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强度约束指标分配

“十二五”规划的碳强度约束指标分配 2010年03月29日01:27 第一财经日报
林伯强
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约束和人类生存发展必须面对的限制，中国也开始了低碳经济转型。

2009年11月，政府提出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碳强度）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的目标，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政府将通过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引导经济结构改变和调整。

我们都看到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减碳指标上的激烈争吵，因为减排牵涉巨大的减排成本。

目前对如何完成政府提出的碳强度指标，各个省份应当也有很大的兴趣。

低碳经济指的是在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全面考虑温室气体排放，并尽可能最小量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活动。

中国的GDP碳强度指标计算在一定时期内，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即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相对于以前的能源强度指标而言，碳强度也受能源效率影响，但主要受能源结构的影响，因此，是一个能源质量（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问题。

不同的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方式，导致不同的碳排放。

一些省份作为全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相对于其他省份，他们的产业结构以高能耗、高排放的重工业为主；能源结构中往往又是煤炭占绝对主要的地位。

因此低碳经济发展目标对这些省份的经济转型可能提出很高的要求。

然而，低碳约束的问题在于高成本以及其对经济增长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各国在减排指标上的分歧以及为解决谁来减排和减排多少而相互指责。

如果按照“十一五”能源强度指标的处理方式，“十二五”规划可能把碳强度约束指标分配到各个省。

能源强度指标说明一省的能源消费情况；与能源强度不一样，碳强度约束指标可以针对能源消费，也可以针对能源生产（约束能源结构）。

“十二五”规划中对碳强度约束指标的设定，比如说是针对能源消费还是针对能源生产，对各个省份具有非常不同的约束意义。

不同碳强度约束指标的设定和分配，他们将面临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不同的能源生产消费策略。

因此，必须研究如何更公平有效地设立和分配碳强度指标，以及如何应对碳强度指标的产业和能源策略。

国际上，对一个国家来说，一个碳强度目标既定（如2050年碳排放为2005年的一半），无论是通过碳强度约束指标的分配，或者今后通过碳交易，整体来说是一个“零和”博弈。

而中国2020年的碳强度指标对于各个省来说，也可能是一个“零和”关系。

一个省份接受碳强度约束，随之而来的就是需要直面低碳的成本问题。

不同的省份，能源结构不同，产业结构和收入水平不同，其能源生产和消费具有不同的特征。

对于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降低单位GDP碳强度除了通过节能和增加清洁能源，也可以通过从省外购电。

在能源结构上，一些经济落后省份的选择极为有限。

提高经济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增长需要廉价能源为支撑，减轻社会负担也需要廉价能源。

煤炭最便宜，同时它的二氧化碳排放也最多，能源省份保证GDP增长的前提使低碳成本问题更为棘手。

尽管面临着碳排放约束，目前各省不可能减缓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是，可以把低碳经济转型作为一个发展的机会。

在碳强度指标约束下，通过制定和执行积极的产业政策和能源战略，提高能源效率以及更清洁的能源结构。

也就是说，碳强度指标的核心是要求各省在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寻找适合本省发展的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方式。

如果低碳真的来了，走在前面者必然主动。

如果我们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在2010年实现单位GDP能耗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20%的目标；在今后十年规划中，单位GDP能耗下降的目标至少20%，而且能在2020年按时完成，那么，只要现有的能源结构不变，单位GDP碳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40%是可以完成的。

如果能源结构进一步清洁了，国务院的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碳强度）要比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的目标就可以实现。

而且，降低碳强度还可以有其他方面的努力，比如降低农业碳排放和增加森林面积。

因此，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继续对各省设定能源强度指标，力求在2020年单位GDP能源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40%，然后对全国的能源结构设立一个碳强度指标，应该就可以完成政府提出的2020年碳强度指标。

相对于“十一五”，今后的节能任务应该更为艰巨，因为节能是从比较容易的入手。

但是，今后整体经济发展却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由于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产业结构还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虽然我们不能将节能的企望放在改变产业结构上，但今后的产业结构发展有利于能源强度指标。

如果确定中国低碳转型的战略是节能为主，发展清洁能源为辅，那么这样的指标分配就与中国低碳转型的战略一致。

也就是说，“十二五”规划还是以能源强度指标为主，碳强度目标为辅。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中国能源研究室对中国目前宣布的碳强度目标的理解和看法
[15 December, 2009] 2009年11月26日，中国国务院宣布承诺到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CO2排放量）将比2005年降低40%～45%。

要更好地解释这个目标，必须理解中国近年来能源和碳排放强度的趋势，并且了解中国已经采取或准备实施的针对其日渐增长的能耗和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及措施。

这些趋势和政策需要放在中国特有的国情和基本条件下来理解。

城市化进程是中国能源消耗的主要驱动力，而中国在未来将有快速的城市化。

据预计，中国2005年所拥有的5.64亿城市人口（即占总人口的43%）到2020年将增加到8.95亿（占总人口的63%）（能源研究所，2009年）。

这些新增的3.3亿城市居民将需要住房和基础设施，而这些住房和基础设施又是由高能耗物品所建成，如钢铁、水泥和玻璃。

城市居民也将购买耗能的设备与家用电器，将使用城市公共系统和汽车，等等。

中国能源研究室经过计算得出，居民能源消耗将随着城市化大约番一倍。

因此，中国城市发展所需要的能源预计将会在2005年到2020年间持续增长，这与已经实现了高度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从1980年到2002年中国的能源强度，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平均每年下降5%。

这主要得益于政府有效的能效政策和项目，尤其是那些针对工业的措施，因为工业大约占中国总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二。

但是能源强度的下降趋势在2002年突然逆转，并在2002年到2005年间平均每年上升5%。

有许多原因造成这样的逆转，最主要的原因是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实施的能效政策和项目的逐步消除；还有中国于2001年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和中国的出口生产随之激增；以及持续上升的城市化和基础建设发展。

认识到持续这种能源强度的趋势将会对能源安全、环境污染，以及能源成本占GDP比重造成巨大的影响，中国政府的“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提出，到2010年中国的能源强度要比2005年降低20%。

目前报道的能源强度下降分别是：2006年降低1.79%，2007年降低4.04%，2008年降低5.2%。

因此，到“十一五”规划的第三年底，中国已经实现了降低20%能耗强度目标的一半以上，并且到2010年底将很可能实现，或几乎实现这个目标。

目前为止，降低能耗强度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十一五”期间建立了关键的能效政策和项目，包括全国范围内、各省和地方层面的强制性节能目标，以及重点工业企业的强制性节能目标。

中国能源研究室对这些政策和项目进行了分析并发现，“十一五”期间实施的支持中国降低20%能耗强度目标的能效项目似乎都正在达到或超过预期目标（Levine et al., 即将出版）。

据此，我们对中国目前宣布的碳强度目标作出如下的评论：
中国国务院于2006年宣布的降低能源强度的目标是前所未有的，并且是中国政府对此作出认真承诺的信号。

目前已有大量的措施来支持实现“十一五”规划中的提出的目标，包括将相关人员业绩的评价与实现的节能目标挂钩。

•中国国务院2009年11月宣布的碳强度目标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给出了一个关于降低CO2排放强度的目标。

非常有可能的是，这个碳强度目标将带来中国政府对实现目标的认真承诺和行动。

•从许多方面来看，降低碳强度40%～45%的目标是中国自2006年以来开始的新的能源发展途径的延续。

假设在2006年到2010年降低能源强度20%的目标实现了，剩余的20%～25%的碳强度目标必须在未来的10年内得到实现。

实现这个碳强度目标需要加强或扩大工业、建筑、家电和机动车辆中的能效政策，并进一步扩大可再生和核能的容量。

因此，实现碳强度目标将需要政府与企业继续并加强现有的行动，并付出超过“十一五”规划期间的努力。

•许多对中国未来的减排潜力的预测假定中国从一个高耗能的工业结构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型中会取得成功。

然而，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一直较为缓慢。

由于从目前到2020年间的持续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额外的明确具体的措施来实现减低碳强度的目标。

•将GDP作为强度指标的分母会模糊所需要的减排措施的力度以及潜在减排量的多少。

如果经济增长比预期要低，那么总的排放量将会比高GDP情况下所产生的排放要低，然而却更难以实现降低40%～45%的目标。

相反，一个较高的GDP增长速度将产生更多的排放，但却使达到所要求的强度目标更容易。

总之，中国能源研究室认为中国最近宣布的2020年碳强度目标是中国自2006年以来在能效和减排方面显著努力的又一次持续和强化。

实现这个碳强度目标需要中国在全国、各省级层面和地方层面都加强并扩大在能效与低碳技术和措施方面的项目及投资。

参考文献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2009. 2050 China Energy and CO2 Emissions Report. Beijing: ERI.
Levine, M.D., Price, L., Zhou, N., Fridley, D., Aden, N., Lu, H., McNeil, M., Zheng, N., Yining, Q., and Yowargana, P., forthcoming. Assessment of China’s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Reduction Accomplishments and Opportunities During the 11th Five Year Plan. Berkeley, CA: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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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官员称中国碳强度指标有利经济平衡
2009-11-27 10:01:09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广州)跟贴1 条手机看新闻
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最终敲定：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

这一消息于北京时间11月26日宣布。

21世纪经济报道11月26日报道中美两个世界上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均在11月25日宣布旨在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数字。

当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最终敲定：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

这一消息于北京时间11月26日宣布。

而美国白宫也在11月25日宣布，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出席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

美国还将在这次大会上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

国务院采纳的是高标准的方案
此前，舆论一致认为因为没有获得参众议院的首肯，美国不可能在12月初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会议之前之中出现任何指标。

本报此前曾报道，“中国将在哥本哈根会议之中或之前，公布显著减排指标，官方已经在若干数字中比选”。

二氧化碳排放比即碳强度，公式为：温室气体量除以GDP总量。

对于坚信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的人士来说，上述两个消息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释放，是一个极其巨大的鼓舞。

“同时公布指标，有可能是奥巴马前几日访华，双方达成的默契。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说，“中国指标还是需要很努力的，40%到45%要流一流汗。

”
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说，“指标是很多研究机构根据模型、预测最终计算出来不同方案，20%到25%，40%到45%都有，最后国务院采纳了比较高的范围”。

“中国对外承诺都是很谨慎认真的，所以从上到下都会认真执行这一指标。

”吕学都说，但他提醒，这一承诺需要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采取一定的减排行动是以发达国家提供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给发展中国家为前提的，即，我们能够履行的承诺多少直接取决于发达国家履行自己责任的程度，这是我们谈判桌上最重要的原则。

”
吕学都说，届时，国家会设定很多产业的准入门槛，也会有很多经济和激励政策，来扶持低排放行业发展。

比如核能、生物质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

这也是对很多高耗能企业，尤其是中小高耗能企业的信号，长期维持高能耗低效率的生产方式，肯定是不可以持续的。

GDP8%-9%对应碳强度40%-45%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说，碳强度指标并不难算，根据十一五期间GDP能耗下降20%，以及15%可再生能源目标，最后折成碳。

杨认为，40%到45%的这个碳强度指标，并不会拖累中国经济，反而会双赢，这个指标的实现预设的前提即是中国将保持GDP增长率8%到9%。

这个数字对中国节能目标、资源目标、低碳经济都有平衡效果。

“GDP增长率在8%到9%这个范围时，40%到45%的指标比较容易实现，低于百分之七点几，证明能源浪费了，如果是GDP增长率在11%到13%，反倒不容易实现，能源也浪费了，这是因为这个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是线性的，但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曲线的，另外一个范围内则超过了。

”杨解释。

他举例说，1990年到2000年，GDP虽然比较高，但能源消耗强度比较好，当时能源和GDP 的增长比较合适。

但是2001年到2005年，我们的能源消费太高了，导致2005年我们要执行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

杨富强说，碳强度指标一定要有3个地方来分，按地区、部门和时间分。

此前GDP能耗只按地区划分，再由各省申报，这是一个缺陷。

比如说，按交通部门、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建设部门等来分，以前GDP能耗就没有交通部、工信部什么事情，责任都在各省省长头上。

以前是把GDP能耗20%平均分在每一年，这不是很合适。

按类型划分的话，工业部门碳排放最多，其次是建设部门和交通部门，以及农业部门。

“碳指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国内所有产业征收碳税，然后慢慢发展碳市场。

”杨说，据其透漏，中国的碳税政策也会很快出来。

碳强度也可以换算成绝对减排量，比如按40%来算的，今年GDP是多少，到了2020年，GDP增长了3倍，3倍乘以今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再乘以60%就是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据悉，清华大学、国家气候中心、发改委能源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都参与了此项指标计算。

“这些数据我们已经算了好几年，当时我们提出了范围，算的数据跟国家公布的数据是一样的，我们认为这个数据合适，大家都认可。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滨说，
她参与了此项研究。

“这个指标需要很多模型和预测才能计算出来，我们当时算了在很多GDP假设前提下的数据，40%到45%的范围前提是GDP增长率在8%到9%，就是能够保证这个增长率。

”刘滨说。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全球副总裁黄杰夫说，碳强度指标的公布是一个重大进展。

最大的瓶颈是如何保证减排成本最低，国内的气候环境交易所应该合作，将4个指标：GDP二氧化碳排放比、GDP能耗、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交易市场真正运作起来。

关注更多气候资讯请进入专题：《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
十二五”规划的碳强度约束指标分配
2010-03-29 08:45:08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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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政府提出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碳强度）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的目标，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政府将通过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引导经济结构改变和调整。

我们都看到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减碳指标上的激烈争吵，因为减排牵涉巨大的减排成本。

目前对如何完成政府提出的碳强度指标，各个省份应当也有很大的兴趣。

低碳经济指的是在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全面考虑温室气体排放，并尽可能最小量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活动。

中国的GDP碳强度指标计算在一定时期内，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即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相对于以前的能源强度指标而言，碳强度也受能源效率影响，但主要受能源结构的影响，因此，是一个能源质量（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问题。

不同的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方式，导致不同的碳排放。

一些省份作为全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相对于其他省份，他们的产业结构以高能耗、高排放的重工业为主；能源结构中往往又是煤炭占绝对主要的地位。

因此低碳经济发展目标对这些省份的经济转型可能提出很高的要求。

然而，低碳约束的问题在于高成本以及其对经济增长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各国在减排指标上的分歧以及为解决谁来减排和减排多少而相互指责。

如果按照“十一五”能源强度指标的处理方式，“十二五”规划可能把碳强度约束指标分配到各个省。

能源强度指标说明一省的能源消费情况；与能源强度不一样，碳强度约束指标可以针对能源消费，也可以针对能源生产（约束能源结构）。

“十二五”规划中对碳强度约束指标的设定，比如说是针对能源消费还是针对能源生产，对各个省份具有非常不同的约束意义。

不同碳强度约束指标的设定和分配，他们将面临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不同的能源生产消费策略。

因此，必须研究如何更公平有效地设立和分配碳强度指标，以及如何应对碳强
度指标的产业和能源策略。

国际上，对一个国家来说，一个碳强度目标既定（如2050年碳排放为2005年的一半），无论是通过碳强度约束指标的分配，或者今后通过碳交易，整体来说是一个“零和”博弈。

而中国2020年的碳强度指标对于各个省来说，也可能是一个“零和”关系。

一个省份接受碳强度约束，随之而来的就是需要直面低碳的成本问题。

不同的省份，能源结构不同，产业结构和收入水平不同，其能源生产和消费具有不同的特征。

对于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降低单位GDP碳强度除了通过节能和增加清洁能源，也可以通过从省外购电。

在能源结构上，一些经济落后省份的选择极为有限。

提高经济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增长需要廉价能源为支撑，减轻社会负担也需要廉价能源。

煤炭最便宜，同时它的二氧化碳排放也最多，能源省份保证GDP增长的前提使低碳成本问题更为棘手。

尽管面临着碳排放约束，目前各省不可能减缓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是，可以把低碳经济转型作为一个发展的机会。

在碳强度指标约束下，通过制定和执行积极的产业政策和能源战略，提高能源效率以及更清洁的能源结构。

也就是说，碳强度指标的核心是要求各省在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寻找适合本省发展的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方式。

如果低碳真的来了，走在前面者必然主动。

如果我们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在2010年实现单位GDP能耗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20%的目标；在今后十年规划中，单位GDP能耗下降的目标至少20%，而且能在2020年按时完成，那么，只要现有的能源结构不变，单位GDP碳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40%是可以完成的。

如果能源结构进一步清洁了，国务院的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碳强度）要比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的目标就可以实现。

而且，降低碳强度还可以有其他方面的努力，比如降低农业碳排放和增加森林面积。

因此，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继续对各省设定能源强度指标，力求在2020年单位GDP能源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40%，然后对全国的能源结构设立一个碳强度指标，应该就可以完成政府提出的2020年碳强度指标。

相对于“十一五”，今后的节能任务应该更为艰巨，因为节能是从比较容易的入手。

但是，今后整体经济发展却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由于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产业结构还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虽然我们不能将节能的企望放在改变产业结构上，但今后的产业结构发展有利于能源强度指标。

如果确定中国低碳转型的战略是节能为主，发展清洁能源为辅，那么这样的指标分配就与中国低碳转型的战略一致。

也就是说，“十二五”规划还是以能源强度指标为主，碳强度目标为辅。

碳强度减排策略与低碳发展路径研讨会在天津举行
2010-06-13 13:46 来源: 中国网
2010年6月9日,由天津市滨海新区与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所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碳强度减排策略与低碳发展路径研讨会”在天津市滨海新区隆重举行。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出席会议并作了主题演讲，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汪小亚博士、国家科学技术部社会发展司康相武博士、南开大学资本市场研究
中心主任韩良副教授发表了专题演讲。

出席会议的有滨海新区宗国英区长、天津市人大常委会黎昌晋副秘书长等天津市的有关领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张维副主任，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南开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哈尔滨工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吉林大学、重庆大学、济南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国家基金委和金诺律师事务所等单位的专家和同行。

会议由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所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范英教授主持。

成思危教授指出在全球关注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我国也应积极谋求发展与环境共赢，在发展中减排，实现绿色发展。

对于我们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低碳经济需着重从四个方面入手：第一、发展不排放二氧化碳的新能源技术如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洁净煤技术等；第二、发展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技术如IGCC技术；第三、开发二氧化碳利用的技术；第四、开发并逐步应用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技术。

在碳强度减排路径上，要从技术、经济以及政治三个环节上突破。

汪小亚副局长就目前低碳经济的热点问题——碳金融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提出碳金融是服务于各种碳交易的投融资和中介服务活动的总称，具有融通资金、投资增值和中介服务三大功能。

中国要发展自己的碳金融市场，需要将发展国内市场和参与国际碳交易市场相结合，并关注碳交易的货币主导权。

康相武博士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为背景，提出实现碳强度减排目标需要重点发展碳减排相关技术，重视能力建设。

韩良博士着重介绍了滨海新区在低碳发展方面的具体措施和进一步实施碳强度减排的设想。

会议代表还参观了天津市低碳经济中心和天津市排放权交易所。

在我国实施“碳强度减排”行动目标的背景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资助了应急科学研究专项《保障国家安全的节能减排政策研究》。

来自中国科学院和南开大学等高校的11个研究单位和相关部门的合作单位共同承担了此研究项目，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所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范英教授担任项目总协调人。

这次研讨会是项目研究过程中的一次学术交流活动，得到了天津市滨海新区和中新生态城的资助和大力支持。

11月27日下午，北京中关村南大街中国气象局大院，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又在开会。

此前一天，中国公布2020年GDP二氧化碳排放比(下称GDP碳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40%到45%。

这个消息让中国气象局上下更加忙碌。

“今天是学习贯彻领会，然后布置一些新的任务，研究如何贯彻落实，比如说‘气候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