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科学真实性的认识

对历史科学真实性的认识

历史科学的独特性在于它所研究的对象都是以往的，这些对象的本体我们看不到，也摸不着，我们研究的依据大多是遗物，遗迹，这些遗物遗迹是否真实的保留了历史的原貌，我们谁也不能完全肯定。不要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或丢失，或磨灭，或因史书典章反复的传抄而造成记载中语言的变异或内容上产生差异等，使历史不能完全真实的反映历史本来的面目。这就给历史科学的研究带来了许多不利的方面。我们的研究究竟从那一点那一方面开始，怎样才能使历史达到真实的认识，成了人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从某一方面说，历史要达到完全真理性认识，不只是很难，实际上有时就根本达不到。古代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自负地宣称“历史学家是世界上绝少错误的学者。”这里面不乏自夸的成分，没人敢肯定地说从修昔底德的《历史》里找不到一点不合理或错误的东西。我国也有许多历史著作被称为“信史”。其可信程度如何？二十四史早已经被成为帝王将相的家谱，谁又会怀疑这些史书中的虚假和歪曲的成分呢？造成历史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不同时代人们观念不同

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对事物的观察和理解能力也不同，对某一事件的看法也会产生分歧。原始社会里，人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十分残酷，经常受自然灾害的侵袭而又无力抗拒，从而产生了对大自然的崇拜心理，认为有存在与人之外的某种东西在支配着我们，他们可以随时左右人们的一切，可以以地震，狂风，暴雨，山洪暴发，来惩罚人们，也可以以风调雨顺来褒奖人们，甚至以日食月食，流星等天象向人们昭示神的哀怒与意志。古代的人们也就会受此影响，产生了神话历史。《山海经》里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实际上也反映出他们的观念，把征服自然的事推到一个神话了的人物身上，还有象“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等也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人们的一种观念。在封建社会里，君权神受，君权至上，以及封建迷信的思想笼罩着整个社会，从而产生了对君王的崇拜心理。把君王认做是上天的儿子，实际上也是把君王当作了神，人们的观念在笔下不自觉的流露出来，史学家们也经常把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描绘成与常人不同的形象。《史记》中记载刘邦出生就与普通人不同，其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成年时，人常见其身上有龙。刘邦当亭长时送囚徒去骊山途中斩伏道之蛇，也被这样记述；“后人来之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文何哭，老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挡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这样的荒诞不经的故事在那个时代也能被人们相信，从而认为只有刘邦能做皇帝，进而让人们认为他的妻子同样也与常人不同。这使他们的子女甚至亲属，也都呈贵人相。甚至连他们的生死都与自然变化有关。生有紫气东来，死有黄沙漫天，流星陨落。史学家在在记载中加入这些似有似无成分，让我们更加对古代帝王产生一种敬仰之心。这种唯心史观就与当时人们的认识观念有关。我们现在虽然可以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来考察记载历史，但实际上受我们自己观念约束的也不少。从某些方面说，唯物主义也可能是一个框子，它把我们的思想约束在它的范围之内，犹如坐井观天，使我们的思维产生局限性。而我们看待历史也必然带有我们时代的印记，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必然与古代人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这同样也与我们今天的环境有关：我们今天的教育，我们今天的科技发展的水平，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等等。

二、受史学家主观因素的影响

史学家的好恶、出身、阅历都会对历史记载产生一定的影响，决不可能有一位历史学家可以脱身于一切之外而做历史。他一定把历史结合自己的主观因素，经过一番加工而记录下来，这就不可能不产生与事

实之间的偏离。同一历史事件，一个历史家肯定，另一历史家否定，或许还有一个历史家折中。例如：北宋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有人认为是谋反：大将赵匡胤假借后周君主名义起兵，然后又让自己的部下给自己黄袍加身，武力逼后周世宗退位。有人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五代十国长期的分裂已经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各地各族人民都盼望着统一，赵匡胤的统一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也符合各族人民的愿望。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也是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认为王安石变法在保护百姓的利益，维护了北宋王朝的统治。但也有人认为王安石变法在害民，使北宋中期的社会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使危机加重。也有人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及变法内容是好的，但是，由于用人不当，导致了事与愿违。不同的人通过自己的看法对他加以评论，就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前人争论不休的问题，后人也不敢擅断其正恶，而只好再用自己的观点加以评论。究竟谁的正确，这确定的标准就不同了。况且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史学家的观念不同，对事件的评价也不同。贵族出身的历史家肯定要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对劳动人民大加污蔑，贫苦出身的历史家会对统治者的荒淫无耻给以揭露，对人民的困苦付于同情之心。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对封建制度大加赞美,我们今天的史学家会对封建制度多角度的批判。

三、受政府干预的影响

这一点在各朝各代表现得很明显。统治者为维护其长久的统治，决不会让有碍其统治的事流传下去，必然要求历史能美化他的统治，让历史成为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工具。历史记载也就只能对史料加以裁截，择对统治者有善者记之，恶者弃之。特别是在唐以后建立了官修国史制度，历史——正史的编篡必须接受国家的监督。人们更不能真实地记录历史了。刘知几在《史通》中曾说，史官制度，人多品杂，历史认识不一样，下笔时又怕得罪权贵，判断是非都要听命于监修大臣，在写历史时直笔很困难。“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玄，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人们“宁顺从以保去，不逆杵以受害也”。刘知几甚至指出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尚书》、《春秋》等同样是讳恶虚美，爱憎由己，歪曲历史真相。正因为如此，刘知几才提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要求史学家要做到“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清朝初年，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把以往历史中对满清不利的东西统统删除，然后再加上对满清歌功颂德的内容。对那些不服从清政府要求的文人该关的关，该杀的杀。在编篡的历史中，对于农民起义更是极尽污蔑之能事。比如：在《明史·流贼传》中片面的把明末农民起义中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将领描写成贼寇。正是这样，过去所修历史中就包含了很大成分的切削痕迹，只保留下片面的东西，而不能看到全面。人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历史，或者说是历史的一个侧面。

通过以上的内容我只想表达的是：历史要达到完全的真实性的认识是比较难的。历史上也早有人注意到了这点。为了能获得比较真实的认识，人们就要对史料进行一些鉴别、考证工作。通过这些工作，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历史原貌。但大部分还要依据前人记载。各种各样的历史记载出自不同人之手，尽管有其真实性，但也不可能是完全真实。

但我们也不能借此否认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确实是古代的人们对当时发生的社会活动的记录。但我们也要明白历史科学是通过历史的记载来表达某一种思想或观点，反映历史发展的某种规律性。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现象，而是要求史学透过它并且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历史家透过历史事件，来剖析事件背后的思想活动。它所反映出来的东西是带有探索性的。

参考文献：

[1]张启华：《对建国后党史主线的一点认识——兼谈如何看待历史的失误》，《中共党史研究》，2 005.1。

[2]杨功顺：《如何看待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现象》，《北方论丛》，2003.3。

[3]马拥军、徐福来、刘焱：《如何看待历史——兼论唯物史观的历史维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

田宏：河南省平顶山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