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天命观的文学意义及其对诗学思想的影响

【标题】韩愈天命观的文学意义及其对诗学思想的影响

【英文标题】of han yu's tianming guan(attitude to ward heaven's will over man):literary implication and impact on poetics

chen yunf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entral university for minority nationalities,beijing 100081,china)

【作者】陈允锋

【作者简介】陈允锋(1965-)，男，福建闽侯人，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北京100081

【内容提要】韩愈虽然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关于天命问题的系统理论，但他着重从“天人相仇”的角度充分说明了人类怨天情绪产生的现实根源，为文人诗家抒写因人生坎坷而引发的愤懑之思提供了独特的理论依据。受此影响，韩愈的不少诗歌作品在抒发感激怨怼之气的同时，往往诉及上天，从而强化了其作品的情感力量和批评是非颠倒的社会现实的力度，并且深刻地影响着韩愈诗学审美思想的形成，改变其观察社会、审视自然的眼光和心态，改变了历来诗家重在刻画自然之美的创作传统。

【摘要题】文论研究

【英文摘要】we are hardly to recognize that han yu bore the holism of destiny.yet he had often applied the view that nature is at enmity with man to interpret how and why that man is so changeable in his feeling and thought;the feeling of groaning,sighing and cursing fate from which,he thought,men of letter and poets drawn their inspiration.we find in han yu's poems that he gives expression the feeling of resentment and conveysto heaven his appeal,simultaneously.this would strengthen the power of moving feelings and make greater intensity of criticism which he was in the attempt to voice in his works.weare hardly to recognize that han yu bore no idea of predestination.it was this outlook with which han yu looked atthe world,social and physical,before him,and,especially,the picture of nature he depicted is different to that of the predecessors who valued up on portraying the beauty of nature. 【关键词】“天人相仇”/愤懑之思/诗学思想

"nature is at enmity with man"/depressed and discontented/poetics.

【正文】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2)05-0092-06 从严格的哲学层面上说，韩愈是没有完整的关于天命问题的思想体系的，因为他在这一方面的观念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在他的言论中，“天”这一概念的内涵缺乏稳定性，有时是指客观的自然界，如《原人》：“形于上者谓之天，形于下者谓之地，命于其两间者谓之人。”[1]（卷一一，p.178）有时指宇宙人间的运行规则，重其公正、公平和秩序之义理，也就是《与孟尚书书》中说的“君子行己立身”的“法度”以及“积善积恶，殃庆自各以其类至”的必然规律；有时又指能够降祸福、惩善恶的天命意志，如《归彭城》：“上天不虚应，祸福各有随。”[2]（卷一，p.120）或如《送孟东野序》所云：“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1]（卷一九，p.277）因此，从哲学的观点看，韩愈的天命观既有唯物论的因素，又有唯心论的色彩。就以上三者的关系而言，“天”所具有的“公理”之义，是从“天”的“自然”性质引申出来的；而“天”的降祸福、惩善恶之意志，则显然烙上了人的情感思想的印记，是对“天”的“公理”之义的进一步发挥。这些不同层面的“天”的含义，在先秦孔、孟等儒家著作中就已存在，韩愈不过采纳其说，论述或解释有关具体的人事而已[3](pp.45～48)。

但是，在天命问题上，韩愈对儒学思想传统也有突破和发展的一面，并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和诗学思想。比如，《论语·宪问》载：“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4](p.156)《中庸》亦谓“君子素其位而行”，无论贫贱、富贵，都应当做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要“居易以俟命”。[5]（《中庸》第十四章，p.6）这实际上是以承认人事自有泰否、天命本兼穷通为前提而得出的一种运命论。韩愈也曾信奉这一点，但至迟在贞元九年，也就是他26岁参加吏部博学宏词试时，即对此产生了怀疑。该年所作《上考功崔虞部书》就反映出他的天命观的变化，文中说：

凡在京师八九年矣，足不迹公卿之门，名不誉于大夫士之口，始者谬为今相国所第。此时惟念，以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趋时，而偃仰一室，啸歌古人。今则复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1]（外集卷二，pp.483～484）他由信天命到疑天命，主要是因为面对科试，感到仕途未卜而产生的特殊心理，现实色彩相当浓厚。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韩愈所思考的不是纯粹的哲学问题，而是人生遭遇和现实功利问题。因此，这样的天命观也就成为韩愈抒写不平之气、宣泄人生愤慨之情的认识论基础，把原本属于哲学范畴的命题转化为文学创作思想的内在依据。

天命问题之所以能够转化为文学问题，关键之处就在于其中往往饱含着浓烈的主体情感和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切思考。柳宗元在《天说》中引录韩愈论“天”文字后指出：“子诚有激而为是耶！则信辩且美矣。”所谓“有激而为”，确实道出了韩愈论天的要害，那就是情有所激而发此论。韩愈说：

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饥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为使至此极戾也！”若是者举不能知天。……人之坏元气阴阳也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ｋｕǎｎ＠①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堰溲，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ｒóｎｇ＠②，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ｘìｎｇ＠③ｘìｎｇ＠③ｃｈōｎｇ＠④ｃｈōｎｇ＠④，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今夫人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6]（卷一六，pp.194～195）从字面意义来看，韩愈是在论证“残民者昌，佑民者殃”这一现象的合理性，所以他的论点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有的研究者则就生态环境问题肯定了其中的部分思想价值[7](pp.113～114)。对于这样的研究思路，我们不想做出正误论断。但必须指出的是：韩愈把“人”与“天”置于对立地位，认为“天”“人”相仇，继承的是庄子的哲学思维，因此，我们应当注意到语言后面的更深含义，因为“正言若反”不仅是《庄子》的艺术特色，而且韩愈也心领神会，常常用之[8](p.62)。也就是说，尽管韩愈的看法引出柳宗元、刘禹锡的进一步的讨论，但在我们看来，与其视韩氏之论为严肃的哲学观，毋宁把它当成一段富有文学色彩的正话反说的“有激之言”，只有这样，才能解读出韩愈的真实意图：一种强烈的怨天情绪——天道不公，佑民者受罚而害民者受赏。这种观点，对一般人所信奉的天道公平公正的思想传统无疑是一种反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愈认为“今夫人举不能知天”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残民者昌，佑民者殃”也应当是作者有感而发的愤怒呐喊。

把韩愈的这段论“天”文字视为正话反说的“有激之言”，从以下两点也可以得到充分说明：（一）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中盛称柳宗元：“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三年，民各矜奋。……柳民既皆悦喜。”[1]（卷三一，p.399）突出的正是柳氏的惠民之功，与《柳子厚墓志铭》一样，对柳宗元泽及生民、放免富户奴婢的为官之道赞赏备至。韩愈到袁州任后所采取的“检责州界”、“不许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1]（卷四○《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p.470）的措施，正是对柳宗元的效仿，说明了“佑民”思想原本是他的为人、从政的重要原则。（二）上引韩愈论“天”文字中讲到，由于人对自然元气的破坏，致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