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股份制

论股份制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它揭示的是企业的资本结合形式，体现着企业的法律形式。

就股份制企业自身的性质而言，它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也就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

股份制从其起源来看，既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不是产生于社会主义，而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股份制的原始形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讲明，股份制的出现是生产规模的扩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企业组织形式。

股份制企业作为一种不具有特定社会经济性质的企业组织形式，它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经济性质，不是它本身与生俱来的，而是由一定的所有制形式赋予的。

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决定因素做了进一步的扩展，既不再强调扩股权，只要求有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参股。

我国的国有企业制度安排具有特殊性，它不仅要承担其他企业所应承担的经济职能，还要承担国家赋予的必须承担的社会职能，成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工具。

正因如此，国有经济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有进有退。

这种转型在单一国有股权的制度安排下相当困难。

所以，除了极个别企业实行百分百国有外，绝大多数国企都应从单一的国有产权转向股权多元化，形成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通过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一制度安排，一方面使企业注重不断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控股“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或实行“金股”制度，保证企业完成政府赋予的特殊职能。

在国企改制完成后，股份制就成了国有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

股份制改革包含两个层面的改革，一个层面是企业产权制度层面，另一个层面是证券市场层面。

企业制度改革层面的股份制改革，就是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国有企业改造成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国家作为所有者控股、经理层作为经营者管理企业的股份制企业（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后者与前者的不同就是可以公开发行股票）。

在此基础上，有选择、有条件地推动一部分股份制企业成为大众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大众发行股票，发
挥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接受大众股东的监督。

借助股份制，国有资本增量问题迎刃而解，而存量部分，原有企业通过固定资产核定价值折成股份完成改造。

再通过出资人制度，设立国有资产的管理部门对国资履行监督考核和保值增值的职能。

股份制改革以及1992年后有限责任公司法律的相应配套，使得出资人和企业，资产和财产边界划分开来，将原本地位极其特殊的国家、国企也纳入到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而慢慢接轨，使其作为出资人，与民营资本、外资一样按照同样的市场规则参与游戏。

股份制改革初期，很多人不理解，他们从传统理论出发，认为搞股份制改革就是搞“私有化”，发展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股份制改革实际上是一场理论和思想革命。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股份制改革其实是中国社会自我选择的结果，基本经济规律让中国政府和人民别无选择地“选择”了股份制。

经过10年的发展和创新，股份经济在我国已经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对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股份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企改革。

国有企业的改制和上市，不仅为其募集了大量的社会资金，促进了资产结构和经营状况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股份有限公司这种独特的现代企业的组织架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政府与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股票市场上的竞争压力和信息披露制度，也促使企业在思维方式和管理机制上不断地向市场化的方向转变。

股份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渠道。

股份经济的发展，不仅在金融领域而且还在财政领域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股份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我国经济的运行效率。

资源配置效率过低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10年来，随着股份经济的发展，资源的配置效率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一系列资料显示股份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并且预示着股份经济在我国发展的更广阔前景和更大的空间。

我国股份经济在发展中的上述成就是在不断的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取得的，但也不可否认，在10年多的创新与发展中，也存在着内在的机制缺陷。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股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缺陷，是行政的力量太强，市场的力量太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机制还没有形成或者说还很不健全。

具体说来，我国的股份经济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在缺陷：第一，我国的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都处于一种分
割状态。

第二，我国股份经济的行政化特点太重。

第三，我国股份经济的发展缺乏应有的层次结构。

对于我国的股份制改革，
我们必须认识到股份制经过两个多世纪的精雕细琢，发展成为当今世界通用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自有其特定的丰富内涵，我们必须大胆吸取；同时又必须看到股份公司如今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日本都面临严重困难，已不能完全贯彻股份公司原理了，它们本身在摇摆不定，这要求我们防患于未然，结合自己的国情，勇于探索，寻找一条中国型的同时又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新型股份制企业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