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

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

工业革命开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英国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也是最早结束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首先发生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是：18世纪时英国的工厂手工业的生产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这就对工厂手工业提出了技术改革的要求。在这种趋势下，工业革命就首先在英国发展起来了。

众所周知，清朝是因为闭关锁国而导致落后于世界，然而，闭关政策实际上是从明朝中后期就开始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明朝时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却极其缓慢，其原因有很多，比如：明朝政府的压制和束缚，还有封建时代轻视商业的农本思想等等，这些都是遏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封建制度发展到明朝已经在没落，但明朝又束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明朝政权是腐败不堪，这就给关外的满人创造了条件。对满族来说，他们是以落后的文明征服了一个先进的民族，所以，对他们来说，封建制度是相对先进的制度，他们在入主中原后自然也会采取封建制对烩种相对他们而言较为先进的制度，并且为了巩固统治也会沿用前朝的一些政策，比如闭关政策，这对清朝的统治者满人来说已经是一种进步，再加上他们为了统治汉人，继续采取儒家学说加以束缚学者的思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其缓慢，而闭关又导致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当西方已经开始工业革命时，中国却还处于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那么，中国的衰落也就成为了必然。

从科学技术和社会技术概括来说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的原因，首先谈到技术，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科学技术”，但决定经济发展的技术其实是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技术，那就是“社会技术”。简单地说，社会技术，就是调整、管理、控制社会的方法。从整个国家来说，支撑社会的广义技术范畴主要包括：政府组织的状况，指政府组织的架构和规模，官僚机构的运转效率等；财政税收制度，包括影响经济发展效率的税率和赋税结构等；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等。所有这些就形成了社会技术的构成体系。社会技术是经济活动的基础，

并与经济增长率息息相关。农业社会的商业化的深度和广度，是支撑社会诸因素合力推进的结果，而不是单一社会因素和经济力量所能左右的。从中西比较研究的角度来看，正是社会技术水平的差异，才导致中国经济只有数量上的扩充，没有质量上的突破，而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革命。

虽然在18世纪之前，中英两国商品经济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经济能否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科学技术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技术进步是关键性条件。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标志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社会技术全面进步基础上的结果。在前工业社会，社会技术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也是决定科技进步的主要力量。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工业革命的成功并非完全取决于科技进步。古代埃及的工程师已经发明了一种蒸汽动力装置，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曾领先于世界，15世纪德国采矿业出现一系列技术革新，但是这些发明并未导致工业生产的一场革命，因为“一项新发明只是给人打开一扇门，但不强迫任何人走进去”。

从政治架构上来说, 英国从都铎王朝开始，步入了君主专制时期，但议会的存在和发展制约了王权专制，并为新兴社会经济力量参与政策创制提供了合法的渠道和舞台。在中国的明清时期，皇权专制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且事无巨细，都要由皇帝参与，甚至某县需要从产地运进多少食盐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要由皇帝决断，其效率低下不言而喻。

英国直到15 世纪末才开始着手建立官僚体制，因此官僚机器规模很小，还很不完备，但长期以来效率较高。而中国从秦汉发展到明清时期，国家官僚机器趋于完备，已如一台生了锈的机器，弊端日多。例如明代官员实行低薪制，一部分吏员甚至实行征派，使得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官僚机器的腐败不只对社会资源损耗极大，而且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反方向而行，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从而使得社会技术水平停滞不前。

财政税收制度关系到生产和分配，直接牵动着经济效率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影响社会技术的进步。由于战争费用急剧膨胀，中英两国政府都面临着财政危机。英国在1694年创立英格兰银行，确立了公共信贷制度，保证了国家信用，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巨额资金。而此时中国的农业帝国体制决定其财政体制毫无腾挪转

身的余地,既不能发行公债，也不能实行赤字财政。从税率来说，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国家的财税过重，而在于政府的腐败和低能。国家税率低，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英国赋税结构比较简单，以关税为主体的商税构成了英国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农业税只占很小一部分。随着英国开征商品税和消费税，英国国家税收持续增长并且以间接税为主。明清的税收基础是农业税等直接税，与之相比，工商业税等间接税微不足道。明代这种收敛性财政制度，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无法集中资源推动全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由于不重视商税收入，政府对于各地商人的经商需求都不可能列入施政考量。没有保障条件，商业的发展就像沙漠里的溪流，行之不远。

这一时期，中英都出现了大量的游民和流浪者。如何对待这些人，是一项挑战，也是对社会技术水平的考验。英国建立了一个恩威并施的济贫制度，为穷人提供初步的社会和工作保障，成功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国明清政府不能组织济贫和解决就业渠道，再加上新增人口无法外移，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造成内卷化。官僚和地主的超经济榨取，使得农民剩余少，虽然商业流通循环的规模可能很大，但农民无法成为消费主体。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法律制度的演进不是一种直接的社会技术，但对保障市场经济发展、提高社会效率至关重要。英国逐步走向一个法制社会，其法律制度向有利于商品经济的方向演进。而中国社会以道德代替法律。意识形态的转变，也是一种社会技术进步的表现。其间，英国摆脱了教会经济伦理的影响，流行重商主义。而中国明清时代，占主流的观点仍是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

总之，诸多的原因决定了近代工业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发生。中国社会“稳定性取决于最大限度地保存固定的习俗和观念”，社会技术原地踏步，或进步缓慢，而英国社会“稳定性是奠基在随时准备适应于变革着的环境与条件”，鼓励变革，社会技术大幅提升，英国社会更有效率，更具有出现经济加速发展和技术取得突破的发展导向。正是社会技术水平的差异，才导致中英在18世纪发展的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