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邦彦与姜夔词之异同

论周邦彦与姜夔词之异同

内容摘要：周邦彦与姜夔是宋代词坛婉约词派的两位杰出词人，他们都重视格

律，且精通音乐，主张作词须弃俗从雅。在创作上，姜夔一定程度上受到周邦彦的影响，但两人创作却同中有异，各有特色。以题材内容而言，两人词作中恋情、羁旅行役及咏物之词均占据大部分内容，然而表达方式、侧重内容却各有不同；以章法结构而言，两人都重视章法结构的组织安排，但周词长于铺叙，章法严密，结构繁复多变，姜词则化实为虚，密中求疏，且精心作序；以艺术风格而言，周词浑厚和雅，姜词清空疏宕；以音律特色而言，二人均擅长自度曲，作词上追求音律和谐，但周邦彦先曲后词，姜夔则偏爱先词后曲。他们的创作，对作为词正统的婉约词的继承和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关键词：格律题材内容章法结构艺术风格音律特色周邦彦与姜夔是宋代词坛婉约派的两位杰出词人，他们的创作，对作为词正统的婉约词的继承和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词论家们往往喜欢把他们相提并论。他们作词都重视格律，精通音乐，主张作词须弃俗从雅。周词在创作上一定程度地影响着姜夔，但二人的创作在题材内容、章法结构、艺术风格和音律特色方面却同中见异，各有特色。

一、题材内容

怀人相思、羁旅行役、咏物叹怀历来都是婉约词派的传统主题，周邦彦、姜夔二人在题材上也并无太大拓展与创新，依然延续恋情、羁旅行役及咏物等传统题材。虽然二者在题材内容上没有太大差异，但在创作数量和表达方式上却不尽相同。

首先是在创作数量上。在周邦彦所处的时代，“词为艳科”的统治局面虽已被打破，词的表现力也逐渐扩大，但词体的应用范围却依然相对局限，因此，恋情、女性与羁旅行役仍占据周词绝大部分内容。而姜词则大多是记游与咏物之作，因为姜夔所处的时代，词在郊游酬赠与咏物怀人方面已发挥了较大功能，词的题材和应用范围被大大拓宽。当然姜词也不乏情场失意之作，但相对周词来说，数量已大为降低。

其次，在表达方式上的不同。先看恋情词。周邦彦的恋情词多实际描写，擅长运用叙事手法将情节化的倾向注入词中，通过刻画爱情细节以及正面描写恋情场景夹杂一些直抒胸臆的情语来表现生动的形象和隽永的韵味，如《风流子》、《新绿小池塘》、《芳草渡》等。而姜夔的恋情词则与周邦彦的大不相同，姜夔的恋情词往往会过滤掉温馨缠绵的恋爱情节，而只表现离别后精神上的追求苦恋，赋予柔思艳情以高雅情趣，有一种朦胧含蓄之美，如描写合肥情遇的《琵琶仙》。至于羁旅词，因为周邦彦奔波于仕途，一生多数时间在各地辗转为官，他空有政治才华却不善逢迎，夹缝于新旧党争之中，因此，奔走于各地时大多是在抑郁不得志的时候，所以他的羁旅行役之词更注重于清幽凄冷的意境描写，并且他往往将宦情与相思交织来咏叹，将羁旅之思与写景状物完美结合。如《还京月》，这是一首典型“羁旅+相思”模式的词作，作者通过内心独白，将羁旅之感融入到对恋人的相思中，表现了词人春日羁旅怀人之情。而姜夔一生未宦，过着仕隐均不得的飘零生涯，他为人清高有气节，有入仕想法却始终未能如愿，他曾向朝廷

上《圣宋铙歌鼓吹》，“进乐书免解，不第而卒。词亦工。（1）”因此，在他的羁旅词中，往往饱含着怀才不遇与自伤身世的咏叹，如《点绛唇》，此词是姜夔从湖北随肖德藻往浙江湖州居住，经杨万里介绍前往苏州石湖会晤范成大，路过吴松时有感而作，姜夔之所以有感，是针对唐末诗人陆龟蒙而发的，陆当时胸怀大志，但屡举不第，无法施展抱负，从而不得不隐居江湖，姜夔过其故里，联系自身，从而写下此词来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这首词虽短，却包诸所有，内涵极为丰富。关于咏物词，周邦彦在表现手法上较之前人有很大突破。他在咏物时将传统的拟人手法与审美移情作用相结合，构成“拟情”的表现手法。所谓拟情，即将拟人与移情相结合。在周邦彦的咏物词中，创作主体不再是简单地浅层次地咏物，而是深层次地介入，“我”与“物”一样成了作品中的主体，是一种“双向交流式”的创作方式，因而，周邦彦的咏物词完成了拟人、移情到拟情的转变。如《六丑.蔷薇谢后作》，这首词题作“落花”，但并非一首纯粹的“惜花惜春之作”，当中寄予了作者主体的强烈的情感和意绪，陈廷焯评此词云：“下文（‘夜来风雨’以下）反复缠绵，更不纠缠一句，却满纸是羁愁抑郁，且有许多不敢说处；言中有物，吞吐尽致（2）。”黄蓼园云：“自叹年老远宦，意境落寞；借花起兴，以下是花、是自己，比兴无端，指与物化（3）。”而姜夔的咏物词则在性质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作者的情感、意绪在其很多咏物词中取代物而成为作品表现的主要内容，创作主体成为作品中与物并列的另一个主体，“物”与“我”成为相互交流对话的双重主体，情感是二者交流的内容，它从属于“我”而投射于“物。在姜夔的咏物词中，情感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作品并没有脱离题面，但却通过将情感投射于物，渗透于咏物之中，将‘情感’这个作品所要表现的实际‘主体’凸显了出来。这种创作姿态我称之为‘交融互渗式’”(4)。如《小重山令.赋潭州江梅》中，抒情主人公似乎只是偶尔闪现了一下，即首句“人绕香皋月坠时”，非常简洁地交代了一下人物、时间、地点及抒情主人公的动作；但接下来一连串表示人物心理、意绪和动作的词（愁、归、遥怜等），又分明表明抒情主人公无处不在。吟咏对象似乎无处不在（“斜横花树小”以下都可以看做对江梅的吟咏），但又似乎只是略微闪现了一下（“斜横花树小”以下是人是物根本无法截然分清）。这种“交融互渗式”的创作方式不同于周邦彦的“双向交流式”，在周邦彦的咏物词中，“我”虽与“物”之间存在着双向对流的关系，但二者并非水乳交融，而是彼此独立于对方，“我”与“物”的关系表现为一种感发，触动，一种相互作用，而不是交融和一。

此外，在思想内容方面，周邦彦的词表现的多是个人情愫，缺少我国传统人士对国计民生的热切关注与忧患意识，在他的词作中很难看到当时社会的影子。而在姜夔的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淑世情怀。他虽终身布衣，但在他的词作中却不乏感伤国事、抒发黍离之悲的创作，他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感受似比周深，其词虽没有表现出高扬的爱国热忱，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与现实。

二、章法结构

在章法结构方面，周、姜二人虽都重视章法结构的安排组织，但也是各有特色。

周词在继承了柳永词创造性地运用铺叙的基础上，着力于布局谋篇，注意结构上的曲折回环和前后呼应，变简为繁，变粗为细、在章法结构上呈现出严密而又反复多变的特点。陈廷焯谓：“词法之密，无过清真。”（5）周词严密，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