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读书报告

回望历史，发现社会——《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读书报告一．导语：真理的预见性我们生活在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一方面，时代在飞速发展，人类正在创造着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另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问题却一次次地颠覆了我们对和平世界的认知——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残酷严峻的金融危机，纷争不断的国际形势，还有民不聊生的第三世界……如果这些纷繁复杂的表象令人困惑，那么，卡尔·波兰尼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清晰的线索，使我们从一个客观、全面、实证的角度，重新理解这些社会现象。

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全书探讨并分析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世界文明的“大转型”——经过两次世界大战，19世纪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旧工业文明的衰落和20世纪以保护主义、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新工业文明的建立。

本书的主题极具前瞻性，因为直至今日，对不同意识形态的比较与探索还在激烈地进行；作者的见解又极具创造性——他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就提醒人们，如果盲目地深信“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我们的社会很可能落入一场巨大的灾难。

现在，许多问题正在逐渐显现出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现象印证了这位思想巨人的预见。

因此，对这一部经典著作的回顾也就尤为必要，它带给我们的思路和启示，或许将会帮助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二．主题与中心：“建立在乌托邦之上的错误”全书主题即“发现社会”，作者认为，社会是比经济和市场更为广阔、也更为核心的关注对象。

作者的核心论点可以用书中的一句话概括：“19世纪文明的解体，是因为社会为了使自己不被自发调节的市场的作为所毁灭而采取的那些措施”1。

基于这一核心论点，作者展开了实证的论述，具体回答了为什么自由市场是一个乌托邦，经济与社会的嵌入式关系，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为什么不能成为商品、以及为什么20世纪的工业社会产生了如此强大的破坏性张力等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规范性建议与展望。

全书用三篇、二十一章来阐述这一主题，其结构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篇为导言部分，作者对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国际动荡提出了质疑：为什么在欧洲，一段长期的相对和平繁荣时期（1815-1914）会突然让位于一场尾随着经济崩溃的世界大战；第二篇是全书论证的核心部分，作者运用详细的论证试图阐述几个主要观点，诸如“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未真正存在过”、“政府干预是保护社会的一种必要”，以及“市场建立过程所导致的社会变迁会引发巨大的灾难”等等。

第三篇是结语，作者否定了“自由市场”所谓的“自由”，却又满怀乐观精神地为我们指明了新的自由，引用文中原话就是：“社会的发现既是自由的终结，也是自由的重生。

”2三．主要观点1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一）自由市场是一个乌托邦卡尔·波兰尼在开篇就提出了这一创见：自由市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因为它的理论假设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主观论断。

回顾人类发展史，就会发现自由市场理论并不能完全自洽。

1.“经济制度浸没在更为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作者首先反驳了自由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市场是调节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

通过第三章到第五章对工业革命前的历史回顾，作者发现，当时西欧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只有“互惠”、“再分配”和“家计”三种；与此对应的社会组织结构分别为“对称”、“辐辏”和“自给自足”。

在这个框架中，财物的生产和分配是通过社会上的行为规则来支配的，而非亚当·斯密所谓的“逐利动机”。

因此，作者在这一部分的结论便是：在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制度仍然被浸没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市场仅仅是某个制度设置的附属特征，而这个制度设置前所未有地受着社会权威的控制和规制。

”32.“虚拟商品”接着，作者在第六章中提出了“虚拟商品”这一概念，用来概括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三种生产要素。

如果市场要自发调节社会生产与分配，那么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就必须成为商品，因为它们是工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然而，经过对三者的属性进行分析后，作者发现它们不可能真正地成为商品。

作者认为，首先，劳动力“不能被推来搡去，不能被不加区分地加以使用，甚至不能被弃置不用，否则就会影响到作为这种商品特殊载体的人类个体生活”4；其次，土地的商品化使得“自然界将被化约为它的基本元素，邻里关系和乡间风景都将被损毁，河流将被污染，军事安全将会受到威胁，事物和材料的生产能力也将被破坏殆尽”5；最后，货币的供给不定将会周期性地肃清或扼杀商业企业。

总体而言，这三者当中没有哪一个可以承受“自由市场”所造成的破坏性改造。

这就进一步论证了自由市场的不可能性。

然而，自由市场的扩张还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发生了。

这意味着，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将不得不作出努力，阻止自身的“商品化”趋势。

这就引出了作者接下来关于“社会双向运动”的讨论。

（二）社会双向运动作者至此已经总结并剖析了19世纪以前的历史，此时，市场正在扩展至全国各地；另一方面，各种政策和措施所织成的网络又在抑制着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有关的市场活动。

用作者的话概括，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与“社会保护原则”之间的交锋。

这一时期的具体表现，是英国先后颁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最初，在圈地运动的过程中，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了农民份地及公有地，这就导致了农民被迫卷入劳动力市场，从而开启了商品化的过程。

随后，作者又针对“劳动人民”这一群体对市场体系进行了分阶段解读。

第一阶段是斯品汉姆兰时期（1795-1834年），斯品汉姆兰法令的颁布虽然旨在保护底层3同上书，第58页。

4同上书，第63页。

人民的基本生活，但实际上它削弱了劳动者的正常工作与生活，并引发了“大众的赤贫化”6。

“这一暧昧的博爱主义行动阻止了劳动者将自己构造成一个经济阶级，并由此剥夺了他们避开经济磨盘里被注定命运的唯一手段。

”7第二个阶段（1834-1844年），济贫法修正案的颁布又带来了新的困境：斯品汉姆兰法令被撤销，那些应该受到救济的人便成为了劳动力市场形成过程中的牺牲品。

而第三个阶段（1834-1870），作者认为，使问题变得“无可比拟地更加深入”。

书中写道：“如果说斯品汉姆兰法令曾经阻止了工人阶级的出现，那么现在，穷苦的劳动者则是在无情机制的压力下被结合成了这样一个阶级。

”（三）危害社会的破坏性张力第二篇第二卷为“自我保护的社会”，作者在这一部分具体分析了三个虚拟市场——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自我保护运动”，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后果。

在前文，作者已经用大幅篇章描述了它们与自由市场不兼容的特性；在这一部分，作者则是具体地分析了三者分别产生的“破坏性张力”—— “失业”、“阶级紧张”和“汇兑压力”。

这样，作者就解释了在1914年之后产生的空前的社会动荡与转型——“当最后一个使它（单一制国家）苟延残喘的制度——金本位制——解体时，积蓄在各国内部的紧张压力才会释放出来”8。

作者认为，是自由市场以及自由主义信条将原有的人类社会文明付之一炬，并且，这些制度唯一的目的仅仅在于让物质福利自发增长。

（四）新的起点，新的自由在文章的最后一篇，作者不仅总结了政府、市场、社会变迁的一些普遍规律，还将过去的历史提升到道德与信仰的层面进行了探讨。

在文末，卡尔·波兰尼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那就是——在放弃市场、顺应现实的基础上，追寻公正和自由。

作者坚信：“顺应，一直都是人类的力量和新希望的源泉。

”这也就意味着，作者在揭穿了自由市场的乌托邦神话之后，为我们指出了一条与功利主义“结果论”完全不同的“目的论”意识形态——“只要我们真诚地试图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他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会转而与他作对，并毁坏他以它们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9这样的呼吁是振奋人心的。

当今世界有太多的人已经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视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先进文化；然而，这些价值观却往往忽视了遭受不公正待遇、身处困境的人们，成为既得利益者维护一己私利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因此，这本书所带给我们的启发有着非常大的价值，它替我们解开了自由主义施加的精神枷锁，并提供了一个更加鼓舞人心、凸显人性庄严与社会关怀的价值观念——我们应该为了寻找到一种伟大而永恒、保障社会的良好运转、维护人民的充分自由、坚持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

而这，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四．论证方式与论据6同上书，第72页。

7同上书，第86页。

8同上书，第186页。

全书不仅论证方式多样化，论据来源也涉猎广泛，文中不止一次地引用了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

本书最具有代表性的论证方法有两个：追溯历史和类比。

这二者都是基于实证分析的思维模式，分别从纵向与横向对历史的发展进行了反思与分析。

（一）追溯历史由于全书围绕着“我们时代的经济与政治起源”展开，所以追溯历史发展脉络便成为全书最为重要的论证手段。

卡尔·波兰尼回顾历史的切入点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正如作者所言，“19世纪“工业革命是英国的事件，市场经济、自由贸易、金本位制都是英国发明的”。

是英国的世纪”，因此，第二篇第一卷的论证全部基于英国的历史事件。

圈地运动——斯品汉姆兰法令颁布——济贫法修正案颁布——随后保护主义兴起——大转型最终到来，这是该书第二篇的总体论证思路和线索。

除了对历史现实的陈述，作者也运用了具体的数据和具体事例来深入分析其中的动机、成因、运作过程以及导致的社会后果。

具体而言，在第四章，作者否定了自由经济中关于人们“牟利”和“交换”的假设，并提出了“互惠”，“再分配”和“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结构，所运用的论据都是早期原始社会的组织和运作模式：西美拉尼西亚共同体中互惠互助的制度保证了社会连结；伯格达玛族的男人都被预期将收获的大部分猎物贡献给共同体所需；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人们的贸易并不涉及利润……这些历史事实从社会中的人类行为出发，极具说服力地驳倒了自由市场的假设。

本书作为社会科学专著，作者通过追溯历史并反思得出结论是一个最为可靠的论证方式，它是理论与实证的有机结合，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类比作者在探寻历史发展脉络的时候，多次用到了“类比”的论证方法。

在第十三章，作者大量运用类比的论证手法，阐述了十九世纪早期英国劳工阶级的生活状况。

作者通过非洲的一个土著部落——南非的卡菲尔人，一个高贵的蛮族——与白人文明接触后产生的“文化贬值”现象，描述了英国劳工在心理和文化上的惨重代价；通过印度在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悲剧——由印度村庄共同体的消灭引发的大规模饥荒，证实了“社会的破坏”对民众的影响远远大于“经济上的剥削”；通过1887年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强制土地分配事件，说明了人口增长也可能是“文化退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