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地标

從《金陵五題》到《金陵四十八景》 ──論城市歷史文化地標與古代文學的關係1程章燦南京大學文學院無論中西，不管古今，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些「地標」。

這裏所謂「地標」，是指具有某種標誌性和識別性的地點。

這種標識性，有的是自然地理意義上的，指的是某些自然形成的、並具有鮮明特徵的山川地貌，因此，這種標識性可以說是先天的、自然的。

有的則是人文地理意義上的，指的是人類所建造的各種具有禮儀性、紀念性或實用性的建築或設施等，這種標識也可以說是後天的、人工的。

實際上，自然界中某一處山川地貌之所以具有某種標識性，並據此形成為某一地域的地標，往往也是出於人類的選擇或附益，是人類活動的空間因素賦予該地以標識性意義。

某一地點因為某一或某些歷史事件發生於此而具有了歷史的意義，並引起人們持續的關注，從而使其具有標識性。

即使在現代化城市中，那些建在城市中心的重要位置、兼有觀賞性和實用性的高樓大廈，比如美國紐約的世貿大廈、馬來西亞吉隆玻的雙子塔樓，也不單純是建築或地點本身。

它們之所以能夠成為大都市的地標，正有賴於人們利用各種媒介通過各種形式開展的宣傳推介活動以及在這些活動中形成的集體認同，當它們確定了在城市空間網路上的識別位置，實現了這樣一種標誌功能，它們也就同時積累和附益了文化層面的象徵意義。

另一方1本論文為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資助專案「南朝文學與南京」成果，專案號08JSB7500004。

面，人間的各種建築設施又離不開自然地理環境，事實上，它們往往依託自然環境而構成自身的景觀，並形成自身的特點。

換句話說，這兩種標識性往往是相互聯繫，彼此依存的。

如果稱前者為自然形勝，稱後者為人文景觀，那麼應該說，自然形勝之中包括人文的因素，而人文景觀中也富有自然的屬性。

由於本文的論題主要集中在城市的歷史與文化範疇，本文強調地標的歷史性和文化性，本文所謂地標實質上是文化地標（cultural landmark），或曰歷史地標（historic landmark），亦即具有文化和歷史標識性的地點。

中國古代城市中也有這一類文化地標。

在中國古典文獻中，人們往往用「形勝」、「名勝」、「勝地」、「勝跡」、「古跡」、「景」等詞語來稱述這些地標。

具體說來，這些地標可以分為山川、城闕、坊巷、苑園、台榭、橋渡、刹宇、祠廟、宅墓等類別。

2正如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曾感歎過的，「勝跡不常」，這些地標在歲月淘洗中逐漸褪色，在風吹雨打中變得殘破不堪，甚或滄海桑田，沒有給後人留下什麼遺跡，例如「六朝陵闕，蹤跡銷磨，侯王君公，宅墓淪泯，指點迷茫，氏爵疑似」，3不僅難以尋訪遺跡，甚至連其具體位置都難以確定。

然而，地標或「勝跡」在地理和文化版圖上所具有的標識性和吸引力，並不必定隨時間而磨滅。

相反，它們仍然是當時以及後世人們在現實世界和心理空間經常尋訪的目標。

在後人的心中，那些「迷茫」「疑似」的故址遺跡仍然被牢牢銘記，被時時回想，被深深刻劃，在歷代騷人墨客的題寫和詠歎中，其文化地標的屬性一遍又一遍地得到確認。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

」4歷代優秀文學作品對這些江山勝跡的反復而生動的敍說，是一種具有奇跡般力量的文本，足以使這些殘缺者「破鏡重圓」，使消失的遺跡重見人間。

而後代人又以前代文本為依據，修葺、重修或擴建各地名勝遺跡，此類例子不勝枚舉。

這裏只想強調一點：對這些文化地標而言，文學敍述是可以再生利用的綠色人文資源，是一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資本。

作為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南京擁有一系列令人驕傲的文化地標。

幾乎每2這一分類參考明孫應岳撰，《金陵選勝》，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270冊影印明天啟二年（1622）刻本，海南出版社，2001年。

明陳沂《金陵世紀》分類更細，有都邑、城郭、宮闕、郊廟、官署、雍泮、衢市、第宅、樓宇、山川、驛路、津梁、台苑、陵墓、祠祀、寺觀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三年（1569）史際刻本。

3《金陵選勝·凡例十則》。

4唐孟浩然《與諸子登峴山》，《孟浩然集》，卷三，《四部叢刊》本。

一個地標背後，都有層出不窮的文學敍述作為其背景與支撐。

實際上，層累疊加式的文學書寫正是一個文化地標得到確認的條件。

例如攝山棲霞寺能夠成為南京的一個文化地標，固然與《南齊書》與《南史》本傳中所記明僧紹生平軼事分不開，但與名聞遐邇的唐高宗《明徵君碑》、江總《棲霞寺碑》以及南朝以來的眾多詩人對棲霞寺的吟詠品題更是密切相關。

唐高宗、江總等人的碑文皆採用駢體形式，文采斐然，但其體裁立意，無疑具有明顯的歷史紀念性；《南齊書》和《南史》等史傳出於史臣之手，意在敘史傳人，但其所載錄的軼事亦顯然是文學敍述的筆法，應該看作是文學敍述的一種。

要之，史傳與詩文兩端，名山、名僧、名寺、名文四者，彼此相輔相成，才造就了棲霞山和棲霞寺今天的聲名和地位。

5中唐詩人劉禹錫寫過一組膾炙人口的吟詠南京名勝的詩，總題《金陵五題》，包括石頭城、烏衣巷、台城、生公講堂、江令宅五篇。

在他心目中，這五個地點無疑是金陵（南京）的文化地標，足以作為六朝南京的代表。

而在劉禹錫那個時代，六朝南京差不多就是南京歷史文化的全部，六朝南京可以說即是南京歷史文化的化身。

據劉禹錫本人在《金陵五題引》中交代，他創作這組詩之前，「適有客以《金陵五題》相示，逌爾生思，歘然有得」。

6這個「客」是誰，他所作的《金陵五題》究竟品題了哪幾個地點，是否與劉禹錫相同，這些問題現在都無法給予明確的問答，惟一可以確定的是，劉禹錫這組詩中所品題的五個地點，不僅為唐代人所特別關注，也為後代人所持續關注。

以石頭城為例，不僅張祜、李群玉、羅鄴、陳貺等唐代詩人寫過以此為題的詩篇，7其他唐代詩人在涉及江甯（或金陵、上元）的詩篇中，也經常提到石頭城，例如韓翃《送客之江寧》就有這樣四句：「朱雀橋邊看淮水，烏衣巷裏問王家。

」「楚雲朝下石頭城，江燕雙飛瓦棺寺。

」8這四句涉及多個南京歷史遺跡，其中石頭城、烏衣巷兩處就是劉禹錫的詩題，而且，韓翃詩以「朱雀橋」與「烏衣巷」構成對句，一方面顯示了劉禹錫詩句對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他對劉禹5參看拙撰《名山名寺名僧──〈明征君碑與棲霞山的故事〉》，《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年第4期；《明僧紹與棲霞立寺史實考》，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編，《人文中國》第1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6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處校注》，嶽麓書社，2003年，頁390-398。

7張祜有《石頭城寺》，見《全唐詩》卷五百十，又有《過石頭城》，見《全唐詩》卷五百十一；李群玉有《石頭城》，見《全唐詩》卷五百六十九；羅鄴有《春望梁石頭城》，見《全唐詩》卷六百五十四；陳貺有《石城懷古》，見《全唐詩》卷七百四十一。

清彭定求等撰，《全唐詩》，上海古籍出版社縮印揚州詩局本，1986年。

8《全唐詩》，卷二百四十三，頁614上。

錫選擇南京歷史文化地標的標準的認同。

9雖然劉禹錫沒有明言，他對南京歷史文化地標的選擇顯然有自己的標準。

石頭城、烏衣巷、台城、生公講堂、江令宅這五個地點，涉及城闕、坊巷、刹宇、宅墓等不同類別，而最後殊途同歸，共同指向南京的六朝史。

六朝往昔的繁華與驕傲，與眼前破敗的城市景象，強烈的對比引發了詩人的詠歎。

「五題」實際上是五個核心點，由中心點向外發散，還可以聯繫到更多的地點，包括詩中明確提到的秦淮河、朱雀橋、王謝華堂、結綺閣、臨春閣，以及暗寓於字裏行間的六朝宮殿、雨花臺等。

積零為整、先分後合的組詩結構，從中心向外發散的文本形式，使《金陵五題》成為對南京歷史文化地標的一種論述體系，雖然規模不大，但卻用筆集中，選點精確，其中對於「地」的特別重視，更有不容小覷的意義。

從某個特定角度來說，《金陵五題》也可以說是劉禹錫所選定品題的「金陵五景」。

以往論者多稱劉禹錫是唐代詠史大家，實際上，劉禹錫所作除《詠史》二首外，其他作品都屬於懷古詩系列，包括《金陵五題》、《蜀先主廟》、《觀八陣圖》、《西塞山懷古》、《台城懷古》、《金陵懷古》等。

與詠史詩相比，懷古詩一般以重要的歷史遺跡為中心，其所吟懷的物件往往是歷史文化地標。

單純從形貌上來看，杜甫《詠懷古跡》五首似乎與《金陵五題》頗為相似，可以說是後者的先驅。

但是，在杜甫這一組詩中，「地」並不佔據核心位置，杜甫既沒有為五首詩分別命題，也沒有以地為線索，貫串這一組詩。

事實上，這一點不大可能做到，因為這五首名為組詩，但其實筆法頗有不同，「有全首詠懷的，有單詠古跡的，也有借古詠懷的」，10這與《金陵五題》全以勝跡為中心、圍繞其歷史文化內涵進行描寫、生髮、詠歎的筆法明顯異趣。

也就是說，在《金題五題》中，那些具有文化意味的「地」不僅成功地自我突顯，成為歷史文化地標，而且彼此映襯，內外生髮，成為對南京歷史文化地標的一套系統論述。

唐代是一個的詩歌盛世，也是一個文學的盛世，最適合唐人詠懷的非六朝古跡莫屬，而金陵又是六都都城。

在唐代文學中對「地」的論述中，金陵懷古佔有極其顯著的位置，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本文之所以選擇有關金陵的文學敍述為個案，探討古代文學敍述與城市歷史文化地標之9唐代及唐以後提及石頭城之詩句甚多，為避繁煩，此不一一例舉。

10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唐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頁304。

關係，並試圖以地標為中心，解析文學創作與城市地理的相互定義，其原因與根據亦在於此。

多年以前，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曾經寫過一篇論文，題為《地：金陵懷古》，實際上已經觸及這一問題，11雖然他在論文中並沒有提出城市歷史文化地標這樣的說法。

他不是從金陵這座城市的歷史文化地圖上來觀察城中各「地」，而是取一種更為宏觀的視野，從中國的歷史文化地圖上來觀察金陵一地，也可以說，他是將金陵作為一個中國歷史文化的地標來研味的。

在整個中國歷史文化地圖中，像南京這樣具有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資源的城市，完全可以成為一種更宏觀意義上的地標。

與詠史詩相比，懷古詩顯然更突出「地」的因素，其命題立意多以「地」為核心。

但在劉禹錫之前，「地」的因素在懷古組詩的命題立意中還不夠突出。

初唐詩人陳子昂《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組詩包括《軒轅台》、《燕昭王》、《樂生》、《燕太子》、《田光先生》、《鄒子》、《郭隗》等七組，除了第一組以地標目之外，其餘六首皆以人標目。

12又如儲光羲《臨江亭五詠》，雖然其序中自稱「懷古五篇，為詠臨江亭，得其勝概，寄以興言」，其實並未分題標目，寫法上也是詠史的路數，並不以地為中心。

13至於舊傳李白《姑熟十詠》，雖然清人王琦將此詩歸為「懷古」之類，14十首亦各以地命名，但其主旨實在寫景，不在「詠懷古跡」，更何況宋人已經懷疑這組詩出自李赤之手，非李白所作，故可以置而不論。

15吳筠《覽古十四首》雖然號稱「覽古」，卻沒有一篇落實到任何地點上來，實際是詠史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