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基于政治制度与执政特色分析

中国模式——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与特色政府
所谓“中国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后发理论总结和归纳概括，“中国模式”也是一个难以全面界定的概念。

总结现今普遍流行的说法，主要是指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模式，泛指的“中国模式”可以细化为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

时间的区段多划分在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而深入讨论现在形成的“中国模式”应追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甚至更早。

今天的“中国模式”的形成，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的1949年到改革前的一段历史为后续的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上的完全独立自主，这使得后来的经济建设获得了一个最大限度的发展空间。

我认为，中国模式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离不开我国独具特色的政府执政治国之道主要体现在：
1．政府强势和集中高效
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模式”绕不过去的源头。

中国政治两千余年的政治传统影响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趋向于“中心驱动”模式，即政府是“主导型政府”或“强势政府”。

主导型政府便于资源集中、行动高效，是成就“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

相反，欧美社会体系由各个社会功能自主组成“网络驱动”的契约模式，少有政府干预，多进行自我管理运行。

今天，“中国模式”与“欧美模式”等的差别根本上与此相关。

中国政府的强势首先表现在其对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力，通过国有企业或与国家关系密切的企业进行运作，国家政权通过对这些企业的控制介入经济。

国家政权在市场中具有中心地位：确定经济优先发展方向和目标，引领经济体制向符合市场需求的方向发展，比如制订“五年计划”，比如大型国企的巨大整合力。

中国政府集中掌握着较多资源——譬如土地国有，具备极强的行动力，在经济建设方面具有很强的动员和干预能力，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可以进行细致的全局规划，某些难度高或短期见不到效益的项目才可以用“搞运动”的模式强力推行。

因此，“中国模式”在过去三十年积累下发展中国家少有的基础设施。

这种集中的资源在过去30年保障了其他领域的高效、顺利的运行。

2.政绩合法性
眼下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中，用得较多的一个词叫"政绩合法性"，具体指的是在中国"开放"的特定发展时期，政府政绩对其执政合法性的决定意义。

这个现象，有助于理解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决策思路，经济轨迹甚至增长速度。

在中国，这个"政绩合法性"与中国党内官员调动或任命制度的结合，派生出特有的中国现象。

中国官员的任命制，特别是常见的四年调动提拔周期：第一年调研，第二年制订蓝图，第三年第四年，执行计划并兑现政绩承诺，而后即等候调动或提拔，这已经形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中特定的政绩周期。

这足以说明过去15年间中国地方政府特别是各省会城市发展间的激烈竞争。

中国官员可能也是全世界行政官员中对各类统计数据最捻熟于心的。

数据就是政绩。

在很多中国官员心目中，中国增长的高速度，一定意义上就是这种政绩合法性的完美体现。

但是，这种政绩周期可能导致政策持续性较弱，问责制度难以切实执行。

同时，政绩周期也不应掩盖中国官场中严重的贪腐行为。

3．不断修正的形式
由集中高效的特点还能引申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

很多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没有规定的形式”，设计师没有提前为中国发展规定一种绝对的固定的发展模式，所以创造性的为世界贡献了中国经济奇迹。

我们说中国模式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和后发的理论归纳，即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不断的“试验——修正——再试验——再修正……”中搞起来的，也就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在关于中国经济的新闻报道中，“试点”、“经验推广”之类的词汇中国人绝不会感到陌生的。

而这一特点依然源于前面提到的集中高效。

在一个局部，封闭式的推行某一政策，搞好了就推广，搞不好则立刻可以叫停、重来，这样的行政成本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其结果是，好的效果很快就出来，没有“理论”，也就没有定式思维的束缚，政府敢想敢干，也能干，即使出了什么问题，凭借政府的强行动力，也可以把负面影响限制在极小的一个范围内。

这点同时说明，广义的“中国模式”本身是没有局限的，在未来也应该处在不断的修正中。

中国模式归根结底来源于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政府体系与职能密不可分。

中国实行的高度统一集中地政治制度是保证政府各项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改革能够
得以成功实施的保证。

所以我认为中国模式最本质的还是在于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它促进同时也制约社会的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