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_李惠娟

全球价值链嵌入

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

李惠娟蔡伟宏

摘要：文章利用非竞争性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测算出中国服务业及其内部各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DTC指数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从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和国外制造品嵌入两个维度，分析全球价值链双重嵌入对我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显著地提升了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国外中间制造品嵌入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对低技术密集度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为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业，最后是中技术密集度服务业。

关键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双重嵌入；出口技术复杂度

DOI:10.13510/ki.jit.2017.01.007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贸易迅速发展，服务产品出口总额从1993年的111.93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2222.1亿美元，年增长速度高达15.3%。与此同时，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由过去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出口为主，逐步向现代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比例大幅度攀升转变。中国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改变了传统经济学认为的“服务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以及不可贮存的特性导致了服务产品的不可贸易”观点，学者们开始关注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持续上升的动因。近年来关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服务业融入了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体系（Gereffi，2012）。凭借着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中国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服务外包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在这一过程中完成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实现中国服务产品出口技术的迅速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不高，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以往文献侧重于研究制造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如今快速发展的服务贸易已成为一国获得贸易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有研究表明进口中间服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需求、供给和空间互动的综合视角”（14YJC790062）；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市互动视角下的服务业增长研究”（2015A030310145）。

李惠娟：广州大学旅游学院510006电子信箱：hedyjuan@；蔡伟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务品比进口中间制造品更能促进一国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刘维林等，2014）。基于此，本文从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和国外中间制造品嵌入两个维度，分析全球价值链双重嵌入对我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机理，以找出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途径。

一、文献综述

关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能不能提高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有利于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Rodrik，2006；Schott，2006；华广敏，2012；刘维林等，2014），刘维林等（2014）的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所获取的国外中间投入推动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并且国外中间服务投入比中间产品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贡献更大；第二种观点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不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Gaulier（2005）指出中国往往以代工或者OEC形式来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长此以往，中国出口产业会陷入“低创新”和“低技术”的全球生产环节，反而不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第三种观点认为融入全球价值分工体系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可正可负，如陈晓华等（2013）研究发现国际分散化生产对中国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表现出先负后正的V型特征。

学者们运用多种指标来量化出口技术复杂度（Michaely，1984；Hausmann et al，2007；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姚洋，2008；Xu，2009），分别有：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数TSI、技术附加值指标TV和复杂度指数SI、产品收入水平指标PRO-DY、显示性技术附加值RTV、出口技术含量指数TEC、技术含量指标TC、国内技术含量指数DTC。TSI、TV和SI以一国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作为权重，以各国人均GDP的加权平均值来代表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忽视了各国经济和出口规模不同的问题，也忽视了小国的出口技术；PRODY、RTV、TEC和TC考虑了各国的经济和出口规模的影响，以一种产品在一国总出口中的比例相对于世界总水平的份额（即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作为权重来计算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但是以此指标计算出来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复杂度很高，甚至超过同等收入水平国家应有的水平（Michaely，1984；Rodrik，2006；Jarreau，2012）。学者们开始质疑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过高可能是由于其出口产品包含大量进口中间产品的技术含量，如果剔除进口中间产品的技术含量，实际出口技术复杂度并不高（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Gangnes et al，2014）。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需要一种新的测量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方法，以得出一个国家真实的出口技术水平。目前已有学者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如姚洋等（2008）、华广敏（2012）在Michaely提出的在TSI指数的基础上，利用投入产出表，剔除进口中间产品投入对出口品的技术含量的影响，准确测量出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本文整合了姚洋和华广敏等学者的关于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研究，建立了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DTC）的指标体系。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影响做了

初步的研究，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制造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方面，忽略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由于服务产品的无形性、不可存储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导致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远远低于实物产品，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运输成本的下降，人们可以通过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等方式进行服务产品的贸易，服务产品的可贸易得以解决，并且中间品服务贸易迅速崛起以及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的深入发展，也使人们意识到服务产品与制造品一样可以嵌入全球价值链进行分段式生产，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大小受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一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反映该国出口服务的技术水平及国际分工地位。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贡献在于：（1）本文主要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2）本文从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和国外中间制造品嵌入两个维度来分析加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对于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理；（3）运用非竞争性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来测度出口技术复杂度DTC指数。

二、全球价值键嵌入促进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机理分析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促进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1）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可以产生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在全球生产网络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大量的优质中间品，这些优质中间品通过前后向关联嵌入到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网络之中，产生知识和技术溢出，进而提高发展中国家服务产品出口技术含量。（2）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可以产生成本降低效应。发展中国家凭借着庞大而廉价的要素资源市场嵌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之中，在与发达国家频繁的服务贸易往来之中，能以较低的成本来学习、模仿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减少服务贸易壁垒，降低进口国本地市场的服务价格，提高本地服务提供的质量，促进下游服务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进而实现服务产品出口技术含量的提高。（3）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后，为了获得更高的国际竞争力，大量优质的要素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将从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流向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部门，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另一方面，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规模的扩大，出口规模的扩张直接增加了对国内技术投入和熟练劳动力投入的需求，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熟练劳动力和知识技术，为其出口产品技术升级提供坚实的基础。（4）进口中间服务品投入比进口中间制造品投入更能促进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对于制造产品，服务产品尤其是生产服务产品蕴含着更多的知识、信息和技术，其产业关联性和知识溢出性更显著。

以Hausmann（2007）的“成本发现”模型为参照，建立一个服务出口企业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以此来考察一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决定因素：Y=AKαLβ（1）Y、A、K和L分别为服务业总产出、出口企业生产率水平、物资资本和劳动力。假设技术进步为希克斯中性，并且规模报酬不变，α+β=1，A在[0,δ]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