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政治

儒学与政治

儒者何谓？《说文》解为“儒,术士之称。”《法言·君子》曰：“通天地之人曰儒。”对于“儒”，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来历，“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人”。儒的产生其本身与政治就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儒”是先于“儒学”的，儒学是自孔子之后才形成和发展的。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这样吧一句话，“世之学老子者絀儒学，儒学亦絀老子。”所谓“学老子”就是学“道学”（此为老子之道学，非儒家之道学），道家好清静无为，主张出世。那么“学老子者絀儒学”“儒学亦絀老子”，此二者相互排斥、抵制、轻视对方，既“道学”出世，“儒学”自然是入世的，“入世”即步入社会，投身于社会，主要是参与政治。

余者不遑多举，儒学始祖孔子本身对于“政治”便乐此不疲。其与众弟子先后奔走于卫、陈、曹、宋、郑、蔡、楚等国，以望施展自己的政治主张，曾先后担任过中都宰、小司空、大司以及代理臣相一职。师如此，则弟子更甚，其弟子冉有、子路等也都担任要职。

儒学博大精深，其中包含了“政治”的学问。《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四条之目的为修身，然则修身者为何？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耳。儒家之政为“仁政”，成就“王道政治”。春秋战国时期，虽有孔孟两夫子之孜孜不倦地寻求儒学之安身之地，无奈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其道不得兴。历史的浊流总能激出如雪的涛浪，正如被恩格斯称为“烂透了的不可救药的”德国四分五裂的混乱时期，却诞生出诸如歌德希勒等文坛巨匠一样，中国的“烂透的不可救药的”春秋时期同样孕育出中国最为辉煌鼎盛的“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和杂家等学派如雨后春笋般的涌出，并大放异彩，随着儒家学派的出现，儒学也由此兴起并走向繁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周王朝的分封制决定了儒学的性质，儒学是围绕人这个核心对社会种种现象和意识状态阐述的学说，曾子曾对儒学有过如下概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其精髓在于君王臣子名正言顺的实施仁政，平民百姓醇厚温顺的乐业安居.

在封建社会，儒家之术足以知天下。北宋开国宰相赵普曰：“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言不虚！自隋唐以后，科举制作为主要的选拔官僚的制度，考试主要以儒学为主，儒生及第后可做官，做观后如何施政，必以其所学，然其所学为何？儒学也，遂曰治国以儒。试看十九世纪初之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欲推翻封建统治，在文化领域都做了些什么？——“打倒孔家庙”。可知儒学实为封建政治之思想基础。

由上可知，儒学对于封建政治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儒学绝不是为政治而存在，它首先是一门人的学问，然后再是一门政治的学问。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其从政实为了使其道行，如果“道不行”，儒道不被采纳，则“乘桴浮于海”，即“用则行，不用则藏”。所以真正的儒者绝不为政治而政治，只为了儒道而政治，其参与政治乃是为了使其道得行，其道行，则仕，不行，则废。

民国五四运动时的批孔反儒，将儒学置于万恶之源的境地，这与当时虽然似乎让人感到有些大快人心，但是，人们在饮水过程中，在没有发现有意外时，往往不会找掘井人的麻烦，却也不会赞誉井水的甘甜：“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儒学肇始之初并无包蕴怯弱谦卑之意，只有恭让仁孝之意，人们拥有非凡的智慧，

有时同样具备非凡的愚蠢，总是乐于责备始作俑者。

实际上，我们应该从政治上发觉更深层次的原因“政治上没有人，只有主义，没有感情；只有利害，不是杀死一个人而已，而是为了移去障碍物”，——大仲马如是说。政治上的利益决定一切学说政治观点的价值，当需要成为必要时儒学可以登堂入室，需要成为冗赘时，政治将弃之如敝屣，儒学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皆由政治利益决定。

所以这就自然地生出一个问题，封建政治之腐败，到底儒学于其中当负起多大的责任来呢？我想，责任是必然有的，儒学中自然也有其落后之处。但是，一个制度之腐朽没落，这个责任，恐怕不是仅仅一门学问或是宗教就能完全负得起的。譬如西罗马或是拜占庭帝国之灭亡，谁又能把它全归结于基督教的错呢，果真有这样的想法，那是不可思议的。再比如，说封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好，这跟儒学有关吗？显然无关，要知道专制制度在秦始皇帝时就建立了，而那时儒学却是政府严厉打击的对象。虽说后来至于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集权制因儒术而大大加强了，但那只是封建政治的必然需要，即是没了儒学，历史也会自然而然地制造这样一门“政治学问”去为其服务的。

儒学的本源应该是一门人的学问，变味的儒学则成了政治的附庸。如果对于不堪的政治深恶痛绝，那么，斥责后者是不难理解诶的，但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尊重前者，因为它还是能促使我们把自己这个“身”“修”得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