经费只能羊毛出在羊身上，由受教育者支付。

这无疑使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大减少。

朱光磊在该书中对教育问题探讨较多，但对于作为重要社会机制的社会流动对贫富差距的整
体性作用研究很不充分。

1 条关于"政治学视角中的中国贫富差距及其局限性——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 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