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综合城市化的城市群效率研究——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实证比较

一、引言与文献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涵盖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为中国城市化的反复期，表现为前进与倒退并存；改革开放后至今为第四阶段，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逐渐步入快速发展期。尤其是在2002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化开始超常规发展，年均增长速度超过工业化国家快速增长期年均1个百分点，创造世界之最。[1]Roger C K 、Yao Shimou （1999）[2]也提到中国正经历的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和规模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城市数量和规模迅速增加。政府的工作报告或一些学者的研究文献都将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视为值得欢呼庆祝的成功，[3]许多地区纷纷提出了要加速城市化，以城市化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整体城市化水平为17.92%，到2009年底，整体城市化水平为46.59%。与此同时，在中国东部和东南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地区，城市化水平更是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2006年，长三角的城市化水平为62.91%，珠三角的城市化水平为79.48%，京津冀的京津地区城市化水平达到80.84%，而同期中国整体城市化水平为43.90%，[4]这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超过全国约30个百分点。

中国的城市化吸引了诸多学者和有关部门的广泛关注，但是“城镇化这一课题，虽然已经过中国学者比较系统、长期深入的研究分析，仍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5]

中国的城市化总体可以

2012年第1期

基于综合城市化的城市群效率研究

———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实证比较*

李胜会

冯邦彦*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0YJC790143）、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启动项目（10451064101005130）、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2011sz003）、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10B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胜会，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广东广州，510640）；冯邦彦，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632）。

[摘要]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不是一种自生成长的城市化，而是在外部力量主导下的“粗放型城市

化”。通过研究发现，在我国三大城市群，传统的城市化水平“虚高”，很大程度上只是人口的“被城市化”；

综合城市化指数衡量的城市化水平更具内涵，反映了城市化的真实程度。通过对综合城市化效率的研究，我

国三大城市群地区综合城市化效率总体有效性不足，尤其是大城市效率水平较低，而中小城市效率水平较

高。通过对三大城市群比较发现，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效率水平最高，珠三角城市群综合效率水平最低；在效

率变化上，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效率改善均优于珠三角城市群。

[关键词]综合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城市群效率Malmquist-DEA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1-0066-08

归纳为“造城运动”导致的“驱赶型城镇化”，[6][7]使大量进城农民不能在城镇定居，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并伴随着“半城市化”；[8][9]Friedmann（2006）[10]评价的中国的快速城市化为“非常危险的城市化速度”。此外，中国的城市化在舆论宣传上偏热，地方攀比比较严重，土地保障和粮食安全风险增加，甚至有些地区出现城市贫困化现象等。

基于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累积的系列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不是一种自生成长的城市化，而是在外部力量主导下的粗放型城市化，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一是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合理测度，针对该问题目前已有学者进行了尝试，如欧向军、甄峰等（2008），[11]陈明星、陆大道、张华（2009）[12]构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研究了城市化的动力因子；薛俊菲、陈雯、张蕾（2010）[13]从人口、经济和空间三个方面复合了综合城市化水平；王家庭、唐袁（2009）[14]构建指标体系，对中国城市化质量进行了研究；方音、姚丽丽（2006）[15]对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分析这些研究发现，他们在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指标体系对城市化进行了综合测度，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在案例选择上重点不够突出。根据前文分析，我国城市化水平虽然提升很快，但是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要高出全国许多，因此，我国城市化“问题”的重灾区很大程度上可能集中于三大城市群地区，因此本文将研究视角定位于三大城市群，以期获得有力的研究证据。二是对于城市化的效率研究，目前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戴永安（2010）[16]从人口、经济和社会角度研究中国城市化效率，考察其时空演变和影响因素，并对中国城市化的全要素生产率做了动态分析和区域比较。王家庭、赵亮（2009）[17]从省级层面研究了我国的城市化效率，认为不具有集约效率。肖文、王平（2011）[18]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效率和城市化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城市化效率较低。李郇、徐现祥、陈浩辉(2005)，[19]郭腾云、董冠鹏（2009）[20]分别运用DEA模型测量了我国不同类型城市的各种效率水平。方创琳、关兴良（2011）[21]从多要素投入产出角度研究了中国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李红锦、李胜会（2011）[22]研究了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效率，刘爱梅、杨德才（2010）[23]关注了城市群的负外部性，认为城市群规模的扩张可能导致“效率陷阱”。这些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多从经济效率角度研究城市群的投入产出效率，二是对城市化效率的研究，在指标选取上有待完善。

二、研究范围界定

从各国城市化的模式看，当城市化进入一定阶段后，城市群已逐渐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主体形态。日本的东京、阪神、名古屋三大城市群集中了全国65%的人口和70%的国内生产总值；由伦敦、巴黎、米兰、慕尼黑和汉堡组成的五边形大都市区集中了欧盟40%的人口和50%的生产总值；美国67%的国内生产总值集中在大纽约区、大洛杉矶区和五大湖区三大城市群地区。[24]与经济集聚相伴，人口也呈现向城市群集中的趋势。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与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三大区域。因此，本文将研究范围界定于这三大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以1994年广东省提出的“珠三角经济区”为基础，为数据可得性将范围界定于广州、深圳、佛山、珠海、江门、中山、东莞、惠州和肇庆9个地级市的全部范围。长三角城市群以1997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后，确定的16个城市为范围，包括上海、苏州、嘉兴、无锡、南通、杭州、宁波、湖州、常州、泰州、镇江、绍兴、舟山、扬州、南京、台州（台州为后加入城市）。京津冀城市群以国家“十一五”规划把京津冀都市群界定为“2+8”，包括京津两市和河北省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和廊坊共10市。

三、综合城市化水平测度

1.指标与数据。在借鉴已有的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将综合城市化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归纳为四个层面：（1）人口城市化层面，即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用非农人口比重来衡量；（2）土地城市化层面，主要反映城市建设情况，用城市建成区面积比重来衡量；（3）经济城市化层面，主要反映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和非农化水平，用人均GDP和二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产值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