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里描述翻译学研究述评

图里描述翻译学研究述评作者：张建青岳靖凡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09年第03期(1．浙江工业大学浙江杭州310024；2．西安工业大学陕西西安摘要图里倡导的描述翻译学目的是建立实证的科学翻译学，其研究以译文为导向，通过对翻译规范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两大尝试性翻译规律。

其理论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有助于人们全面系统研究翻译，大大促进了翻译研究学科地位的确立。

国内外对其理论也有质疑与批评，但其中有些显然未能理解图里理论的初衷和特点，实为“苛求”之论。

关键词图里；描述翻译学；规范图里是描述翻译学的领军人物，《描述翻译学及其他》则为其理论的总结和升华。

一、描述翻译学的特点首先，描述翻译学的目的是建立实证的科学翻译学。

图里指出：“寻求普遍规律是任何学科的不变目标和首要追求，没有它们，则任何的所谓理论和科学活动都不可信”。

他认为一门实证学科如果没有一个描述性分支就不能称其为完整和(相对)独立的学科。

另外，其研究的出发点为多元系统文化理论。

描述翻译研究以译文为导向，最重要的是将翻译置于译入语文化的社会和文学系统之中，正是这一系统中的位置最终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

科学的翻译研究方法“应当是描述性和系统性的；应该重目的和功能；应当研究影响译文产生的接受的规范(norm)和限制(constraint)，研究翻译与其他文本处理之间的关系，研究翻译在某一特定文学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在不同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种翻译的地位与作用。

”描述翻译学构建的方法论可归纳为三个步骤：一是把文本置于译入语文化系统内，检验其重要性和可接受性；二是比较源语文本与译入语文本，辨识译入语文本偏离源语文本的动因，从而抽象概括出翻译行为规范；三是把所概括的规范确立为规约未来翻译行为的规律。

利用前两步对文本进行多次检验和比较，使析出的规范在类属、时间、作者等方面不断丰富，为探索订立影响翻译行为的普遍性规律提供依据。

这些规律便是图里描述翻译学孜孜以求的的一般理论形态。

二、主要理论1、翻译行为规范“规范(norm)”是一个社会学术语，主要指一个社会或文化里某些“约定俗成”、有着相当普遍认可性的行为、道德以至观念上的标准。

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一般认为它反应了社会文化中人们共享的普遍价值观念。

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中就曾提及“规范”，图里则把它运用于翻译研究，通过系统化，使之发展成为自己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他认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讲，翻译乃多种类型与各种程度制约(constraints)的产物。

规范即为制约(constraints)。

图里认为，翻译行为是一种受规范规约的活动，规范指社会文化对翻译行为的制约。

就约束力而言，处于极端一头的社会文化制约的可称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较为绝对的规则(rules)，另一端则是纯粹的个体癖好 (idiosyncrasies)。

规范则呈梯度分布在规则和个体癖好之间，在约束力上介乎二者之间。

从规范的角度看规则和个体癖好，前者是“(更为)客观的”规范，后者则是“(更为)主观的”也即“更少客观性”的规范。

可见，这一概念在其理论体系中举足轻重。

图里挪用规范这一概念指称译者翻译时面对的种种制约，这些制约主要来自于译入语社会及文化，却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决定。

他引入规范的目的在于通过个案分析为翻译行为确立某种统计学意义上的普遍规律。

他之所以将规范作为核心概念，一是因为规范是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因素，也是解释包括翻译活动在内的社会活动的关键因素；二是确立规范可为建立影响翻译行为的规律提供依据。

这些规律源自大量的文本描述研究，可以推演升华成为翻译学理论的构建要素。

图里提出了过程中体现的三种翻译规范：初始规范(initial norm)、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

初始规范指译者首先须在源语文本规范与译入语文化规范之间做出的基本选择。

预备规范在翻译行为未开始之前就已发挥作用，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翻译政策，二为翻译的直接性；前者考虑的是选择什么作品来翻译，后者指通过源语翻译其他语言的容忍度。

操作规范则支配着翻译过程中所作的各种决定，可以分为结构规范和语篇语言规范。

三种规范中，初始规范对其他两种规范具有统摄作用；操作规范具有形而下特征，是初始规范在翻译过程中的明晰化。

研究翻译规范有两种主要资料来源：一为语篇材料，即译文和分析性的译文目录。

二为语篇外材料，指半理论的批评文章，如规范性的翻译理论或观点，译者、编辑、出版者或者其他与翻译有关的人或私下的说明、对个别译本的评论等。

2、两大翻译规律“由描述翻译规范出发揭示翻译规律正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特征。

”而翻译学在建立规律方面还缺乏自觉，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的希望和出路就在于确立翻译规律。

因此，探讨翻译规律正是图里理论的落脚点和自然归宿。

图里为此提出了两大尝试性翻译规律：其一为译文渐进标准化规律(the law of growing standardization)，也可称为文本功能转化律(the law of the conversion of textemes to repertoremes)。

就最一般的情况而言，它指的是源语文本往往在翻译中被转化进入符合译入语文化系统的形式符号库。

从另一角度看，它又指在翻译中，译者更愿意择取译入语文化形式库中的惯常用法替代源语，源语文本中展示的文本关系常常被整合、忽略乃至全然漠视。

图里的研究表明：译者将原文中新奇陌生的文本置换成符合译入语读者阅读习惯和审美期待的内容与形式，其结果便是译文的标准化程度(即在适应译入语文化规范方面)提高了。

这么做有多方面原因，主要让译入语读者易于接受译文。

其二为源语干预规律(the law of interference)。

就最一般的形式而言，可以将这一规律视为翻译中源语文本的各种构成要素趋向语在译文得以传递；这种传递既可能为正传递，也可能为负传递。

也即在翻译时，源语的某些文本结构(例如词汇特征、句法特征等)会转移到译文中。

该规律表明，源语文本对译语文本产生某种“默认”(default)作用。

图里特地指出：从译入语系统的角度来看，对源语干预的容忍程度受制于语言和文化的相对声望，以及与后者的权力关系。

人们对从强势语言或文化译入的作品容忍度较高，在译入语语言文化处于弱势的情况之下尤其如此。

而且，就语言和语篇层次而言，即使是对同一文本的干扰和容忍亦未必一样。

完全没有必要对源语的干预太过忧虑，因为“所有的文化，无论处于哪个发展阶段，都不得不接受干预，对此发动战争没有任何意义。

”三、主要贡献一是大大促进了翻译研究学科地位的确立。

我们知道，其实霍姆斯早在1972年就提出应把翻译学建设为一门经验性实证性学科，并寄希望于描述翻译学的发展。

而图里研究成果丰富，通过众多实际个案分析，掌握了大量实证材料，证明了翻译的重大作用和影响；并且由于其研究力求客观，呈现出一般实证科学的特点。

这样，学界终于广泛认可了翻译研究的价值，翻译学得以确立。

二是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有助于人们全面系统地研究翻译。

“翻译”的涵义在描述翻译学中得以空前扩大，以前处于边缘位置的很多翻译现象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以前，人们一般认为只有与原文完全对等的文本才可以称为翻译，而将现实中的其它翻译行为加以贬斥。

图里认为：只要是在译入语文化中以翻译面貌出现或译入语读者认视之为翻译的一切文本都应称为翻译。

这样一来，为众多原来处于边缘位置的翻译现象，如转译/重译和伪译都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

由于描述性翻译研究关注更加广阔的译入语社会文化，探讨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样，就能更为系统和全面地研究翻译，从而对实际存在的翻译现象做出更加合理与准确的解释。

对此，我国翻译理论家也有极高评价。

四、有关质疑与批评首先国外论者如曼迪指出：图里的“规范”太多，含义模糊，而且这些规范具有施为倾向和规约功能，有悖于描述性分析的初衷。

此外，从个案分析中概括出的“规律”，似乎只是翻译行为的一些惯常信念，乃至是无须证明的信念，且这些准科学的抽象规律在何种程度上可应用于翻译实践也颇遭争议。

再如有学者就价值中立对社会价值取向遮蔽方面提出质疑。

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曾婉转批评图里坚持的所谓中立客观立场，认为其成就与不足都与其刻意回避价值判断不无关系。

韦努蒂则断言：翻译研究永远都不可能仅仅是描述性的。

我国研究者也提出，图里为使描述翻译学成为一门无涉价值、可以实证的科学，采用了简化和分离范式构建其理论模型，实质上体现了对科学方法论至上的工具理性的推崇，付出了牺牲主体性等人文因素的代价。

它有三大不足：一是片面强调研究者的客观中立，过于避免价值判断。

二是脱离翻译实践，过度提倡将不利于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

对于人们认识具体译作的优劣并无帮助，过度提倡必将不利于总体翻译质量的提高，甚至对翻译实践产生负面影响。

三是对译者的创造性不够重视。

上述看法，如从图里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看其描述翻译研究，则对其批评虽各有道理，却也多有强求之嫌。

因为图里描述翻译研究强调“价值中立、客观性、实证性”(而实际研究中并未将之推向极端！)，其目的恰是为凸显翻译研究的科学属性，以提高翻译研究的地位。

而其通过描述分析译文探寻翻译行为“规范”和“规律”恰是为了认识“现实中的翻译是怎样，为何这样”，合理预测和解释“将来的翻译趋向”，并非要指导具体翻译实践即“如何翻译”。

由于以描述文本为中心，自然对译者谈论较少，但图里并未忽略译者作用，其书中有关论述可以证明。

只是谈论不多，但主要却是由其研究的重心乃翻译行为“规范”与“规律”使然。

至于认为提倡描述翻译学会纵容误导糟糕的恶劣译文出现，则更是不合逻辑。

因为导致劣质译文出现的原因很多，与描述翻译学恰恰关系不大，且根本无直接因果关系。

如此批判描述翻译学，恰恰找错了靶子，是“歪打”，而非“正着”！说重一点乃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参考文献[1][2][4][5][6][7][8][9][10][11][12][13][14]Toury，Gideon．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第259，1，36-39，54-55，55，56，259，56-59，65，259，268，269，275．[3]Hermans，Theo ed．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C]．London&Sydney：CroomHelm．1985．11．[15]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16]张思洁．描述翻译学中的工具理性反思[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7)：63－65．[17]韩子满、刘芳．描述翻译研究的成就与不足[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111－116．[18]潘文国．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A]．杨自俭．译学新探[C]．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作者简介张建青(1970-)，山东人，浙江工业大学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