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

的生命力得以提升和完善。被征服者最
终征服了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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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国体制下的中西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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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为中西文 化的交流创造了重要条件，揭开了 前所未有的异域文化相互激荡的新 篇章。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对外征服战争， 使中国西北部的边界实际上处于开 放状态，从而导致无数的穆斯林无 阻碍地进入中国境内，并带来了伊 斯兰教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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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采纳汉人的科举制，“金承辽 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 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 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
金国的国学十分重视经学、诸子学 和史学，在文学创作方面则推崇韩 愈、欧阳修和苏轼。凡此种种，都 使得金国对汉文化的整合达到了较 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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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经世传统和“用夏变夷”原
则，构成了忽必烈汉化改革的宽广而深
刻的文化背景。在这样一种包容性很强
的文化感召力的驱动下，广大的中原儒
者纷纷加入到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改革
中，成为积极的推动者。宋辽夏金元时
期的文化大整合，使少数民族的汉化达
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此过程中，汉民
族也经历了一次新能量的扩充，汉文化
县。”不难看出，元代行政建制多仿
照汉文化之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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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国时期，儒学的重振突出表现在 理学的影响迅速扩张。
元代帝王推崇孔子，“至元三十一年 七月皇帝圣谕中外百司官吏人等：孔 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 奉”。在制度层面，元代科举取士强 调明经，四书五经以朱熹的注释为准， 由于科举以朱子之学为标准，这样一 来，官方钦定的朱学风行海内，从太 学到乡学，多以诵讲朱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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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人灭辽后，建立金国，其文化政 策也以汉文化为旨归。
《金史·太祖本纪》载，金太祖在发动 灭辽战争之际，特下诏“若克中京， 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 赴阙”，非常重视对文献资料的保护。 在灭北宋的战争中，金太宗要求将士 搜罗图书文献、精通经术的学者、画 师、乐工、医生及各类艺人。
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
其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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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制方面，辽国对唐制所谓三省六 部等多有吸纳 .
辽国还仿照汉制，设立学校。辽上京 设有国子监，太祖命置祭酒、司业、 监丞、主薄等官。辽道宗清宁元年 （1055年），下诏设学养士，颁五经 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国子监 相当于太学。此外，辽国于黄龙府、 兴中府设有府学，在西京、上京、东 京诸道各立州学，此即郡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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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王朝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北方的契 丹辽国。
据《辽史·百官志》，辽国“大略采用
唐制”。又称“契丹旧俗，事简职专，
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太祖神
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
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
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
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北、南院。
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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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更迭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同步消长。 在许多时候，用武力取胜的一方往往 从失败者的文化里吸取更为强大的养 分，否则胜利者将面临惨败的现实。 这就是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律背反。
值得注意的是，在征服与被征服之前， 落后的民族已自觉地学习先进民族的 文化，以增强国力。在征服成功之后， 这种学习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全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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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独伊斯兰教在中国得以生根，基督教也于 此时大举进入中国。元代的基督教大体上分
始强盛。此人“晓浮图学，通蕃、汉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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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蒙古人的汉化历程要缓慢得多。
在蒙古诸王中，青睐汉法的只有忽必烈。在 蒙哥汗时期，忽必烈身边即有许衡、郝经等 著名理学士大夫。他们多次劝说忽必烈实行 汉化政策，指出“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 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后魏、辽、金能用汉 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 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国朝仍处远漠， 无事论此。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也。 陆行资车，水行资舟，反之则必不能行。幽 燕以北服食宜凉，蜀汉以南服食宜热，反之 则必有变异。以是论之国家，当行汉法无疑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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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制上，据《元史·百官志》载：
“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
作。……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
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曰中
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
曰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பைடு நூலகம்者，
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
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
访司。其牧民者，则曰路、曰府、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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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代开始，中国逐渐形成一个回
回族。该族信奉伊斯兰教，使用汉
族语言文字，保持阿拉伯文化传统。
回回族的形成，直接促进了伊斯兰
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随之而来的
是，伊斯兰寺遍布全国各地。著名
的长安清教寺、广州怀圣寺、泉州
清净寺等得以重新修饰，杭州、定
州、燕京、昆明等地纷纷建造清真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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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还开科举，专为汉人而设，有乡试、 府试、省试之设。分两科，一曰诗赋，一 曰经义。辽圣宗时，以词赋、法律取士， 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
汉文化经典如《五经传疏》、《史记》、 《汉书》等广为颁行，《贞观政要》、 《五代史》及白居易《讽谏集》等被译成 契丹文字。
唐诗宋词深受契丹人的喜爱。《辽史拾遗》 载，苏轼曾与辽使共饮，辽使遂诵其诗 “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 以助其兴。
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政权也深受汉文 化薰染。
额济纳夏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就有
《孝经》、《论语》、《孟子》的西
夏文版本，并附有西夏学者的注释。
《宋史·夏国传》称：“夏之境土，方
二万余里。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
西夏官制分文武两班，设有中书、枢
密、三司等，显然受到了汉文化的影
响。元昊继位后，励精图治，西夏开
中国文化经历过无数次剧烈的 整合，每一次整合都赋予自身 更强大的生命力。这包括中西 文化之间的融通，也包括汉民 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 的融合。辽夏金元时期的中国 文化，奏鸣着游牧文化与农耕 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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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辽、夏、金、元：征服与 被征服的二律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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