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杨敏

2012-7-16 16:03:48 来源：《河北学刊》(石家庄)2011年2期第124～130页

【作者简介】杨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北京100081杨敏（1955—），女，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政策理论与应用研究。

【内容提要】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在中国历史的长时段进程中，可以体悟到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以及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上下整合的政治理想，本文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在当代社会所表现出的独特症候和趋势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现实张力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作为一笔独特而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一理念继续启迪我们以智慧来应对来自实际的各种挑战。这一过程促成了“中国经验”的持续成长。在“中国经验”以及更多的地方与基层经验中，构建“国家—社会”的新型关系是一个贯穿性的内核。从“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三维，社会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以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都可以感受到“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的深厚底蕴。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mparison,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society and democracy as well as

state-society into one, which is called the Chinese idea of “state-society”. Now we have a new tendency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As a unique inheritance, this idea has its own wisdom that can give us enlightenment and faces various challenges. This process will promote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China experience”in which “state-society”is the core. In the dimension of “government-enterprises-society”, social resources should be optimized as well as public service and social treatment can be innovated.

【关键词】“国家—社会”/社会资源配置/公共服务/社会治理

“state-society”/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public service/social treatment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11）

02－0124－07

在中国本土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既表达了“国家—社会”融为一体的政治理想，也蕴涵了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本文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中国经验”的发展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一笔独特而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一理念为“中国经验”的成长提供了丰厚的养分。在笔者看来，在“中国经验”以及更多的地方与基层经验中，有一个贯穿性的核心内容，即对构建“国家—社会”新型关系的实践与探索。

一、“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

伴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三十余年的快速转型和变迁过程，一个个奇特轨迹、一幅幅亮丽篇章的不断滚动和凝结汇成了“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图景。对于以往的现代化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而言，“中国经验”的确是未能预见和想象的陌生经验，可能引发了一些不安和排异的反应，同时也激起了各种新鲜感受和浓厚兴趣。所谓“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三个层次的相互推进十分明显：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这三个层次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及不断完善，融合成具有独特气派与风格，又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中国经验”。在这里，地方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一个个亮点与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1]。

近年来，对“中国经验”的研究使我们受益良多，同时也促使我们着力把握这些经验中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的意义。在笔者看来，在“中国经验”以及更多的地方与基层经验中，有一个贯穿性的核心问题，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在众多从西方舶来的学术话语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向中国知识界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大量相关成果。然而，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对于“国家—社会”问题有着明显不同的思考和回答。在西方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国家—社会”的紧张关系既是一种历史的

常态，也是一种现实的困境。对于中国而言，“国家—社会”是怎样的关系？或者说，在中国自身的文化和社会中，“国家—社会”的关系有着怎样的理念、历史和现实？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启示我们，对于这一范式和工具本身仍有进行检视及反思的必要。我们倡导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现实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对“国家—社会”关系给予更为合理的研究、分析和解释，以把握“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

在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中已经初见端倪。以直接民主、法治方式调解群体生活中的分歧，促成社会基本利益的一致性，进而使社会共同体的底线认同得以维系，是古希腊城邦制度留下的一笔人文遗产。然而，“希腊人这种法律之下的自由的试验，固然是硕果累累，却终于未能全胜”[2](P9)。事实上，当每个群体都意欲将自我利益凌驾于其他各方之上，围绕着立法权和法律标准的难以协调的纷争，不同利益各方不可能找到和谐共存的现实途径。同时，在政治上各自为政、彼此分离的地方性政权也很难为权力和权威提供具有更高整合力的合法性资源。因此，“冲突纷争永无宁日，直到希腊彻底崩溃”[2](P10)。

对于走向“现代”的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的巨大张力似乎有增无减，在一定时期内甚至势同水火。这种实际情势成为“国家—社会”二分模型和“国家—市场—社会”三分模型的现实资源。在社会学理论中，哈贝马斯的研究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对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关系所作的分析是对“国家—市场—社会”的冲突和对立关系的理论表达。在他看来，生活世界是亲属内部与非亲属内部的活动领域，正直、诚实、相互支持的责任行动得到确立，形成了社会成员的交往与沟通，因而和睦必然是普遍的。伴随着生活世界的分化，产生了系统（市场、国家），系统进而与生活世界脱节，并对其进行侵夺和殖民化，致使生活世界日渐萎缩。他认为，这导致了“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整合与平衡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中存在着现代社会的难题与危机”[3](P247—27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的快速分化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社会生活进一步多样化、多元化和分散化，社会状态也更呈动态性和流变性，社会自身的张力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一点在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话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