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无贼》的政治和哲学评论

《天下无贼》的政治和哲学评论冯小刚自从2000的《一声叹息》后，

就离开了王朔的怀抱，开始了对伦理、道德、情感、人文关怀这些流行词汇的研究。2003年，他和刘震云合作的《手机》，可以看作是冯氏电影成功转型的标志性作品，不仅创造了票房神话，还影响了中年妇女对手机的偏好选择，给各大网络论坛提供了长盛不衰的经典台词，影响力不可谓不大。而2004年的《天下无贼》，则把冯氏电影的神话演绎到极致，票房再度丰收，而且好评如潮，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和钞票。

众口难调，或许有不少人对冯小刚的把戏嗤之以鼻，但平心而论，冯小刚是越学越聪明了。如果说《手机》还停留在技术理性对伦理、家庭和情感的冲击上，《天下无贼》包含的意义开始丰富起来，开始涉及人性、社会和哲学层面的价值冲突。虽然用"哲学"、"政治"这些大词有哗众取宠之嫌，我仍然坚持杀鸡须用牛刀，因为目的不在于鸡，而在于刀。冯小刚养的《天下无贼》，只是刀俎上现成的鱼肉而已。根据我的观察，它可以被大卸六块。

（一）符号与意义

《天下无贼》讲述一群贼的故事。单纯善良得不可思议的青年民工傻根怀揣着六万块钱和"天下无贼"的信念踏上回家的火车，马上被两拨贼盯上了。一拨是鸳鸯大盗，男鸳鸯王薄，女鸳鸯王丽，后者受过傻根的滴水之恩，想保护这个傻兄弟。另一拨贼是胡黎领导的盗窃团伙，对六万块钱虎视眈眈。此外还有一个智勇双全的便衣警察，几个弱智的劫匪。两拨贼为了钱互相争斗，最后发现都上了警察的当。最后，傻根还在睡觉，胡黎集团被端掉，胡黎杀了王薄，也难逃法网，警察找到逃脱的王丽，却放走了这个重新做人的怀孕女人。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好似飞鸟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好一个"天下无贼"！

在这个好莱坞式的叙事中，不仅揉进了悬疑、警匪、爱情、特技等流行的商业元素，导演还有意构建了一些艺术符号，赋予了高度的象征意义。胡塞尔把符号的功能划分为表述（Ausdruck）和指称（Anzeichen）两种，前者具有客观的、不因人而异的意义，而后者"在真正的意义上，一个东西只有在它确实作为某物的指示而服务于一个思维着的生物时，它才能被称之为指称"（《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7－28页）。指称没有特定含义，正如鲁迅所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因此，从高高在上的政治和哲学角度来看待一部说不上深刻高明的电影，似乎并无不可。

很有些人怀疑傻根的真实性，认为他简直是真空里长出来的试管婴儿，没有普遍性。然而，抛开个体意义，如果把傻根当成一个抽象的群体，那他就是人民的象征。在当前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人民从来就是神圣的符号。人民被假定是善良的，高尚的，勤劳勇敢的，又经常被暗地里认为是容易欺骗的，软弱愚蠢的。联想到当前的反腐败和国企改革，不知有多少贪官污吏从人民手里骗取信任，有多少资本权贵从人民身上搜刮钱财。而人民还被蒙在鼓里，做着"盛世太平"的白日梦。你能说这样的傻根不存在吗？

傻根傻本来无可厚非，再愚蠢的贼也不会光顾他。可是当他包里有了六万块钱，他一下子就成了各方面争夺的焦点了。这六万块钱就是一块唐僧肉，引得各路神仙妖怪都来捧场，演绎一出精彩纷呈的《西游记》了。同样，人民的唐僧肉就是国家权力。当政客们需要权力时，人民被捧上了天，晕晕糊糊就把权力拱手相让。一旦权力到手，人民就分文不值。人民虽然像唐僧，又愚蠢又无能，奈何他们人多势众，卢梭只好把人民主权给了他们，传授《社会契约论》作为紧箍咒。可惜他竟忘了找一只上天入地的猴子来护驾，结果当妖怪张牙舞爪扑过来时，人民在紧急关头念动咒语，才发现没有孙悟空，而妖怪是不懂咒语的。

王薄和王丽，代表了草根阶层的反叛力量。他们身上有着浓厚的游侠和绿林色彩，浪迹天涯，游戏人生，反抗社会，重视情义，要是在宋徽宗时代，还可以上梁山坐把交椅，可到了这个时代，只能在法律的漏洞里游走，到头来免不了被收编或是鱼死网不破。如果王丽是有心被招安的宋江，那么王薄便是与皇帝老儿誓不两立的李逵，对朝廷不抱幻想，死心塌地做山贼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到后来，李逵弃暗投明，完全是出于对宋江的一片赤诚之心。在电影里，王薄之所以转而保护傻根，也是出于对王丽的爱情。至于她肚里的孩子，只是爱情的象征。

胡黎，这个纪律严明的盗窃团队的最高领导人，无疑是精英阶层的杰出代表。他深谙官场规则和政治权术，对内恩威并重，对外求贤若渴，一旦不能为己所用不惜除之而后快。他所作的一切，都是处心积虑要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力，扩大势力范围。黎叔的经典台词如"21世纪什么最宝贵？人才！"，"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有组织，无纪律！"，还有"这次出来一是锻炼队伍，二是考察新人，在这里我特别要表扬两个同志，小叶和四眼。"等等，清楚地表明，他熟练掌握了一整套官僚语言，虽然身处黑道，可完全按照白道的规则办事。而且，从黎叔对技术的推崇可以推断，他更像是一名技术官僚，务实精干，考虑周全，所以一旦作恶，藏得很深，很难对付。

最后，当然就是英明神武的警察了，象征着国家、政权、法律、正义诸如此类。和人民一样，他被假定是忠诚和勇敢的楷模，正义与智慧的化身。他是人民的保护神，罪恶的天敌，具有无穷的力量和非凡的智慧，他洞悉古往今来的秘密，一切都逃不过他鹰一样的眼睛，一切都在他如来神掌的操纵之中。所以，影片中警察只在万分必要的时候才出现，因为一切都像是他导演的一样。当摄影师给他正面特写时，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这容易使人联想到同样英明神武的中纪委和一贯正确的领导们。

也许有人会补充说，还有很多象征符号，比如黎叔的小蜜小叶同志象征弃暗投明的先进文化，黎叔剥的鸡蛋是先进生产力的象征，这些想法听起来有趣，可惜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因为我们要讨论更加重要的问题。

（二）理性与信仰

文艺复兴之后，人的自我意识全面苏醒，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口号，建构起大陆唯理主义的体系。英国的休谟（DavidHume）与之针锋相对，彻底

怀疑理性的可能，认为人的认识能力仅限于经验层面。为了应对休谟提出的尖锐问题，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里提出了"先验理性"的概念，把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种，理性是认知的最高层次，具有普适性和先验性。康德雄心勃勃地要把理性作为重建哲学世界的基石，可惜好景不长，叔本华和稍后的尼采不买帐，以意志代替理性，激进地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由此开启了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颠覆。到了哈贝马斯（JuergenHabermas）那里，决心重建理性，抛弃先验理性，转而提出情境理性（Situatedrationality），强调理性在不同场景里是不一样的（《后形而上学思考》，1994）。

在影片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性如何与情感和信仰纠缠在一起，宗教救赎如何戏剧性地影响事态的发展。

毫无疑问，傻根是个不会怀疑的经验主义者，他的认知能力尚未上升到理性层次。他根据小时候拾粪的事情和与狼共处的经验断定，人都是讲诚信的，不可能比狼还坏。

而黎叔是个康德先验理性的忠实履行者，他太相信自己，也只相信自己，就连轻信小叶也是出于自信。他崇尚技术理性，不惜余力维护制度和秩序，对他来说，理性的确是先验、普适而且永恒的。"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王薄呢，是情境理性的最好例子。他也相信理智，有他一套久经考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熟练掌握技术文明。他对这个社会有着深刻的洞见，闪烁着哲学的火花。比如，他对王丽说的一段话：

"他凭什么不设防啊？他凭什么不能受到伤害？凭什么？是因为他单纯啊？他傻？你为什么要让他傻到底？生活要求他必须要聪明起来。作为一个人，你不让他知道生活的真相，那就是欺骗。什么叫大恶？欺骗就是大恶。"

说得固然十分精彩，但就是这么个快达到哲学家境界的人，也会被感情所左右。当听到王丽说她已经怀孕，想为后代积点阴德，他的理性立刻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甚至可以说是非理性。他不惜得罪道上呼风唤雨的黎叔，不惜违背自己的原则，不惜丢掉性命去实现一个"天下无贼"的幻境。对王薄来说，对王丽的爱情是不变的，如果不改变自己的理性，就可能失去爱情。只有在这点上，他始终是理智的。

说到王丽，我只能把她归到尼采的阵营。女人似乎天生是情感的俘虏，更喜欢投向意志的怀抱。这对亡命鸳鸯诈骗人家一辆宝马车后，王丽就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一时间意乱情迷，良心发现，决心洗手不干了，到寺庙里烧香拜佛。受了傻根滴水之恩，就决定涌泉相报。诸多举动难以用理性描述，只能归结为唯意志论，情感冲动才是她行动的准则。

但反过来说，只有瓦解了理性的堤防，宗教救赎才成为可能。这种救赎不同于《宾虚》（BinHur，1959）里耶稣对犹太王子的拯救，也不同于《肖申克的救赎》（TheShawshankRedemption，1994）里安迪的自我救赎。前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