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首次建立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罢工达180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

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我党从“二七”血案中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

共产党要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首先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

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原本是实行“党外合作”，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却倡议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

这个倡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

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

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

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

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但是到了大革命后期，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对激化，中国人民为了寻求民族解放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它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局面，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本文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内外形势、合作的酝酿、合作的正式建立来简单概括这一历史事件，并对其合作形成的原因、合作破裂的原因加以分析。

一、20年代初期的国内外形势及国共合作的酝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二年内，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战后的分赃、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和干涉俄国的革命。

从1922年开始，各帝国主义国家将其注意力转向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掠夺，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

华盛顿会议之后，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工业投资和增设国际垄断组织机构等形式，加紧了对中国经济的侵略。

并且唆使各自支持的中国军阀进行混战，以扩大其在华势力范围。

因此军阀混战不止，仅四川一省，1911年至1933年军阀混战共400次以上。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混战，给中国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

以上事实表明，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矛盾激化，各阶层人民必须联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18年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继续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1919年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发起第二次护法运动，积极筹划北伐。

1922年陈炯明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发动武装叛乱，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屡遭失败，却没有动摇革命决心；但对如何革命却处在一筹莫展之中。

在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伟大的转变。

1920年，孙中山会晤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和苏俄专使马林，他们向孙中山建议要加强与苏俄的联系，并同共产党结成民主联合战线。

1922年6月，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主张”，对孙中山和国民党坚持民主革命的立场给予充分的肯定，对其幻想帝国主义的帮助和依靠封建军阀势力也给予恰当的批评。

共产党还派李大钊、林伯渠到上海和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

8月，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全权大使越飞来华，向孙中山提出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

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决定改组国民党，同共产党合作。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越飞在上海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政策，这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成为国民党改组的先声。

为了实现国共合作，1922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合作。

1923年1月，共产国际做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指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是完全必要的，但决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不应在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

“二七”惨案后，共产党加快了实现统一战线的步伐。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正式确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问题。

会议正确分析了建立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也正确地
估计了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同时，必须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共产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国共合作的策略方针，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为革命的大发展准备了重要条件。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及合作实现的原因
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孙中山基本完成了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工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大会在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共同努力下，取得成功。

第一，大会正式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的各项具体办法；选举了第一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二，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相同，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纲领。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胜利完成，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族资产阶级参加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统一战线的建立，壮大了革命队伍，加快了革命步伐，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从政治上、组织上、政策上奠定了基础。

辽宁大学的杨雪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原因探析》（《辽宁大学学报》2003年3月，第31卷第2期）中表述了她的学术见解。

文章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政治基础———国共两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文化基础——国共两党对中
西文化的共识;思想基础——国共两党对国家民族利益的深刻体悟四个方面阐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原因,揭示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第一，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第二，国共合作的建立是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国共两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共同政治基础；第三，国共两党对中西文化的共识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文化基础；第四，国共两党对国家民族利益的深刻体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

因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既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国共两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所作出的正确选择。

这次合作,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白应华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7月，第36卷第4期）一文中通过阐述关于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原因，来探讨国共合作的得以实现。

白应华认为，两个不同性质的政党之所以能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合作，主要在于国共两党对国民革命的许多问题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有着共同的目的：第一，国共两党都主张推翻帝国主义和国
内军阀的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新国家；第二，国共两党都主张集中全国革命势力共同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在经过多次失败，特别是在看到了五四运动中各革命阶级联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巨大力量后，他懂得了“结合者即强”的道理，提出了“合力救中国”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各革命阶级大联合的思想，主张只有全国为争自由和民权的各阶级各党派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能有充分的力量反抗军阀。

第三，国共两党都认为只有以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中心，才能凝聚全国的革命势力，实现各革命阶级的大联合，有效地组织起对敌人的总攻击。

第四，国共两党都主张改组国民党，增强其革命性,使国民党真正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

第五，国共两党都认为，只有实行“党内合作”，依靠共产党人的力量改组国民党才能使改组收到实效。

国共两党的上述共同主张，是两党实现党内合作的基础和原因。

这些同时也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也有很多的学者主要从共产国际、苏俄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所作的贡献这一侧面来阐释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的原因。

肖生生在《论共产国际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的贡献》（《党史研究与教学》２005年第１期）一文中，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在帮助国民党改组并促使国共合作的实现中积极作用。

肖生生认为在1922年9月到1924年1月的国民党改组的过程中，共产国际、苏俄及其驻华使节，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国民党改组的主要推动力。

如帮助制定国民党改组计划；派遣鲍罗廷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给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注入新鲜血液，新的解释；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帮助国民党制定国民党一大宣言；苏俄政府决定1923年3月向孙中山提供近200万墨西哥元的财政援助，并于同年夏天向孙中山派出第一批军事顾问团以及创办黄埔军校等等。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下，进行新阐释的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有了相一致的基础，促进了国共合作的形成。

但也有些学者很理性地评价了共产国际、苏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的角色定位。

姚金果、苏杭、杨云若在他们的著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提到关于实行党内合作的问题时，他们根据俄罗斯公布的新资料认为，中国共产党当时主张实行党外合作，之所以实行党内合作，并非共产党人之所愿，而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尊重共产国际、联共（布）和国际纪律，按照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意愿行事。

黄领霞、强文学在《共产国际和苏俄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8月第21卷第4期）一文中认为，共产国际在对待国共合作的问题上，一方面它们促进了国共之间的联合，扮演了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它们在执行这一政策的时候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给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终失败埋下了隐患。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多元利益和综合因素相作用的产物，因此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必然会导致这次合作走向破裂和失败。

近年来关于这方面原因分析的论文层出不穷，从不同视角阐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深层次原因。

有的学者从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分歧来分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

吴九占、孟凤英在《土地问题上的分歧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分歧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向破裂的原因：国民党主张和平解决土地问题，既不使地主利益受损，又使农民得利；而共产党则主张采取暴力的形式没收地主土地，平分地产。

因此，两党在土地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但两党没有顾及合作层面进行磨合，使这种分歧服从合作的性质和要求，反而在实践当中加深和扩大了这种分歧，阶级利益冲突近一步尖锐化，合作关系的纽带更加松弛，进而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最终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邓智旺也在《从土地问题看第一次国共合作关系的破裂》（《昌吉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一文中，从土地问题上分析第一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

他特别强调实行彻底土地革命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农民阶级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就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开展土地革命；而这些就必然触动了代表小地主阶级和革命军官利益的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因此就产生了两种经济利益矛盾。

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难以应对这种复杂局面，而国民党也不想调和这种矛盾去损害国民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

因此，这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终失败。

也有学者从党内合作方式来探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

刘会芳、王秀华在《“党内合作”方式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1月第1期）一文中认为，从“党内合作”方式本身来看，这种合作方式是不稳固的；从国共双方接受“党内合作”方式的动机来看，双方都带有很强的策略考虑；从“党内合作”的动作方式来看，国共双方对“党内合作”始终持抵制和反对的态度，不能求同存异。

周绍东在《试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历史教训》（《重庆工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一文中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时，也指出由于共产国际强迫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以及在合作过程中斗争策略的失误，是导致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之一。

他认为实行“党内合作”，使得共产党被置于追随国民党的附属地位，混淆了两党的阶级立场，限制了共产党的独立性；同时这一合作方式也妨碍了共产党人在
统一战线中接取领导权的斗争，以至于国民党右派势力不断强大，不断向共产党发动进攻，并最终背叛革命，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

论点摘录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原因，有些学者很理性地评价了共产国际、苏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的角色定位。

姚金果、苏杭、杨云若在他们的著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中，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提到关于实行党内合作的问题时，他们根据俄罗斯公布的新资料认为，中国共产党当时主张实行党外合作，之所以实行党内合作，并非共产党人之所愿，而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尊重共产国际、联共（布）和国际纪律，按照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意愿行事。

黄领霞、强文学在《共产国际和苏俄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共产国际在对待国共合作的问题上，一方面它们促进了国共之间的联合，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它们在执行这一政策的时候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给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终失败埋下了隐患。

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分析，有学者从党内合作方式来探讨。

刘会芳、王秀华认为从“党内合作”方式本身来看，这种合作方式是不稳固的；从国共双方接受“党内合作”方式的动机来看，双方都带有很强的策略考虑；从“党内合作”的动作方式来看，国共双方对“党内合作”始终持抵制和反对的态度，不能求同存异。

周绍东在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时，也指出由于共产国际强迫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以及在合作过程中斗争策略的失误，是导致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之一。

他认为实行“党内合作”，使得共产党被置于追随国民党的附属地位，混淆了两党的阶级立场，限制了共产党的独立性；同时这一合作方式也妨碍了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接取领导权的斗争，以至于国民党右派势力不断强大，不断向共产党发动进攻，并最终背叛革命，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

参考文献
姚金果、苏杭、杨云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李志学：《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的再认识》，《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3期。

蔡文杰：《国共党内合作形式的确立及其评析》，《南开学报》2004年第4期。

茅家琦：《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江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吴九占、孟凤英：《土地问题上的分歧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王东、张华：《再论第一次国共合作——从新经济政策的角度》，《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卷第3期。

左世元、李俊：《近十年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原因研究综述》，《株洲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9卷第6期。

杨雪：《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原因探析》，《辽宁大学学报》2003年3月，第3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