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董仲舒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化_1
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化导读：本文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化，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最后，董仲舒还提出了著名的“天谴”说。
他一方面宣扬“天子受命于天”，另一方面在坚持君主权威的前提下，强调君主应顺应天意，希望能对君主的权力有所制约，防止出现秦二世的暴政。
“天谴说”的目的，就是企图用“天”的神圣权威来制约君主的权力。
徐复观甚至认为：“近代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求之于宪法；而董氏则只有求之于天，这是形成他的天的哲学的真实背景。
”④董仲舒认为天有独立的意志，它不仅能以“美祥”来为帝王歌功颂德，还能以“妖孽”、“灾害”、“怪异”等来“谴告”、“惊惧”人事。
“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
”⑤所以董仲舒说：“天人之际，甚可畏也。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⑥当然，“天”对帝王的“谴告”、“惊惧”也体现了上天对人君的仁爱之心。
董仲舒自己也在实际政治中对汉武帝提出过“谴告”——根据《汉书》记载：“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中废为中大夫。
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
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
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
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⑦——只不过是在皇权的威慑下，他自己以后“不敢复言灾异”。
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尽管董仲舒一再强调“天子受命于天”，要“屈君而伸天”，实际上人间的真正统治者还是天子，上天只不过是用来迷惑人民的幌子而已。
天是虚构出来的，是地上的统治者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出来的一个影子，是地上的封建统治者的化身。
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与发展
道家思想也是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中的重要学派，它的创立者是春秋末年的老子，道家学派强调道是万物的本原，是中国古代最早探究宇宙本原的学派。另外，道家还强调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老子还认为事物是变化的，正反两面是会相互转化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那么董仲舒到底吸收了道家的哪些内涵呢？笔者探究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其二，强调“贵神”，实现君道无为。
道家认为，最高统治者应当处于神而不可测的地位，所谓“太上，不知有之”，神应处于“虚无”的状态。道家还认为道唯集虚，主张以“虚心”来实现养神的目的，这也是道家的修身之法。董仲舒为了充实儒家修身方面的理论缺失，为了使人君达到“无”的境界，提出了“贵神”的主张。他在《春秋繁露・离合根》中曰：“故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他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曰：“故为人君者，……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神养精，寂寞无为。……为人君者，其要贵神，神者不可得而视也，不可得而听也，是故视而不见其形，听而不闻其声。……所谓不见其形者，非不见其进止之形也，言其所以进止不可得而见也。所谓不闻其声者，非不闻其号令之声也，言其所以号令不可得而闻也。不见不闻是谓冥昏，能冥则明，能昏则彰。能冥能昏，是谓神人。”董仲舒强调：“人臣居阳而为阴，人君居阴而为阳”。他认为人君虽为主宰，却要居于“虚无”之位，内心不能有亲疏好恶，身体礼贤下士，但是无论怎样人臣都要受制于君主的统治。董仲舒通过吸收道家的“贵神”和“虚无”的理论，让君主变成了“虚无”的神，极大地提高了君主的权威，为“君权神授”建立了理论基础。这一思想也非常符合汉武帝统治的需要，从而得到了汉武帝的高度认同。 三、董氏儒学与阴阳五行
董仲舒新儒学思想详解课件
君权神授论
总结词
君权神授论是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认为君主的权 力是神所赋予的，从而强化了君主的权威和统治地位。
详细描述
董仲舒认为，君主的权力是上天所赋予的，君主的地位是神 圣不可侵犯的。他强调君主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举止对国家兴 衰的影响，认为君主应该以德治国，以孝道为先，以仁义礼 智信为行为准则。
董仲舒新儒学思想强调儒家道德的 重要性，推动了儒家道德在后世的 普及和推广，对社会道德观念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
政治理念的转变
董仲舒新儒学思想提出了“天人 感应”等理念，对中国古代政治 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
政治观念的转变。
政治制度的完善
董仲舒新儒学思想强调君主的道 德责任，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 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对政治制 度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
忽视个体权利
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强调社会秩序和群体利益，相对忽视了个体的权利和自由 ，这与现代社会倡导的个体权利观念相悖。
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现代意义
强调道德教化
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强调道德教化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这种观念对于现代社 会治理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具有 重要的贡献。同时，其思想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三纲五常论
总结词
三纲五常论是董仲舒新儒学思想中的伦理观和社会秩序观，强调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尊卑关系和道德规范。
详细描述
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伦理观，认为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尊卑关系，这种关系是社会秩 序的基础。同时，他也提出了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 他强调这些道德规范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评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word精品
评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史载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年不窥园” ，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教育家。
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
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为汉武帝所采纳。
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宗教天道观、阴阳、五行学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公元前140 年汉武帝即位以后，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
边境安全问题、地方割据势力等问题依然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
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是汉武帝当政时的重要任务之一，汉武帝需要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寻求提高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理论依据。
而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 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的政治儒学的理论建构与贡献可概括为：一个基础、一个实质、四项精要、四大特点。
以《公羊春秋》为基础，推崇大一统的王道政治主张，主要宣扬“大一统” ，“天人感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君权神授” ，“三纲五常” ，“以德治国”等思想主张。
①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
董仲舒认为朝代的更替不是依循五德运行的顺序，而是依循“三统” ，即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
他在《三代改制质文》中说：每个朝代都依循一统，每统又各有其为政的系统。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
按董仲舒一派的说法，《春秋》乃是孔子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其中，孔子树立了他的道统的统治。
孔子代表了黑统，并创建了黑统的各项制度。
董仲舒对《春秋》的解释十分著名，他的各项学说都可以从《春秋》中找到根据，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权威来自《春秋》，这是他把自己的著作称为《春秋繁露》的缘故。
②针对加强君权需要，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
汉代儒学：董仲舒的新儒学说
汉代儒学：董仲舒的新儒学说汉代儒学:董仲舒的新儒学说小小编来源:华美热点:儒学,董仲舒,汉代,中国,始皇关于汉代儒学学说，董仲舒的新儒学，儒学也称为儒家思想或儒教，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也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影响深远。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确立了法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儒家思想在被扫除之列。
“焚书坑儒”政策，使儒学深受其害，西汉刘歆在其《让太常博士书》中描述：“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律，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
虽然这有点夸大其词，但儒学受到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西汉统治建立初期，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黄老之学一度成为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因而黄老之学在学术领域也大大扩展了思想阵地，形成了新道家在汉初的特殊地位。
因此儒家学说无法成为主流的意识，只在民间传播。
不过儒家不是不随时代变化的思想流派，它开始了内部构造的新转换，建立了比较开放的思想体系，能够容忍和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精华，同时对不利于自身体系的思想则本能地进行排斥，这种兼容性和排他性高度统一的特点，为它上升为统治学说创造了条件。
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60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繁荣，国力日渐强盛，采取了一系列削弱丞相权力和王国势力的措施，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与此相适应，需要一套较汉初黄老之学更加积极的统治思想来维护君主权威，控制人们思想，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儒家思想适应了这一要求。
主张以“大一统”为核心，强调“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德主刑辅”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政治哲学，为西汉中央集权，阻止诸侯分裂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中董仲舒最为突出，董仲舒以儒学为核心，广泛吸收了阴阳、法、道、名、墨各家，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庞大体系。
把“三纲五常”都说成是天意，天经地义。
通过“大一统”的模式推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儒学由一家而融汇百家并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儒学，进而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
董仲舒的思想特点而这样概括。
董仲舒的贡献之儒家思想的发展word版本
董仲舒的贡献之儒家思想的发展论董仲舒的贡献之儒家思想的发展内容摘要：董仲舒是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非常关键的人物,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人物。
他在秦朝“焚书坑儒”使儒学一度遭受重创成为打击对象之后，直至汉朝面对西汉大一统的政治要求，建立了以儒家人道义理架构为基础，吸收各家思想，前所未有、兼容并包的新儒学体系，对儒学的理论建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也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促进和巩固了汉朝的政治和思想的统一，使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影响中国政治文明两千年。
关键字：董仲舒新儒学贡献影响评价一、为什么说董仲舒是儒家思想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人物呢？因为董仲舒对于新儒学的理论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儒墨并称为两大显学，但是儒家的理论思想一直受到诸子百家的挑战。
春秋战国的统治者虽然对儒生礼遇有加，但是一直不曾真正采纳过儒家的理论，诸侯多数是为了招纳人才而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而已。
即在政治实践上，春秋战国诸侯大都是法家学说的信徒，而秦最终统一六国，依靠的也不是儒家，而是法家。
儒家思想在秦统一之后更一度遭受重创，坑儒使儒家的理论学说现实的成为打击的对象。
好在秦朝的统治不久，汉朝迅速取而代之。
至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努力之下，儒家才真正的击败了道家和法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
董仲舒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开创了一个儒学的新时代。
董仲舒面对西汉社会大一统的政治要求，以儒家人道义理架构为基础，义春秋公羊学为依据，发挥其微言大义，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将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建立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兼容百家的新儒学体系。
同时也形成了适应汉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极具包容性，独具时代魅力的董子政治儒学，对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有效性应对和对治行回答，成为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讲政治儒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高二历史上册高效课堂资料第3课儒家思想的发展—董仲舒新儒学
巩固国家统一的要求。
特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时期的思想文化 如果与时代的需要相适应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封建 社会里，思想文化必须适应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才 能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汉代的新儒学与先秦儒学有怎样 的区别？
项目 思想来源 理论基础 政治主张
天人观
先秦儒学
新儒学
《论语》等为基 础的儒学
（1）继承表现：继承了先秦儒学宣扬的“仁”“礼” “仁政”“民本”等思想
（2）发展表现： “天人感应” “三纲五常”
“君权神授” “大一统”思想
（3）汉代新儒学与先秦儒学的最主要的区别是：宣扬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神化封建统治。
回忆儒学的创立及发展历程
1.创立： 春秋，孔子“仁” “礼” 学说，政治上 “为政
之。……
——《史记·周勃世家》
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 ——《史记·匈奴列传》
董仲舒的新儒学主要内容
材料一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
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二 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
问题3
问题2
问题1
问题3
西汉初的黄老之学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 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 而将相或乘牛车。
——《汉书·食货志》
（1）西汉初年，经济残破，百废待兴； （2）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 （3）实行黄老之学，与民休息，休养生息政策。
董仲舒的新儒学主要内容
（补充）材料三 董仲舒认为道源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天道”就是“三纲五常”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 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君臣、父子、夫妻之 间 ，尊卑秩序是永恒不变的 。
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
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董仲舒传承了先秦儒学的思想内涵，又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创新，使其发展成更加全面完善的新思想体系。
”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董仲舒（195—105年），又称董太宗，“尊王重法，德佑百姓”——董仲舒是中国汉朝时期的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将当时的尚书制尊王实法，注重国家的讲学制度以及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研究。
他对汉朝的儒学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他就是先秦儒学继承与发展上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一、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1、贯彻洛邑学说，完善汉朝法律董仲舒重视洛邑学说，他将洛邑学说中的思想体系与汉朝法律结合起来，使汉朝的国家治理和政治管理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著有《洛书》、《起河图》等著作，将洛学的基本原理和汉朝法律的原理相结合，将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完善完善汉朝的法律体系，帮助实现了以法治为基础的国家管理体系。
2、推行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董仲肬认为，要想长久稳定地管理国家，就要采取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
他以《论语》及《中庸》等儒家经典作为理论基础，表达了以德治国的理念，提出了“尊王重法”的政治理念，主张在国家运作中依靠帝王高尚品德和公正法治来维系政权，强调以人民福祉为核心，倡导用德谋政。
三、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发展1、注重合理解释先秦思想董仲肬把先秦思想的合理解释加以重视，他把先秦的学说完整而又系统地系统地剖析，把它们融入汉朝政治体制中。
董仲肬考虑周易思想、孔子思想、孟子思想等学说，倾力细读，得出了一套有效的治国思想：讲“修德、施为、治民”，以“先天定德”和“重修物德”为理论基础，弘扬以德治国的理念。
2、发掘陆羽的儒学思想董仲肬立足于陆羽的儒学思想，在汉儒学术体系中发掘了陆羽的一些新思想，并加以发展。
他认为无论是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还是在汉朝政治实践中，都必须在统治国家、义务个人的诸多法律原则中，设置“忠臣与良宪”之分，作为国家服务的理念和根本品质。
总结董仲肬是汉朝时期的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对汉朝的儒学有着独特的贡献，他以洛邑学说为主线，将先秦的儒学思想系统化、完整化，并发掘了陆羽的儒学思想，在汉朝政治实践中实施“尊王重法，德佑百姓”的政治理念，推行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为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董仲舒先秦儒学思想的分析与评价
董仲舒先秦儒学思想的分析与评价《论语&·为政》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这里的"因";就是相因继承，可谓中国文化之"常";;而"损益";就是减损和增益，可谓中国文化之"变";.张岱年先生曾说："惟用‘对理法’（按：即辩证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
";在张先生所讲"整与分";"变与常";"异与同";的文化辩证法中，最重要的当属"变与常";.而"常";就是孔子所说的相"因";继承，"变";就是孔子所说的"损益";发展。
清代的史学家赵翼曾称"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廿二史札记》卷二）。
这个"变局";从官制上说，就是从以前的"世卿世禄";改变为"布衣将相";之局；而其所以有这一官制的变化，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政治制度从以前的"封建制";改变为君主集权的"郡县制";,此即所谓"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已之威，臣无百年之柄";（《后汉书&·班彪列传》）。
在这一变局中，汉代儒家对先秦儒学既有相因继承也有损益发展。
董仲舒在汉代"为群儒首";,他的思想即体现了儒家文化之"变与常";的辩证法。
董仲舒对儒学的改变
董仲舒对儒学的改变作者：刘映红来源：《速读·中旬》2014年第10期在中国的儒学史上，董仲舒和他的儒学思想对儒学的历史性转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广泛吸收先秦诸子百家的理论，提出了新的儒学思想体系，锻造了儒学的兼容能力。
同时，董仲舒在对儒学的改变上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一、董仲舒对儒学的积极改变1.促使儒学官学化、经学化董仲舒的建议，在历史上被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久便得到了实施。
汉武帝将儒学提升为官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意识形态，同时正式规定儒家典籍即六艺为经，根据儒家尚存的五经设置了五经博士，为各位博士配置弟子员，又设太学旁听生若干名，并在各地由乡里逐级建校立学。
这样，儒家具有了官方认可的学术权威性。
相应地，儒学及儒家博士的社会职能不再仅限于先秦时“通古今”、立一家之言的学术范围，而是提升到“作经师”的高度，扩展到定大国之法的政治领域。
2.为儒家学派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有利于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儒学的官学化、经学化为封建社会找到了合适而有力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将儒学推到了极为显要的位置，最大程度地提高和稳固了儒学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儒学长期成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规范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众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
3.为儒家实现治国安民理想找到了可靠的依托儒学处于显要的位置，这极大地激励儒生们以儒学经典来阐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王之道，积极参政议政，为儒生们提供了更多步入仕途、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这正是先秦儒家所孜孜不倦追求的。
4.实现了儒学向制度化思想的转化一般认为儒学包括伦理道德、制度化思想和心性之学三个层面，其中，先秦儒学偏重于伦理道德;汉代儒学偏重于制度化思想，而宋明儒学则偏重于心性之学。
董仲舒对制度化思想的阐述，主要是围绕着军权这一封建社会的政治核心问题来展开的。
他既然认为德、刑等道德教化、法律制度措施体现了“天意”，那么，作为天意之代言人的君王，就必然拥有人世间不可逾越的至上权威。
王道政治境域下的融合—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
王道政治境域下的融合—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摘要]董仲舒是以法家改造儒学，还是以儒学改造法家，关系到对儒学基本性质的认定。
文章以为，儒学实现同政权的有机结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是以确认主权的独尊为前提的。
既然如此，董仲舒当然是以法家的精神改造儒学。
而不是什么将先秦原典儒学的基本精神，移植到法家政刑体制内，进行了“转化性的创造”，使之成为这一体制的灵魂和基石。
[关键词]法家化；大一统；王道政治如果说汉初儒生基于自己的亲身体验而努力融合儒法的做法还带有较多的感性色彩，那么董仲舒对于融合儒法的认识已有相当程度的理论自觉。
即便对先秦儒家所追求的那个浪漫柔情的美好世界同样地执着，如果不想被历史和现实无情地抛弃，他也不得不清醒地面对眼前冷酷的事实。
尽管还表现出儒生特有的矜持，既然不能改变世界，那就只有改变世界观。
一、“大一统”法家尊君思想改造儒学对于董仲舒而言，无论政治观念还是政治现实，“大一统”都不是新鲜事物。
从观念层面来说，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表达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天下一统的理想。
孔子虽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但他还是从天下一统的角度出发，自觉地维护周天子的权威，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白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以周天子一统天下作为政治秩序的常态。
出于同样的原因，孔子对管仲也持赞赏的态度：“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论语·宪问》)孟子表达过“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的理想，荀子表达过“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儒效》)的愿望。
就政治现实而言，如果说周天子的权威仅仅是一种名份，还停留于表面现象的话，那么秦帝国的建立则表明天下的真正一统：“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
”“一法度衡石丈尺。
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评价
评述董仲舒思想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似的人物。
董仲舒经过周密的思考与组织，以儒学为本，综合各家，最终形成一种以公羊学为骨干，以天人感应为基础，整合阴阳、黄老、法、诸家的思想体系，从而完成了汉代新儒学。
从董仲舒所处时代入手，以当时社会矛盾和任务、自然科学状况、秦汉...相关答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
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
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
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
人与天是相合的。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
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
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
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
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
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
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
董仲舒和儒家思想
董仲舒和儒家思想董仲舒是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非常关键的人物。
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儒墨并称为两大显学。
但是儒家的理论思想一直受到诸子百家的挑战，春秋战国的统治者虽然对儒生礼遇有加，但是一直不曾真正采纳过儒家的理论，诸候多数是为了招纳人才而作出礼贤下士的姿态而已。
而在政治实践上，春秋战国诸候大都是法家学说的信徒。
而秦最终统一六国，依靠的也不是儒家，而是法家。
儒家思想在秦统一之后更一度遭受重创，坑儒使儒家的理论学说现实的成为打击的对象，好在秦朝的统治并不长久，汉朝迅速取而代之。
至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努力之下，儒家才真正击败道家和法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
董仲舒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开创了儒学的一个新时代。
为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董仲舒所推广的儒学是经过他精心改造的，与传统的儒学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一、天人感应说天的概念，先秦时代早已有之，如西周的以德配天说。
在春秋战国时期，天的权威受到质疑，但是诸子百家学说当中，对天的概念还是多有提及。
儒家的“天”在孔子那里是敬而远之的，在孟子那里则是“顺天命，尽人事”侧重于人的作用，而到了荀子那里，则进一步变成“制天命而用之”了。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并没有顺着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思路发展，而是从墨家学说里面寻找源泉。
墨家学说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有德性的，无处不在的最高主宰。
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来避凶趋福，事实上人的作用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董仲舒的“天”进一步总结发展了前人对“天”的认识。
在董仲舒之前天与人是有明确的界限的，人与天的互动在于人是否符合天的意志，而董仲舒则给天添上了人的色彩。
人与天不再是单向联系和不可知的，而是可以与之建立起沟通的渠道的。
不单只是人必须服从天意，天还会通过各种方式给人以警示。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
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
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至而不知,乃畏之以威。
———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董仲舒以经学为基础构建儒学思想体系
第21卷第2期衡水学院学报Vol. 21, No. 2董仲舒以经学为基础构建儒学思想体系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100872）摘要：孔子“述而不作”，其实是“名述实创”“以述为作，述中有作”，创立儒家学派，集上古文化之大成。
儒学是在经学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经学也就没有儒学。
董仲舒精通五经，尤致力于《春秋》公羊学，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汉代仁义礼智信“五常”核心价值观，重建王道政治，批判现实、规范和匡正时君世主。
同时他也受《诗经》《尚书》《左传》《周易》的影响。
在儒家内部整合孟荀，在儒家以外以儒为主，整合道、法、阴阳、墨家等，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使得他成为一代大儒，实现了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代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结合，奠定了经学、儒学在汉代以后的主流和主导地位。
关键词：董仲舒；经学；儒学；思想体系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9.02.005作者简介：韩星（1960－），男，陕西蓝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引进人才项目（30212101）中图分类号：B23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9)02-0017-11 收稿日期：2018-06-11当今无论是对历史上儒家、儒学的研究还是对儒学的创新，提出各种新儒学的观点或思想体系，大都站在今天学科划分的基础上以哲学史、思想史的范式来梳理儒学历史，构建儒学体系，再加上时代风气、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大都忽视了儒学形成、发展和创新的经学基础，使得对儒学历史源流的把握时有不确，多有争议，对儒学的创新也有无源之水之虞。
一、孔子述而不作，道集大成众所周知，孔子顺应“学在官府”向“学移民间”的历史潮流，创立私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
《诗》《书》《礼》《乐》本属于古代王官之学，其传授也限于贵族之间。
董仲舒对儒家仁学的创新与发展
董仲舒论文独尊儒术论文：试论“独尊儒术”的文化价值
董仲舒论文独尊儒术论文：试论“独尊儒术”的文化价值摘要：“独尊儒术”是在儒学思想不断发展，而黄老道家思想已经不能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所提出的大一统思想。
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对各种文化资源有效的整合，重创新型儒学体系，还与当时的政治相互融合并互动，使得儒学理想化的政治指向往实践化的政治指向转变，最终贯通社会系统的上下，形成以政治为选择的价值观，重构一种完整的范式，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文化传承。
关键词：董仲舒独尊儒术文化价值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在汉武帝时期，由董仲舒所倡导的一件影响中国文化深远的大事。
他的提出的思想是在对现有社会文化的深刻解构后所重构的文化体系，具有深远的文化价值，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
1.文化整合：重创新型儒学体系汉武帝继位时年仅16岁，这样一位年轻的皇帝在各诸侯王眼中仍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但依据礼治诸侯王都要进朝朝拜皇帝，这给各诸侯王心里一个不小的冲击，因为许多分封王对于汉武帝来说都是长辈，年龄也长很多，面对这样的情况，诸侯国中都有所异动，汉武帝也深知其中的危机，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治国方略来解决问题，而董仲舒提出的“新儒学”正好为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找到了出路，能够很好的解决社会矛盾。
为什么选择儒术作为主流思想而不选择道家或者法家，是有其深层原因。
1.1对于道家思想。
在汉初的时候确实带给社会许多益处，但是其“清静无为”、“养民休息”的思想抑制了人们奋斗的动力，不能很好的调动全社会进行改革，妨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郑师渠对其分析很透彻，他说：“一是在制度建设上缺乏必要措施，没能把新生大一统政权建设得更为完备，实际上没有完成时代赋予大汉政权的历史使命。
二是在社会的上层，诸侯王势力膨胀，产生离心倾向，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下层，豪强并兼之徒武断于乡曲，造成对民众的危害，形成对社会正常秩序的干扰。
三是对少数民族或地方政权的侵扰，缺乏有力的对抗措施，既不能保证边境地区民众的正常生活和政府机构正常履行职能，更不能把大一统政权的规模扩大到更广阔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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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董仲舒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学生姓名：卫新巧学号：200602020029政法系历史学专业指导老师：苗杨职称：讲师摘要：汉初，叔孙通、陆贾、贾谊、韩婴等为儒学从排斥到“独尊”做出了巨大贡献。
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立足点,广泛吸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成分,创造性地提出“天人感应”、“大一统”、“性三品”、“德主刑辅”等观点，丰富、发展了儒学。
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应该对转化后的儒学有个较为公正的历史定位。
关键词：董仲舒；儒学；吸取转化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Han Dynasty, Shu Suntong, Lu Jia, Jia Yi, Han Ying and somebody els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fucianism, which was excluded before but exactly respected now. Based on Confucianism, Dong Zhongshu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ideas,such as“Heaven and Man”,the ”Universal”,”Three Grades” and “Morality First Punishment Scond”,thus,enriched and developed Confucianism after he widely absorbed the various thoughts ofpre-Qin.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history research,the transformed Confucianism should be fairly orientated.Key Words: Dong Zhongshu; Confucianism; Drain前言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成功,宣告了法家学说的胜利,中断了儒学跻身政治舞台的道路,焚书坑儒的劫难,更使儒学遭受了致命性的打击。
[1]汉初，统治者推行道家的“黄老政治”，儒学被拒之门外，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儒家思想从此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由于董仲舒适应形势的需要，发展了儒学，所以人们称经他改造后的儒学为新儒学。
一董仲舒新儒学转化的背景（一）汉初到汉武帝前期儒学的发展汉初，黄老思想是政策的指导思想，在思想界处于统治地位，但是儒家思想并未放弃生存和发展。
秦朝的灭亡给汉初黄老思想的统治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儒家思想的复起提供了巨大机会。
当时的儒家学者们，适应历史的需要，勇敢地负起复兴儒学的重任：一是要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二是要恢复与保护儒家经典；三是要深化儒经研究。
这些历史重任，在当时由于儒家学者的努力，而被逐步付诸实践。
其代表人物有叔孙通、陆贾、贾谊、韩婴等人。
叔孙通进入刘邦政权后,开始了他复兴儒学的历程。
首先，叔孙通积极入仕, 主动向皇权靠拢。
其次, 叔孙通不拘旧礼, 制定新仪, 使儒学开始为皇权服务，皇权与儒学走到了一起。
叔孙通没能完成复兴儒学的事业, 但他开创了儒学与皇权相结合的道路，通过一些具体实践行为来为儒生在新政权里争得一席之地，司马迁《史记》称赞叔孙通为“汉家儒宗”。
陆贾接受黄老思想的影响，有无为而治的提法，但陆贾思想的根本点是有为，他以儒家的仁义道德、德教作为政策的指导思想，仁义是支配自然和阴阳的根本属性与力量。
贾谊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仁义和法治要本末分清, 仁义德教是根本, 权势法制是辅助, 两者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手段, 两者不可偏废，这就是贾谊所表现的融合儒法为一的新儒家思想特点，他的民本、礼治思想也渗透着儒法融合的特点。
他的思想是战国时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韩婴对秦的苛政暴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认为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强调儒家仁义礼乐对于治理国家至关重要，他不反对法治。
在人性论方面他的主导思想是孟子性善的思想；在天人关系上，继承和发挥荀子的思想，肯定了荀子的无神论和天人相分的思想。
陆贾、贾谊和韩婴的思想共同的特点是荀子的影响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其表现形式是儒法融合, 以法家的精神理解儒家的仁义礼制, 或在儒家思想中渗透以法家的思想和观点。
[2]也正是这些思想, 在当时发生了实际的影响, 并为后来的董仲舒所继承和发挥, 成为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重要特征。
（二）董仲舒实现对儒学转化的条件汉初六七十年间，以“清静无为”为特点的黄老学说盛行全国，这对安定政局、修养生息、发展生产起了有益作用，但由于无为放任，却给诸侯王和富贾豪强以扩张势力、为非作恶的机会，从而加剧了社会的两级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
汉武帝继位时，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社会经济有了新发展，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的需求。
于是以儒学取代黄老之学，势在必行。
这为儒学走向复兴，提供了历史机遇。
汉武帝即位之初，跟随刘邦打天下的老一代将相列侯早已亡故，文帝、景帝时代成长起来的大臣也都衰老多病，治理国家急需有真才实学容易开拓的人才。
刘彻血气方刚，锐意进取，着手选拔人才，亲自主持“策试”，品德优秀的称为“贤良”、以文词见长的称为“文学”，先后进入朝廷和郡国任职。
汉武帝大举天下贤良文学之士时，董仲舒应召以贤良对策取得第一名。
董仲舒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与他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他家境富裕，有大批藏书，少年时就刻苦攻读儒家经典，决心用自己的所学为汉朝尽一份力量，对儒家六经深入钻研，他专治《公羊传》，发挥大一统等政治主张和思想，希望以此为汉王朝服务。
董仲舒治《春秋》时非常刻苦，他钻研经注几乎到了忘记一切的程度，“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
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3]可见，董氏不仅学业专精、学识渊博，而且早在汉景帝年间就获得了广泛的尊崇和较高的学术地位，这为他担当新儒学生成大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前提。
二董仲舒对儒学的创新（一）创新君权神授思想、天命论、阴阳五行学说，提出“天人感应”说汉元光元年,汉武帝诏贤良对策,董仲舒应诏,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
[4] 董仲舒首先高屋建瓴,在哲学层面提出了创新意见,即所谓的“天人感应”学说。
他顺应了形势的需要，大大发挥了西周以来关于君权神授的思想，君权神授是神化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政治理论。
认为皇帝的权力是神给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皇帝代表神在人间行使权力，管理人民。
从“天人相与”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的命题。
他认为皇帝是天的儿子，是奉天之命来统治人世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他们，凡是君主喜欢的事，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去做。
君权神授的理论，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
这种理论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帝王以至造反的农民领袖，无不假托天命，自称“奉天承运”，或者说“替天行道”，把自己的活动说成是受上天的指使，从而达到神化自己及其活动的目的。
董仲舒为了给君权神授思想一个合法的理论根据，他继承了西周以来关于“天命”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为适当限制王权提供了理论基础。
过去，思想家将仁义道德说成是天意，在诸侯纷争的时代，诸侯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还要依靠争取民心，不敢胡作非为，对人民剥削、压迫不敢太过分，精神受到天命论的束缚，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基本上是施行仁义。
秦统一天下，解除了天命论对精神的束缚，肆无忌惮地压迫百姓，直到被农民起义推翻、江山覆灭。
那么，怎样才能维护长治久安而不至于灭亡呢？那就要适当限制皇帝的权利，经常使皇帝感到有一种精神压力，不敢肆意胡作非为，古人的天命论就是一种限制皇权的枷锁。
董仲舒对天命论进行翻新，使它成为天人感应哲学体系的一部分。
在完成“天人感应”学说的同时，也吸收了春秋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说。
董仲舒所谓的“天”指神秘化的天。
他认为由天而生阴阳，由阴阳而分成五行，由于五行相生相克，而有四时四方，由此而产生万物。
阴是天刑罚的表现，阳是恩德的表现。
天通过五行的变化而产生和指导万物和人类，阴阳五行都是天意的表现。
董仲舒还认为天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 •[5]从有意志的天出发，董仲舒进一步论证了天人感应，分成两个步骤：首先，他认为人和万物既然都是天生的，就跟天处处相应。
所谓“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
其次，借助所谓天人同类，提出了天人感应论。
天人感应一方面说皇帝代表天意,要人民服从皇帝,即所谓“君权神授”,这就为汉代统治的永恒合理性作论证和辩护;另一方面要皇帝尊天保民,不要胡作非为,这就是所谓“神道设教”。
看到最高统治者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怕人只怕天,因此,他要借用“天”的权威来限制皇帝的私欲。
董仲舒有言:“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6]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以上两方面的意义。
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秩序化、合理化，为汉王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他系统化的天人感应说被当时许多思想家所认同，广泛流传，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二）继承和发挥法家“三纲”思想及孔子正名学说，提出“大一统”论董仲舒在对汉武帝策问的“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7]就是说,大一统是宇宙间普遍的原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论的中心要点就是服从,统一就是服从,人民服从皇帝,皇帝服从上天。
“大一统”论涉及政治和思想两个方面：政治上的大一统就是要统一于天子、思想上的大一统就是统一圣人之言。
在论证政治必须大一统这一点上,董仲舒吸取先秦法家韩非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的三纲思想,加之全国人民都要服从国君,国君顺从上天,整个国家统一于国君,然后再统一于天的这种一切统一于天的思想,并加以衍化,变成了“王道三纲”。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
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8]“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这三者的关系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所谓的“三纲”。
君为臣纲，君就是臣的天；父为子纲，父就是子的天；夫为妻纲，夫就是妻的天。
这样一来，大一统的原则就深入到封建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上，落实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上。
妻子要服从丈夫、儿子要服从父亲、全国臣民都要服从皇帝，这样全国就可以统一于天了。
妻子不服从丈夫，就是不顺天，犯了弥天大罪。
君、父、夫三者，都可以说是天，但君最尊贵。
这样，把整个封建社会组织在一个严密控制的系统里，皇帝是这个系统的主宰者，是宝塔尖，也是控制肢体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