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舒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亦舒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摘要:亦舒的故事情节紧凑简洁，表面上语言活泼幽默，犀利痛快，然而她的悲

哀只藏在骨子里。即使是痛入骨髓的感情也仅点到即止，轻描淡写，全然是历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沧桑过后的平淡，波澜不起，生活依旧继续。

关键词：亦舒、女性意识、独立、平等

亦舒是香港著名的爱情小说家，她走的虽是流行路线，但她的小说在讲述女性的婚恋故事中，不仅表达女性的真实情感体验而且透露出深刻的女性意识，从而表现出女性对自身的认同，对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的发展。

亦舒，生在上海，长在香港，受着中西方文化的共同熏陶。因此，其作品中体现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以及对女性的自爱、自尊、自立的强烈描写。亦舒的小说中所表现的女性意识较之于大陆女性文学主力军的张洁、张抗抗、池莉等作家所表现的有很大的不同,她关注社会转型期都市社会中女性的生活境遇、心灵历程和理想追求,凸现女性的外在生存价值和内在性别体验的困惑,探究传统伦理观念和现代思想意识冲突中女性面临的各种问题,描绘了现代生存背景下的爱情、婚姻、家庭关系和女性遭遇,并且挖掘出女性意识及女性的精神力量和潜在能力,塑造了一批典型的知识女性形象,表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亦舒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平等的两性关系

自觉地在经济上、心理上、精神上和人格尊严、社会角色塑造等方面捍卫自主、自立与自强的意识一直是亦舒小说女主人公的追求,也是亦舒小说中女性意识的重要方面。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异性交往中的独立自主性。亦舒提倡女性在爱情追求中不丧失自我意识,仍然追求个体的独立性,不依附男性,也不去为男性改变自己,而是让男性来接受自己,容忍自己的独特个性,成为自己的仰慕者,甚至是自己的臣服者。如在小说《香雪海》中,主人公香雪海的三次出场均以强者的姿态出现,男主人公关大雄却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在真切的接触后,关大雄才发现香雪海冷峻跋扈的外表下却有内心的幽美洒落其上,而为之着迷,并希望能够与其一生相随。同样,在小说《喜宝》中,喜宝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固然令人齿冷,但她是那么执着在不正常的两性关系中保持自尊。当勖存姿说: “也不只是物质,情感上我还是依靠你的。你为什么不能爱我。”姜喜宝回答:“我在等你先爱我。”“不,你先爱我。”[1] 一个为金钱而出卖自己的女人,可以忍受一切侮辱,但在爱情面前,喜宝需要自尊。另一方面,表现在现代女性的经济独立性。真正的平等需要经济独立作保障,没有了经济独立,两性平等、妇女解放也无从谈起。

正如恩格斯所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2] 同样,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也一针见血地说明,女子的解放必

须以经济地位的解放为根基。自由竞争的社会使女性在以前男性垄断的行业中崭露头角甚至独领风骚,为女性挣脱男性中心主义束缚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在亦舒小说中,工作对于这些新女性,不仅仅只是谋生的手段,更是展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我的前半生》中的男女主人公同鲁迅《伤逝》中的男女主人公同名,鲁迅笔下的子君是企图走出那个时代却完全被那个时代吞吃了,

那不全是她的责任;亦舒笔下的子君,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重新振作起来。她自寻职业,自食其力,不怕困难,终于获得了新生,成为一个在人格上、经济上独立的女性。还有像《独身女人》等作品,亦舒都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去昭示:爱情不再是女人生命的最高目的,婚姻也不再是女性人生的第一要义。她们有能力凭着自强不息,而不须仰赖男人的庇护或施舍改变自身命运,争得独立自主的社会地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亦舒的妇女观,也可以看出她对现代女性的出路与命运的关注。

2、反父权的思想

传统的女性通常只能做生命的陪衬,只能默默奉献、任劳任怨;而男人希求的也是妻子的安抚与理解,希求妻子以她母性的温柔帮助他们鼓起勇气去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但女性主义者却表示质疑和抗争,导致男权价值体系出现松动与裂痕。亦舒小说中常见孤女、单亲家庭形式,形成了“无父文本”, “男性家长被排除或放逐于文本之外,构成了女性家长当家作主的模式”[3] ,表明了对父权的遗弃。小说《胭脂》可视为对单亲家庭、对母性的一种审视。对于杨之俊来说,如大多数的女人一样,盼望着正常的家庭,但她却清醒地将家庭制度和她自己的家庭清楚地区分开来。前者是她追求的目标,而后者在她的经验中却常常无法达到她对家庭生活的渴望。之俊的母亲还曾经有过婚礼,只不过婚纱尚未在箱子里压皱发黄,她的父亲便与母亲分开而另娶。之俊却是连婚礼也欠奉,便生下了女儿杨陶。《胭脂》讲述了三个女人的流年:老的落在了荒凉的土地上,一辈子弱不禁风,怨天尤人;中年的堪堪地将要掉下去,却又凭着自己的毅力硬是打出了一个局面;年轻的碰上了好时候,前程灿烂如锦。女人的归宿也不再是丈夫和家庭,在杨之俊看来:“我的归宿,便是健康与才干。你还不明白?妈妈,一个人终究可以信赖的不过是他自己;能够为他扬眉吐气的,也是他自己。我要什么归宿?我已找回我自己,我就是我的归宿。”[4] 在亦舒小说中很难找到“需要通过对女性的保护来反射两倍大的男性形象”[5] ,她在作品中撕碎了男性“强大”的伪装,甚至经常把他们描写得非常不堪。仅《我的前半生》中就有如下数类:多年来老实正经、勤奋向上的丈夫,忽然发现了真我,发现了激情,死心塌地地要随着女演员去过全新的生活,而全不顾及妻儿的感受;在公司踌躇满志却窝窝囊囊混了半辈子的男同事,打着“我老婆一点儿也不理解我”的旗号向单身女人讨便宜;20多岁的男孩子,大学刚毕业,却想在成熟女人身上寻找经验及安慰;文雅体贴、热爱艺术、知情识趣的合伙人,却是个同性恋者;试探几招一看不行就立即出言不逊,转舵而走的洋鬼子……亦舒几乎是极力挖掘男性的猥琐来实现对女性的礼赞,读来令人深有感触。

3、姐妹情谊的书写

在男权制度下,男性肝胆相照,寻求不背叛的生命情谊是男性历史中一以贯之的神话;而女性的情谊,在男性话语系统中,是长期被省略的,女性之间被更多书写的是彼此算计、互相提防。而80年代高涨的女性主义写作却勇敢地突破了这一禁锢,这些女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大量书写了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大胆地开拓了文学表现生活的领域,从而也进一步地拓宽了女性写作

的更为广阔的书写空间。西方女权主义者萨拉・埃利期也极力倡导“姐妹情

谊”。她认为女人们必须诚心诚意,信心百倍地站在一起,并且指出女人在无法从男人那里获得救赎的时候,在无外援的自闭中,应该向自己的姐妹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