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社会科学-清教主义的演变与美国民族主流文化身份认同_李安斌

清教主义的演变与美国民族主流

文化身份认同

李安斌1　王　梅2

(1.井冈山大学　人文学院;2.井冈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提要:　清教主义对美国主流文化形成有着重大影响,这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逐渐定型的过程。本文通过对清教主义自身发展演变历时性的考察,分四个阶段论述了清教价值体系对美国主流文化身份形成的影响以及美国文学在民族文化身份确立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清教主义;文化身份;美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　B97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0)01-0021-04

“文化身份”(c u l t u r a l i d e n t i t y),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后殖民理论在对族裔问题和文化归属问题的批判中凸现的一个思考维度,“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1]。在美国,因为文化与种族的多元化,这一问题变得十分复杂,具有多元化特点。它既是指少数族裔的文化归属问题,也是指妇女等弱势群体的性别归属问题,还可以指非“美裔”亚文化群体的文化认同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学界已多有论述,但是在“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寻求文化身份归属的过程中,实际上始终伴随着一个美国主流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或许更有利于加深对美国民族文化体系的认识。

美国人何以成为“美国人”?这是一个许多学者都回答过却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亨廷顿认为,美国之所以不同于别的国家,乃是因为它具有与众不同的文明源头,概言之,即是由“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W A S P)所形成的独特文化。[2]50在他看来,为了重振如今已相当脆弱的美国国家认同(国民身份),应当重新确认过去的那种以清教伦理为核心、盎格鲁—撒克逊定居者文化为内涵的所谓“美国信念(t h e A m e r i-c a nC r e e d)”。①抛开享氏的民族大国沙文主义不谈,他对清教伦理的高度重视确实说明了清教主义在塑造美国主流文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也表明美国学界急欲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现代价值理念的支撑点。

清教主义对美国有着特殊的影响,“英格兰有过清教革命,却没有创建清教社会;美国没有经历清教革命,却创建了清教社会。”[2]56清教主义对美国又有着持久的影响,“清教传统像一条红线规范了从殖民时代到如今的美国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3]作为美国文化一个独特的源头,清教主义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运动,而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思想运动。清教主义在美国300多年来的发展演变的历史,实际上也是美国主流文化不断发展变化到最终确立的历史,清教思想塑造了美国民族灵魂。

爱德华·萨义德说:“每一种文化的发展与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 l t e r e g 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4]。同样,以清教伦理为核心的美国主流文化的形成也不是一种静态的延续过程,而是一个在与欧洲文化、美洲土著文化等“他者”不断对话、相互冲突又相互影响中,不断自我丰富,同时又不断自我阐释的动态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从移民到定居者———本土文化的形成

从1620到独立革命前,可以看做是美国主流文化民族身份确立的第一阶段。清教徒一踏上美洲大陆就开始了第一次文化身份认同的诉求。从英国逃离的经历使这些清教徒从一开始就背负着矛盾的文化心理。一方面,从政治身份上说,他们是大英帝国的臣民,不得不带着英王的“特许状”和在大英帝国的庇护下到异乡栖身,另一方面,在英国遭受迫害的事实尤其是他们不同于欧洲天主教徒与英国国教徒的宗教信仰又使他们不愿意认同(或不愿意完全认同)原先的欧洲文化和英格兰文化,这种文化上的反叛心理首先通过宗教这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清教徒用两种方式加强了他们作为美洲新移民的文化身份认同,其一即是以《圣经》为依据,以“神圣信仰”为特征的泛意义宗教文化身份认同。为此,他们自命为“美洲的新人”,既不同于欧洲的天主教徒,更不同于当地土著印第安人,他们肩负着上帝神圣的使命,“命定”在“应许之地”建立为世人景仰的“山巅之城”。这种特殊的宗教优越心理自然使他们将清教徒逃离英国的行为同《圣经》中《出埃及记》的故事情节联系、等同起来,从而在清教徒与上帝之间建立了某种神秘的对应关系,这就使得清教徒的行为,包括所有日常生活的琐事都带上一种神圣的光环。这一建立在绝对信仰基础之上的宗教思想无疑成为新英格兰民众精神凝聚的核心;其二是以“契约”为纽带,以“民主管理”为特征的社区文化身份认同。以“五月花号公约”为起点,清教徒在新英格兰先后签署过十几个契约,尽管这种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社区管理模式,其本质上仍然是以上帝“恩典契约”为前提,但毕竟是一种世俗生活的民

主政治管理模式,为以后美国政体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通过这一模式,清教徒逐渐确立起一种区域性文化身份理念,建立起所谓的“新英格兰方式”,成为以后“美国生活方式”这一现代概念的早期形态。[5](这两种文化身份尤其是清教徒的宗教文化身份通过文学象征性的表述得以固定延续下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身份……无法被回忆,它必须叙述出来。”[6]借助文学这种特殊的对话方式,清教徒作为美洲“新人”的形象得以显现。清教徒文学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显著特征,文学既是清教思想的主要宣传工具,自身也是清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清教主义的观点,人有可能通过对上帝的坚定信念,被上帝选中(即所谓“恩典之约”t h eC o v e n a n t s o f G r a c e),从而得以在死后加入圣徒的行列。这一坚定的宗教信念,不仅为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建立和开发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依托,也对此后美国的整个民族意识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威廉·布拉福德的《普利茅思种植园史》、约翰·温斯罗普的《新英格兰史》以及其他叙史作家关于殖民地的历史叙述,表达的正是这种历史观和历史使命感,乔纳森·爱德华兹和科顿·马瑟等人的宗教作品,则力图从宗教角度、文学角度通过一种特殊的“迦南语汇”(圣经话语)将这样的信念牢牢根植于移民大众的意识与历史记忆之中,使他们对完成“上帝的使命”具有精神、道德和意志上的准备,而布拉德斯特里特等人的诗歌,则从个人角度出发,以更具艺术和文学特点的方法表达着作为个人的移民朝这一共同文化方向前进的精神努力。

如果说清教徒在宗教文化上与欧洲大陆的差异还不足以使他们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体系的话,那么“新英格兰方式”的确立则使他们体现一种更为“激进”的政治上潜在的反叛心理。但清教徒从欧洲带来的,不仅有以基督教为载体的希伯来宗教文化传统,还有通过文艺复兴传播开来的古希腊人文主义精神,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清教徒第一代牧师、总督不但是天堂福音的守护者,也是文艺复兴知识火种的传播者,而这两种文化精神都内在地包含在清教主义之中,所以清教价值体系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内部自我颠覆的矛盾因素,其实质是“两希”文化的宗教神本主义与世俗人本主义的冲突、斗争。②这种内部矛盾性的斗争随着欧洲启蒙思想的传入,加上第二代清教徒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衰落,无异于对清教徒的“宗教国理想”构成毁灭性的打击。随着1692年英国王室对殖民地特许状的撤销,标志着清教徒第一次“宗教国家”文化身份认同的失利。清教主义在信仰层面的影响逐渐减小,但在伦理道德层面的影响并没有完全失落、消逝,它通过一种文化记忆和文学想象的方式得以传承下来,到18世纪中期,开始汇入到北美殖民地人民第二次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的潮流之中。

二、从定居者到美国人———国民身份的确立

从独立革命到19世纪末是美国主流文化身份确立的第二阶段。清教主义之世俗精神的胜利使得一种新的民族力量得以壮大,美国国民身份的认同以种族的身份得以重新开始。在新的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清教主义起到了维系民族存在的纽带作用。随着独立战争的胜利,新的民族身份在政治上、主权上得到确认和保证,北美清教徒移民开始认识到自己不仅是大西洋沿岸殖民地英裔的定居者,而且还是“A m e r i c a n s”③。18世纪是美国主流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清教主义自身的发展变化,欧洲启蒙思想的涌入、渗透,深刻影响了北美人民的社会与生活。原有清教价值体系与启蒙精神相融合,产生一种新的清教伦理道德。正是在这种清教伦理道德体系中产生了马克斯·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由于这一资本主义精神在现实实践中的巨大成功,在奠定美国雄厚经济基础的同时大大加强了北美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同时在这民族身份确立的过程中,“美国信念”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种“美国信念”(美国精神)通过大量的文学文本的叙述体现出来。富兰克林这位新英格兰的子民用他的《自传》首先树立了这一时期新的“美国人”形象。与17世纪清教徒宗教性极强的自传不一样,富兰克林的《自传》体现了当时美国人世俗的价值观念与宗教的道德观念。通过他自身艰苦复杂而又成功的个人经历,《自传》包含的隐喻与“新迦南”的神话一脉相承。他与美国同步成长的叙述甚至使他自身也成为美国神话的一部分。在这个天赐神恩的“命定之地”,富兰克林的《自传》早已超越了自我而使“美国梦”成为每一个渴望成功的人的希望与象征。“年轻的殖民地需要节制、苦干和上帝的荣耀等清教概念,但他们也需要对自己进步的欲望和唾手可得的、丰富无穷的机会面前所产生的富有生机的乐观主义进行辩护”。[7]《自传》所显示的富兰克林,是一个继承了清教主义精神道德,但又十分强调以正当手段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人。他为自己规定的13条美德,包括节制、寡言、有序、坚定、俭朴、勤勉、诚恳、公正、适度、贞操、谦虚等,无不表明他思想深处的清教主义热情。同时,《自传》很清楚地向读者展示,遵循清教勤劳俭朴的原则,就一定能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取得成功。总的来看,《自传》所显示的新的“美国人”形象已经抛弃了加尔文主义的悲剧性意识和对社会等级制的尊重等观念而显示出蓬勃向上的个人主义精神。通过对原先清教价值体系的改造,美国民族文化中张扬个性、自由、民主等“美国信念”核心的因素已经基本形成。从某种角度讲,富兰克林所倡导的“美国精神”在行为上是世俗的,但在信仰上仍然是神圣的。在《穷理查历书》中,他说:“有交往而无友谊,有友谊而无力量,有力量而无意志,有意志而无效果,有效果而无利益,有利益而无美德,都属一文不值之类。”[8]可以看出,富兰克林在此表达的两个核心概念,“实用”与“美德”正是“美国信念”的精华,时至今日,实用主义与个人美德仍然是美国人民引以为豪的精神支柱。而“穷理查”也成为美国文化史上美国信念的文学化身。

三、从“扬基佬”(Y a n k e e s)到“西部牛仔”(W e s t C o w b o y)④———国民精神的强化

富兰克林之后,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欧文·威斯特等边疆小说家进一步将这种典型“美国人”艺术化、形象化。使美国人民的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感进一步得到强化。

许多美国人带着对新的机遇和成功的渴望加入开发西部的行列,在征服荒野的漫长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同早期清教徒移民一样的艰难险阻,与他们的清教前辈一样,开发者们也充满对成功的期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他们面前摆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人人均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它们。从这个角度讲,“西部开发”的过程就是早期清教移民神话的再现。因此,即使

22甘肃社会科学　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