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词与其风格研究报告

欧阳修词与其风格研究报告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

他在政治与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修好古嗜学，博通群书，诗文兼李白、杜甫、韩愈之长，文章名冠天下。唐末五代以来，一般崇尚内容空洞、风格浮艳、怪僻艰涩的文风。他着手文风的革新，强调文章的内容重于形式，反对内容浮薄空泛。写作平实朴素，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得到梅尧臣、苏舜卿、苏轼、曾巩、王安石等人的有力支持，古文革新运动渐次展开，取得蓬勃发展，在平易这点上，他的诗风和文风也颇为一致，常常以文为诗，但诗歌的创作不及他的文章。欧氏并擅长写词，词作数量颇多，并取得相当成就。表现风流蕴藉的情调，一般写得清丽明媚、语近情深。文学批评上，《六一诗话》开创《诗话》这一新的体裁，对后世诗歌理论发展，提供一种简便灵活的形式。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

文字是人用来交流思想和意见的特殊语言工具。据说任何一种动物都有语言，语言其实是具有神经系统的生物进行信息交换的媒触。人具有最高级的神经系统，因而也有最为发达的语言。人语言发达的一个表现是文字的发明和使用。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使用文字这种语言工具。几千年中国文明史中，文字一直是士人即读书人独享的“桑塔纳”。

一些士人终身在制造“桑塔纳”。在某一时期，桑塔纳的车型发展出一种只追求形式美观而违背其“载货运人”旨归的方向。

唐和宋初都出现过这种情形。其文章雕章琢句，险怪艰涩，浮艳侈靡。这种文风象舞厅里浓烈的脂粉气，令人感到窒息。

欧阳修青年时一直在这样的脂粉气里呼吸，据说后来他读到韩愈的散文，顿有一种在桑拿室的蒸笼里出来给凉水一头浇淋的特“爽”的快意。

欧阳修是一个有政治革新气度的人。在他看来，这种不良的文风是另一种类型的腐败和颓废，它在损蚀人的思维方式，它甚至改变了文字的功用，变成了舞文弄墨的士人一种无聊的勾当。

他决定发动一场革命，扫荡侈靡和浮艳，创造一种朴实、致用的“古文”。

他自己率先使用一种接近于口语的书面语言，文章的风格趋于平易自然。在这方面，他甚至比他尊崇的倡导了中唐古文运动的韩愈走得更远。韩愈同样倡导“文从字顺”，行文明晰条畅，但他没有改掉雅好奇崛，爱用奇字奇句的坏毛病，欧阳修力避此病，且少用典故。

其次，作为一场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充分施展了他的影响，一方面他利用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和社会影响严厉抨击和打击那些文风不正的士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他利用主考官的身份把那些写作浮文的考生一律刷掉，就是这一次苏东坡、苏辙二兄弟和曾巩与其弟曾牟、曾布同登进士第，而那些对浮靡文字如痴如醉的落第书生为此在首都示威抗议。欧阳修不为之所动。另一方面，他极力扶持培值了一批新文学的中坚力量。这其中有苏舜钦、梅尧臣、尹洙、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一时品德高尚、才华出众的俊杰风起云繁，这是继大唐李白、杜甫之后中国文化的又一巅峰。唐宋八大家——中国八位最杰出的散文大师其中六家出产在这个时期——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这六人中欧阳修是长者，是文化界的舵手和领袖人物。

欧阳修擅长写词。他的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

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把感情抒写得非常深挚。他还有一些词﹐虽然颓唐叹老﹑牢骚不平﹐却直抒胸臆﹐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浅薄庸俗的作品。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俞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要使“文”有光辉，“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并非“有德者必有言”。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

欧阳修还在宋初的词坛上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他创作了很多词，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写的多是男女爱恋、离情别绪一类的题材。但格调较高，技巧娴熟，不乏艺术珍品。例如为人们所称道的《踏莎行》，末尾两句：“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从思妇眼中写征人，情意深远，含蓄蕴藉，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觉。又如《朝中措》开头两句：“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由于作者对事物体察入微，看似随意写出，却是无限传神，没有炉火纯青的工夫，是不能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