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4.新城功能演化的规律探讨基于——宁波建设实践的理论思考

新城功能演化的规律探讨

——基于宁波建设实践的理论思考

王先鹏，赵伟，马威，贺志华

摘要：我国当前存在新城建设热，而新城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现有研究大多是从中心城市视角出发，集中于探讨新城与中心城市的关系、新城的类型、建设模式、动力机制等，鲜有从新城自身角度出发研究其功能成长的内在规律的。本文以宁波为例，通过深入解剖三个新城的建设路径和实施绩效，提出新城功能演化的“三个阶段四类功能”模型，并识别出影响功能成长的四大因素。新城的个体差异性是新城规律研究面临的最大障碍，因此本文的研究仅是探讨其功能演化规律的一次尝试。

关键词：新城,功能演化,规律

当前我国仍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人口继续向大城市集聚，存在着新城建设供给过剩的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调查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及县以上的新城新区数量3500多个[1]。在新城建设热的背后，关于新城的成长机理和功能演化规律却缺乏深入理论思考，导致新城建设的盲目性和模式化。本文基于对地方实践观察，结合已有理论研究成果，试图探讨新城功能演化的内在规律。

1 新城建设研究综述

1.1 新城建设运动的脉络

新城没有严格的定义，一般是指在城市中心城区以外有计划建设的新城区，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新城是城市规划的一种形式，目的在于重新安排大城市人口，使大量居民迁移到大城市以外，在那里集中建设住宅、医院、工厂，以及文化、娱乐、购物等中心，组成相对独立的新社区[2]。新城建设的思想起源于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3]，1918年奥斯本于学术领域提出了新城概念[4]。在1924年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城市会议上,通过了《为防止超级城市出现，应当建立卫星城市》的决议，并在发达国家获得积极响应，如1935年莫斯科的总体规划就提出了“环形绿带+卫星城”的城市疏散发展布局。大规模的新城建设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以1946年颁布的《新城法》为标志，出于缓解大城市病、促进经济发展、解决住房短缺等目的，英国政府在1946-1970年间，分三批先后规划建设了二十余座新城[5]。1950-1960年代以来，新城建设成为世界性运动，广泛出现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大城市。1965年的巴黎大区规划，在巴黎外围规

划设计了8座新城，沿着塞纳河两岸轴线展开,最好实施建设了5座[6]；针对郊区化现象负面效应的不断显现，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新城开发法》，批准郊区新城（也称“边缘城市”）建设，旨在原有城市周边重建一个分担和替代原有城市功能、人口和产业不断集聚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到20世纪末期,在全美45个老的都市地区认定了120个边缘城市,78个“准边缘城市”,及5个正在规划中的边缘城市[7]；日本效仿伦敦，提出在东京都实施“绿环+新城”的建设模式，其第一个大规模兴建的新城是1957年计划建设的千里新城，经过数十年发展，东京地区逐步形成了“中心区一副都心新城一周边新城”的城市格局[8][9]；韩国自1960年代开始至20世纪末建设了24个新城,其中13个建在首都圈[10]。从各国实践来看，尽管发展背景、所处阶段各不相同，但新城建设主要是出于解决大城市过度集中的问题而设立，对日韩等新兴工业化国家而言，新城还同时兼具促进区域增长等目的。

受国际新城建设运动影响，国内北京、上海最早于1958年开始规划建设郊区卫星城，但大多存在产业门类单一、功能配套不全等问题，发展效果并不理想，是新城建设在我国的启蒙阶段。国内大规模、成体系的新城建设出现在1990年代，由北京[11]、上海[12]、广州[13]、杭州[14]、南京[15]等大城市所引领，并向其他城市扩散。与欧美发达国家新城建设所处阶段不同，1990年代以来，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和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新城建设也不仅限于少数大城市，在众多的中小城市也方兴未艾，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中国新城现象”[16]。

1.2 新城建设的理论研究述评

新城建设作为规模庞大的社会实践，成本高、周期长，因此问世之初就面临着建设成败的拷问。如何平衡新城与中心城市的关系？新城的建设类型与模式有哪些？新城建设的动力机制？这些问题始终伴随实践，也推动了理论研究。

在与中心城市的关系方面，研究者主要集中在新城的规模、距离及功能联系方面。基于英国三代新城建设的成败，普遍意识到新城应选择“适当的空间距离,具备一定规模，功能完善，具有相对独立性”[17]。尽管关于最优规模和距离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一般认为，距离中心区 20～30公里较为妥当[18]，距离太近会导致大城市进一步蔓延，距离太远则不利于和中心城区的互动。新城规模不宜太小，研究发现人口达到25万～30万的新城具有较好的聚集和辐射效应[19]。

在新城的建设类型与模式方面，张学勇[20]根据成长动力及实现途径的不同将新城分为乡镇整合型、重大项目带动型、新区建设型和开发区转变重构型。谭韧骠[21]基于国内外案例的归纳，提出按地理空间可以划分为远郊新城、近郊新城和城中新城三大类，按发展驱动力则分为居住新城、产业新城、交通新城，行政新城以及都市副中心五大类。张越[22]从上海、杭

图1 宁波中心城三江片新城分布 州、南京等城市开发实践出发，也认同我国新城存在城市内部、边缘、远郊三种类型。上述研究拓展了新城研究的维度，也反映了新城的多样性特征。

上述研究多是注重实践总结，还有部分研究将新城建设与城市发展阶段、城市集聚与扩散等理论关联起来，尝试解释新城建设的动力机制。王宏[23]以克拉森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化五阶段模式（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城市化）为参照，对北京新城建设的成败进行反思。董珂[24]借鉴城市集聚-扩散规律研究中的社会物理学方法，尝试构建理论模型，对主城和新城之间达到稳定平衡状态所需满足的条件进行了量化分析。上述研究有助于改变新城研究重经验轻理论的弊端，拓展了理论研究的深度。

新城最初是为解决大城市问题而设计，新城研究也多是置于中心城市空间结构重构[20]或大都市郊区化[17]的框架中去讨论。这一研究路径依赖，使得对于新城自身成长过程和功能演化路径鲜有深入探讨。新城显然不能仅仅看成中心城市的附属，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载体和功能实体。新城的建设过程，不是简单的建筑物填充空间的过程，也是一个经济功能不断充实完善的过程。下面从新城自身视角出发，以宁波为案例，深入剖析新城功能演化路径和建设成败，探讨新城功能演化的内在规律。

2 新城功能演化的理论探讨：基于宁波的实践

宁波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在1990年

代中期以来快速推进，带来城市空间的巨大变

革，主要表现为三江片的集聚膨胀。从 1992

-2001 年间，中心城城市建设用地从57.06

km 2增加到165.65 km 2，年均增长率为 12.56%，

其中76.7%的增加量发生在三江片[25]。2000

年前后，市、区层面新城的规划建设相继提上

日程。虽然在城市总规中没有明确提出新城

体系，但新城建设的构想在政府文件中不断清晰，《宁波市加快构筑现代都市行动纲要（2011-2015）》中明确提出的有东部新城、南部新城、镇海新城、北仑滨海新城（春晓）和姚江北岸区块（姚江新城），基本奠定了宁波中心城新城建设的体系。其中东部新城、南部新城、镇海新城的建设起步较早，均经历了15-20年的发展历程，已有一定成效，都位于绕城高速以内，具备了实践检讨的价值，是本文研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