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影响中晚明文论建构的三个维度

王阳明“心学”影响中晚明文论建构的三个维度

[收稿日期]2015-06-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系列论文（10YJA*****）

王阳明创立的“心学”源于陆九渊的学说，其核心思想主要是强调以“心”为万物之本原，提倡“致良知”之说。《陆九渊集》卷二十二《杂说》提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之论，对阳明学说影响至深，《王阳明全集》卷四《与王纯甫二》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之说，由此足见二者密切的思想渊源关系。“心”成为王阳明哲学的最高范畴，能够主宰一切。《王阳明全集》卷六《答季明德》云：“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心”是生成万物之本原和制约万物之主宰。王阳明又把朱熹所张扬的“天理”移入人心，《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云：“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天理”存在于人心之内，因而“人心”与“天理”可以画上等号，这就使“人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王阳明还认为“良知”在人心，人人皆有，圣人常人相同，因而“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已不再是高不可及的。这一思想使人的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和尊重，人们不必俯首听命于程朱倡导的“天理”之下而不敢为，人的主体意识由此得到了高度肯定和张扬，程朱理学以“天理”束缚人的思想行为的状况也由此而得到改变。所以，“心学”的出现使传统的经学发生了重大变化，据《明史》卷二百八十二之《儒林传》载：“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这表明阳明“心学”在嘉靖、隆庆年间，已成为声势浩大的主流社会思潮，对社会思想、文学艺术及学术研究的影响程度已远远超过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对人的思想禁锢亦由此而得到解放。文学理论作为中晚明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不可避免地受“心学”影响。

对于中晚明文论而言，“心学”构成了建构发展的最重要哲学背景，为文论家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因而研究中晚明文论必须立足于“心学”之立场才能真正切中关键，进而深入骨髓。从宏观角度看，“心学”对中晚明文论之发展建构的影响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

第一，“心学”高度重“人心”的观点使文论家对文学的抒情性给予特别的强调，从而促进了中晚明抒情主义文论思潮的流行。

明代中后期文论思潮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强调文学的抒情性，无论是这一时期的诗文理论，还是小说戏曲理论，都发出了高度强调抒情性的理论呼喊。其中诗论方面的这种呼声最多，从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到徐渭、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竟陵派等人，都一致强调诗歌以情为本。如王慎中《遵岩集》卷九《明水文集序》赞扬阳明弟子临川明水陈公“惟其学之不谬，故著为古文词，吟咏性情，敷扬理事，莫不有古作者之法。”而且其诗“自有机杼，未尝规规仿合形迹而以为传也。”认为诗歌是出于内心的不得不发之真情。唐顺之《唐荆川文集》卷七《与莫子良主事》云：“好文字与好诗亦正在胸中流出。”徐渭论诗更是强调情的重要性。《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卷十九《叶子肃诗序》云：“人有学为鸟言者，其音则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今之为诗者，何以异于是。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若吾友子肃之诗则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语无晦，其情散以博，故语无拘，其情多喜而少忧，故语虽苦而能遣其情。” 徐渭以鸟语人语做比喻，痛斥无真感情的诗歌犹如鸟语。他高度肯定友人叶子肃的诗，因为其诗“能遣其情”。又《肖甫诗序》云：“古人之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者也，是以有诗而无诗人。迨于后世，则有诗人矣，乞诗之目多至不可胜应，而诗之格亦多至不可胜品。然其于诗，类皆本无是情，而设情以为之。夫设情以为之者，其趋在于干诗之名。干诗之名者，其势必至于袭诗之格而剿其华词。审如是，则诗之实亡矣，是之谓有诗人而无诗。”徐渭认为“诗本乎情”，反对“干诗之名”的

“设情以为诗”，因为这种无真情的诗歌预示着“诗之实亡”。李贽提出著名的“童心说”，以此为诗文小说戏曲的创作和批评标准，对文学抒情性的强调可谓前无古人，其影响亦极其深远。公安派、竟陵派都要求诗歌“独抒性灵”，虽然二派所说“性灵”的内涵不同，但要求诗以抒情为本，则是共同的。汤显祖、冯梦龙论戏曲和小说皆以情为本，论诗亦然。《汤显祖集》卷三十一《耳伯麻姑游诗序》云：“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情生诗歌”之命题把情对于诗的价值意义说得清楚明白。冯梦龙《情史序》提出“《六经》皆以情教”说，是为其小说“至情”论服务。“至情”论也延伸至对诗歌的论述，他在《太霞曲语》中提出：“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唯其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又在《序山歌》中云：“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也耳……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冯梦龙认为，诗是最善于抒情的，他对“不列于诗坛”的山歌高度重视，这些民间歌谣抒发的是男女真情。

在散文、小说、戏曲理论方面也都表现出了强烈的重情观念。唐宋派、公安派的散文理论都是以情为本，如唐顺之在《与洪方洲书》云：“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王慎中在《曾南丰文粹序》高度赞扬曾巩之文：“能道其中之所欲言”。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说也包括散文写作，认为散文创作与诗歌一样也是“独抒性灵”。在小说理论方面，冯梦龙提出著名的小说“至情”论，并把“至情”落实在男女之情上。如在署名龙子犹的《情史序》中对“情”给予热烈地赞扬，提出“天下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牵”等观点，认为世界生于情，世界的意义就在于感情。戏曲理论方面，汤显祖在《寄达观》中提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复甘义麓》提出：“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把情看作戏曲创作之根本，有情才有梦，有梦才有戏。他的《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