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地位_李伯谦

略论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地位

李伯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市100871）

关键词：陶寺遗址；文明演进；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最早的王国都城

摘要：本文认为，了解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地位，最重要的是要将陶寺遗址放在更为广大的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来考察。并指出：陶寺遗址是黄河流域中游的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国家———王国的都城所在地，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占有重要地位。

Key Words：Taosi Site；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capital of an earliest kingdom in the Central plains of ancient China

Abstract：The present paper states that to understand the position of the Taosi Site in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the most important is to study this site in a still broader temporal，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It points out that Taosi was the cap-ital of an earliest kingdom that arose in the Central Plains of the middle YellowＲiver Valley as a state in scientific sense and hel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是一处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大型遗址。在夏鼐、苏秉琦两位先生的关怀下，从1978年开始发掘以来迄未停止，至今己有近40年的历史。通过张彦煌、解希恭、徐殿魁、高天麟、张岱海、高伟、梁星彭、李健民和何驽、高江涛等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遗址的年代、规模、内涵已基本淸楚，并发现和发掘出了早、中、晚期，大、中、小不等的夯土城址、大型宫殿基址、观象台址、仓储区、手工业区，出土了陶鼓、石磬、铜铃、彩绘龙盘、玉琮、圭尺等礼仪用器［1］，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广泛关注，更成为2004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期已经结束，五期即将开始。那么，作为探源工程重要研究对象的陶寺遗址，究竟在中华文明演进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性质如何、又是什么人留下的遗存呢？我想，这恐怕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

要想了解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地位，最重要的，我认为是要将陶寺遗址放在更为广大的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从大约距今6000年前开始出现社会复杂化，大体经历了古囯———王国———帝国三个阶段。我提交2010年在台北召开的“东亚考古学的再思———纪念张光直先生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三个阶段》对此已有说明和论证［2］。

“古国”一词为苏秉琦先生首先提出。1985年10月13日，苏先生在辽宁兴城所作的《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报告中说“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3］他心目中的辽西古国就是红山文化中以坛、庙、冢为代表的凌源牛河梁遗址［4］。类似这样的遗存，在中原地区有黄河中游仰韶文化河南灵宝铸鼎原西坡遗址［5］，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大汶口遗址［6］，在长江下游有崧泽文化的张家港东山村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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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考古2015年第4期

DOI:10.16143/ki.1001-9928.2015.04.003

址［7］，长江中、下游之交有类似崧泽文化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8］，长江中游有屈家岭文化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9］等。这类遗存中，除牛河梁遗址大型冢墓中仅见装饰类和宗教祭祀类玉器而未见象征军权的玉石戚、钺之类的兵器，其他遗址或者装饰类、宗教祭祀类和象征军权的兵器类玉石器伴出，或者像西坡大墓那样仅见象征军权的玉钺兵器一种，表明初期王权已经产生。关于这类“古国”的社会形态，苏先生未曾明言，而只说它是“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怎样理解苏先生关于“古国”的定义？我觉得它既不是原始氏族社会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也尚未进入社会分化对立严重、部族之间战争频仍、个人权力凸显的科学意义上的“国家”阶段，还处于由原始氏族社会向阶级、国家社会的过渡状态，和西方学术界所谓的“酋邦”基本相当，这个阶段大体处在距今5800 4500年时间段之内。

王国，苏秉琦先生称之为“方国”，是1994年1月苏先生为“海峡两岸考古学与历史学学术交流研讨会”所写的《国家起源与民族传统（提纲）》中首先使用的。他说我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是：“古国、方国到帝国”。当时他举出的方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所谓原始长城（石城子）［10］。这显然是从区域角度对因个人强制性权力的膨胀而发展为高于“古国”的政治实体的概括。我将方国称为王国，是想强调以军权为支撑的王权的主导和决定作用。

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在长江下游，晚于崧泽文化的良渚文化率先进入了王国阶段，良渚遗址发现的有三道城墙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城址、城北面高低多道防洪拦水坝、贯通城内外的水道和码头遗迹、仓储遗迹、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群、祭坛、贵族大墓、数量庞大的玉石钺和刻有神徽的琮、璧等宗教用器及刻符［11］，无不彰显出良渚王国的富足、强盛和高高在上的权力。

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继仰韶文化之后兴起的中原龙山文化，较良渚文化略晚，也开始进入了王国阶段，其最早形成的、各项条件最为具备也最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就是陶寺遗址。前面我们已扼要提到了陶寺遗址的一系列重要发现，这在2006年出版的由解希恭主编的《襄汾陶寺遗址研究》一书和近十年来散见于《考古》、相关会议论文集及其他杂志上有关陶寺遗址的报导和研究文章，对此都有详细的介绍。对照我在2010年“新宻聚落考古研讨会”上发言提出的关于文明形成的十条判断标准［12］可以看出，陶寺遗址是在聚落分化基础上出现的特大型聚落；陶寺遗址已出现了城壕和城墙等防御设施；陶寺遗址建造有像观象台这样的大型宗教礼仪建筑；陶寺遗址存在贵族与平民墓葬的分化，出现了特设的高等级贵族墓地；陶寺遗址岀现了手工业内部分工和专业的手工业作坊区及集中成片的仓储区；陶寺遗址出现了以玉钺、玉戚为代表的专门武器；陶寺遗址出土陶器上出现了朱书文字；陶寺遗址发现了铜铃、铜齿轮形器等铜器；陶寺遗址发现有双耳彩绘罐、大型Z形厨刀、玉琮、玉神面、扁腹陶罐、蛋形陶瓮等来自北、西、东、南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总之，陶寺遗址呈现出来的完全是一个王国都城的面貌，我们说陶寺遗址是目前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最大的王国是可以成立的、有充分根据的。

那么，它的主人究竟是谁，它究竟是古代那个族团留下的遗存呢？中国是史学大国，留下有丰富的历史典籍，先秦时期的经、史、子、集，秦以后历朝历代官修的正史，民间修的野史，此外尚有各种方志、私人笔记、谱谍、卜筮之书，其中不少涉及到人类起源、文化起源、文明起源等远古历史问题。当然，最初只是口耳相传的传说，创制文字之后，才有了文献记载。在其传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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