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缪的悲剧美学

2009年第9期(总第224期)学术论坛

ACADE M I C　F ORUM

NO.9,2009

(Cu mulatively NO.224)

论加缪的悲剧美学

王洪琛

[摘　要]作为一个富于悲情气质的现代作家,加缪不仅在自己的戏剧创作,而且在积极的理论思考中,都致力于建构一种现代悲剧美学。他所主张的悲剧美学,以现代人的命运为关注重心,以人生的荒诞性为原初判断,以生命的悲剧意识为思想基点,以复兴现代悲剧为理论旗帜,称得上是对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古典悲剧理论的补充与完善,为现代人探究“生活的可能性”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参照。

[关键词]荒诞;悲剧性;悲剧美学

[作者简介]王洪琛,西安外国语大学欧美语言文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文学博士,陕西　西安　710128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9)09-0136-05

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A lbert Ca mus,1913～1960)的写作跨越戏剧、小说、散文、政论等各类文体,不仅着力于揭示日常生活中的荒诞性,而且在关注现实时强调一种“反抗”的思想姿态,从而在严峻的时代显得卓尔不群,不愧于一个“存在主义思想家”的称号。在以往的相关评论中,评论者或关注曾留下《局外人》《鼠疫》等著名作品的小说家加缪,或关注曾写作《西西弗神话》《反抗者》等哲学随笔的散文家加缪,而常常忽略了作为戏剧家与戏剧理论家的加缪的贡献。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富于悲情气质的现代作家,加缪不仅在自己的戏剧创作中,而且在关于悲剧未来的理论思考中,都在不遗余力地建构一种现代悲剧美学。这一思考的独特意义在于,以作家的艺术创作与生活经验为源,为贫乏时代的生命个体提供了一份美的见证。本文分别从戏剧创作与理论思考等方面论述了加缪的悲剧美学,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加缪思想中的悲剧意识。

一、加缪的戏剧创作

加缪对戏剧始终情有独钟。在总结自己的文学成就时,他曾骄傲地宣称,“足球场和舞台是我真正的大学”,“请相信我,要生活在真实当中,那就演戏吧”[1](P637),“在我看来,戏剧是文学的最高体裁”[1](P638)。显而易见,在这些洋溢着青春朝气的宣言中,坦露的不仅是一种不屈的生命姿态,还有作家内心中不懈的艺术旨趣。实际上,对于戏剧的热爱贯穿了加缪的一生。

还在阿尔及尔大学读书期间,加缪就以戏剧形式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1935年,他和朋友一起创建“劳工剧团”,征得作者马尔罗同意后,将其小说《轻蔑的时代》改编成剧本,亲自执导并担任角色,在海滨浴场演出。初演的巨大成功不仅在阿尔及尔这块戏剧沙漠上营造了第一块绿洲,而且极大地鼓励了加缪改编戏剧的热情。不久,他又陆续改编并搬演了高尔基的《底层》、本・琼森的《沉默的女人》、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休斯》、马基雅弗利的《曼陀罗花》、巴尔扎克的《伏脱冷》等作品。除此之外,终其一生,加缪改编过的剧作还有《闹鬼》(1953)、《信奉十字架》(1953)、《医院风波》(1955)、《修女安魂曲》(1956)、《奥尔梅多骑士》(1957)、《群魔》(1959)等。而在戏剧创作领域,虽然一般将早期四幕剧《阿斯图里亚斯起义》(1936)看成是加缪的开端性作品,但严格地说,这只是一部集体创作的戏剧,是他和朋友们共同编写而成的。实际上,戏剧家加缪的完全意义上的创作只有四部,即《卡利古拉》(1944)、《误会》(1944)、《戒严》(1948)与《正义者》(1950)等。

然而,正是这区区四部剧作却已让人过目不忘,有学者还写下过热情洋溢的评论。比如,英国

[基金项目]西安外国语大学2008年科研计划重点项目(08X WA02)的阶段性成果631

评论家斯泰恩从形式角度分析了加缪的戏剧,认为它们在“风格上变化有致,从古希腊的庄严到古典主义的简练集中,再到浪漫主义的激情,均可见到”[2](P182)。中国学者也从戏剧性角度归纳了加缪的戏剧理想,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传统文化,追求的依然是理性、和谐与统一;因此,加缪剧作更符合戏剧本质”[3](P213)。可以说,这些评论都是对其戏剧成就的学术发现,值得我们重视。但综观加缪的戏剧写作,一个更值得重视的维度是其思想性,即弥漫于其整个文学世界的、对作为一种生命原色的“荒诞”的探究。换句话说,虽然前两部剧作侧重描写人类的悲观情绪与荒诞处境,后两部呈现出一种正视人生、尝试反抗的积极姿态;但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创作还是改编,加缪戏剧作品中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通过对人生荒诞性的深入把握,揭示了他所理解的现代人的生命真相,从而为现代悲剧的诞生提供了文学写作的范例。

不妨以《误会》与《卡利古拉》为例加以具体的剖析。三幕剧《误会》属于观念剧,是加缪根据当时发生在捷克波希米亚山区的一桩真事写成的,描画了人生中一种无所不在的荒诞感。男主人公若望在背井离乡25年后,携带妻子与一大笔钱回到故乡,来到母亲与妹妹玛尔塔开设的山区小客栈。为了给亲人一个惊喜,若望故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没想到的是,母女俩开的竟是黑店,每当有钱人前来投宿时,两人就会用毒药将其谋害,并将尸首抛进店后的河中。若望到来之后,她们又如法炮制,孰不知这次的受害者却是自己的亲人。待真相大白后,无法承受这一事实的母亲,立即转过身去追随儿子;而妹妹在冷漠地与嫂嫂交谈后也同样走上了不归之路。这种荒诞的人生景观令人寒冷,身陷深渊的人也本能地向上帝发出呼唤———《误会》中的玛尔塔喊道:“噢!上帝呀!我不能在这荒漠中生活!我正是要对您说呀,我也能想出要说的话。对,我完全信赖您。可怜可怜我吧,转过身来看看我吧!听听我的呼声,把手伸给我!天主哇,可怜可怜相爱又分离的人吧!”然而,没有谁听得见,没有谁来安慰她,也没有谁来缓解“误会”带给她的痛苦,只有一位神秘的老者对她吼道:“不行!”[4](P98)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最后的情节显示了加缪的思想紧张,即对上帝存在与否的不确定。同时,这种不确定性也导致了剧作的神秘,淋漓地揭示出现代人心灵中的悲剧情结。

四幕剧《卡利古拉》[5](P3-62)被公认为加缪的代表作,不仅因为它是加缪独立创作的第一部戏剧,更因为它鲜明地体现了加缪创作的思想特征。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一同样体现于小说《局外人》与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中的特征就是:对荒诞主题的揭示与阐明。在《卡利古拉》中,加缪描写了古罗马皇帝卡利古拉从一个温文尔雅的贤主蜕变成心狠手辣的暴君,最后被忍无可忍的贵族谋杀的故事。剧情其实很简单。自从一直充当情人的妹妹德鲁西娅猝然弃世之后,卡利古拉就失去了常人的理智,连续三天三夜在旷野的暴风雨中狂奔。情人的死让他领会生命的脆弱,也开始启发他思考生命的真相。和相爱的人在一起时完整的生活状态在顷刻间被打破,人与世界之间的巨大裂缝使他无法自己。于是,不可自拔的卡利古拉偏执地要追寻一个东西:月亮。显然,这里的“月亮”是一个有隐喻意义的存在,指代我们素常以为日日拥有的东西———永生或幸福。但是,在死亡骤然逼近的时刻,卡利古拉却发现:这个似乎触手可及的永生其实高不可攀。借此,他发现了世界的虚假,遂立志要活在真实中,但最终的结局却依然是无可挽回的毁灭。毫无疑问,这部剧作中的主人公卡利古拉与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对人生荒诞性的清醒认识。事实上,加缪要告诉我们的正是:随着现代性膨胀为另一张面孔的宗教,担当荒诞的欢乐与痛苦便成为现代人无可逃避的宿命。

在这个意义上,加缪的戏剧写作,与他的小说和随笔写作一样,讲述的都是同一个故事———一个建立在呈现与行动基础上的关于反抗的故事。或许,这才是加缪偏爱舞台的真正原因吧。作为一个关注现世人生的文学家,舞台为他提供了一个透析与表达生命真相的机会,一个发现自己文学天才的机会。在演戏的小舞台与世界的大舞台之间,加缪自由往来,串演了生活的场景和人生的大戏。在某个时刻,他曾按捺不住喜悦地这样说:“戏剧是一门让活着的人去解释它的寓意的有血有肉的艺术,是一门既粗犷又微妙的艺术,是动作、声音和灯光之间的美妙协调。然而,戏剧又是最传统的艺术,重在演员与观众的配合,重在对同一种幻觉的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默认。”[6](卷首引语)可以认为,作为行动的戏剧,最恰当地体现了他的实干精神,也最直观地表达了他所洞察的生活的永恒冲突。所有这些,构成了加缪悲剧美学的第一个侧面,即由戏剧作品组成的文学世界;而更加深入的论析,则主要体现在他的关于悲剧未来的理性思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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