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壮丽史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逐步形成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它的丰富性、独创性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引起了人们日益广泛的关注。

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具有以下四个“有先有后”的特征：

一、先农村后城市

新时期中国改革进程实际上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归功于农民的创造精神。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又得到了提高粮价等政策的好处，农村经济形势空前好转。2农村工业化发展时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二三产业，农民进厂进城、务工经商，带动了农村经济持续发展。3城镇化和小康社会建设时期。前两阶段的改革成本较低且有明显的收益，既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村的非农化又主要是就地进行，剩余劳动力主要由乡镇企业吸纳。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4农村综合改革时期。2005年28个省、市、区不再征收农业税，同年底通过废止征收农业税的法令。目前我们处于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阶段，尽快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保障。农村改革成功后再进行城市改革。城市改革是在农村改革的启示和推动下起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在多年酝酿和

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

2、先试点后推广

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而改革是有风险的。因此，中国的改革大都经过试点、扩大试点、全面推广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从安徽、四川的包产到户开始，成功后向全国推进；价格改革首先从基本消费品以外的消费品开始突破，然后逐步向生活消费品和生产领域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从2000年开始，安徽进行全省范围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5年28省市取消农业税，2006年全国免除农业税；对外开放先是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启动，然后分阶段地向内陆和边远地区推进。

3、先易后难

中国经济改革首先采取体制外突破，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以此入手进行改革成本小、收益大。

“放权让利”是中国改革前期的鲜明特点，1978－1993年，中国改革的基本政策是中心向地方、企业、个人“放权让利”。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高收入；在城市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让干得好的企业和个人获得更高收入。这种实行“松绑放权”和“给好处”的做法，使微观主体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企业、地方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实行“双轨制”，也就是在保持计划价格的同时，答应一部分市场价格的存在；答应集体、私营、合资企业进入原先受抑制的轻

工业部门等，

“双轨制”对中国改革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加大，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后，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逐步由体制外的“增量改革”转入“存量改革”。2003年，我国市场化指数接近74％，非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接近70％，价格完全由市场确定的产品比重达90％，初步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经济改革完成了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置换和替代，现已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4、先做后说

“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深一脚浅一脚，有时甚至会摔一跤，自然存在不少错误。改革可能存在最优路径。路径选择错误，沿着错误的路径走得越远，回到最优路径的难度越大。那么在改革中应该怎样做？首先，“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要勇于开拓创新。一条思路、一个观点、一种政策，是否正确，要靠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其次，人们的思想熟悉有差异，观念转变有先后，改革积极性有高低，我们的做法是不搞强迫，不搞运动。农村改革开始的时候，有些地区根本不予理睬，有的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他们就跟着走了。中国改革的经验是

用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

最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理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实践过程中改革难免犯错误，试验难免失败。但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紧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正是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边走边看，边实践边总结，邓小平提出了判定改革和发展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合理性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的产物，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是特殊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特殊的改革路线的产物，正如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一样，中国改革的经验也不一定完全适用于苏联和东欧国家。

一，计划经济水平较低。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程度相比，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来就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科学的体系。中国计划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效率远远低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然而，计划经济程度较低正是市场经济发育的有利因素。在中国，一旦政府放松了控制并加以正确引导，市场经济就会蓬勃生长。相反，在计划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国家里，旧体制的因素根深蒂固，结果，市场化改革尽管起步很早，但难以取得实质进展，最终使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渐进式改革的条件丧失殆尽，只能采取“大爆炸”的方式。

第二，市场因素较多。在中国，无论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还是在两种经济形式内部各企业之间，都有较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国的改革把工业化与市场化两个转型结合在一起，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由于中国工业化水平较低，集体农业经济比重较大，它们处于国有经济体制之外，没有享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好处，这样就为从体制外改革入手推进市场经济的渐进式改革成为可能。同时，工业化过程中所包含的巨大经济增长潜力也使改革收益能够在较长时期里保递增或稳定状态。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推动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第三，宏观经济运行比较稳定。在宏观经济运行相对稳定、经济增长势头比较旺盛的国家，一般不有激烈变革的要求，而比较多地采用渐进改革的方式，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在苏联东欧国家，由于经济长期停滞，经济政治危机严重，宏观经济严重失控，渐进式改革的机会不复存在，只能采取“休克疗法”和剧变的改革方式来克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