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齐鲁文化的特点及其诚信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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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蔡德贵( —
),男,山东招远人,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巴哈伊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博士生导师。

年第 期总第 期 齐鲁学刊QILU
J OURNA L No.
General No.
论齐鲁文化的特点及其诚信传统
蔡德贵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山东济南 )
摘　要:齐鲁文化不是一个文化传统,而是两个文化传统。

齐鲁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点,齐文化具有兼容性、变通性,是智者型文化;鲁文化具有单一性、守常性,是仁者型文化。

齐鲁文化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两个文化传统都重视诚信。

齐鲁文化的诚信传统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齐鲁文化;诚信;道德建设
中图分类号:B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X ( )
今天的山东在历史上属于齐鲁文化的范畴。

过去一直认为齐鲁文化是一个文化传统,近年来,学术界有个普遍的认识,认为齐鲁文化不是一个文化传统,而是两个文化传统。

所谓“齐鲁文化”,实际上有两层含义。

广义上,从地域文化圈来讲,它与中原文化、秦晋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相并提,是一个有别于这些文化的独立的文化体系;其地域范围,当以古齐、鲁领地,即今山东地区为主;时限上则贯通古今。

狭义地讲,“齐鲁文化”是指先秦时期齐、鲁两国的文化,是各自独立又互相渗透融汇、各有特点的两种文化。

秦汉时期,它们完全融于传统文化之中,而不复单独存在了。

齐鲁文化的两层含义,也是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广义的“齐鲁文化”是狭义的“齐鲁文化”互相渗透融合的产物。

进一步从字面上来表述,广义的“齐鲁文化”写作“齐鲁文化”,而狭义的“齐鲁文化”则似应写作“齐、鲁文化”。

只是因为方便和习惯,一般都通用“齐鲁文化”来表述。

一、齐鲁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如果简单地用一句话来区别,我们可以说,齐文化是商业文化传统,鲁文化是农业文化传统。

它们
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首先,齐文化具有很强的兼容性。

齐国是沿海国家,开放程度比较高,对外来文化能够兼收并蓄。

齐文化中先后容纳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兵家、术士、方士等等百家之学,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和百家融合的主要基地。

“天下谈客,坐聚于齐。

临淄、稷下之徒,车雷鸣,袂
云摩,学者翕然以谈相宗”[ ](《
齐东野语序》)。

鲁文化则是单一性的文化。

鲁文化是在鲁国单一农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宗,排他性特别强,因为只有儒家思想才适合农业社会的国情需要。

其次,齐文化具有很强的变通性。

代表齐思想文化的《管子》一书指出,“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

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
其位齐也。

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正世》
)。

这里所说的,就是指齐文化崇尚的是一种变革
精神。

鲁文化则表现出守常性。

鲁国一直保存先王之遗风,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就是指此而言的,因此,鲁文化倾向于保守,不主张变革。

《论语・先进》载:“鲁人为长府。

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
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
[ ]孔子对闵子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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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仍旧贯”三字表示赞同,说明他是反对“改作”的。

而“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雍
也》)中的变,要求的是齐变而为鲁,鲁变而为道,也就是更进一步向周礼回归。

因为在孔子看来,齐变至鲁,是要变功利为礼教,变夸诈为信义。

鲁变至道则仅是举废兴颓,以恢复周公之旧,扶衰救弊以还文王武王之初。

再次,齐文化是智者型文化。

齐国作为沿海国
家,其环境颇似于地中海沿岸国家希腊。

沿海国家
“水滨以旷而气舒,鱼鸟风云,清吹远目,自与知者之
气相应”[ ](卷四)。

所以,在齐国,科学技术比较发
达,天文学家甘德、邹衍,医学家扁鹊,军事家孙武、
孙膑,逻辑学家公孙龙,修辞学家邹奭(被称为雕龙
奭),方仙道者流徐福,等等,或是齐国人,或长期在
齐国居住过。

科学著作《考工记》,医学著作《素问》
等也是出在齐国。

鲁文化是仁者型文化。

鲁国作为大陆国家,多
山地丘陵,“山中以奥而气敛,日长人静,响寂阴幽,
自与仁者之气相应”,“乐水者乐游水滨,乐山者乐居
山中”[ ](卷四)。

孔子一生有很长时间是居住在鲁国
的,虽然去过齐国,但居留时间相当短,一部《论语》
中,只有一处提到海,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从
我者,其由与?”[ ](《公冶长》)孔子是在周礼行不通的
情况下才想飘洋过海的。

孟子在齐国居留的时间比
孔子长,受齐文化影响比较多,对海的感触也比孔子
深。

《孟子》一书提到海的地方有 次,而体会较深
的一句话是:“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
为言。

”[ ](《尽心上》)只在内陆生活的人,是不会有这
种体会的。

鲁国内陆仁者型文化的主干,是“尊尊而
亲亲”,因为孝悌是仁的根本,这正是适合农业国家
的国情的。

二、仁智合一———齐、鲁文化的
汇合与中国传统文化
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有不
同的氛围和特点。

因此,这两个文化体系在互相接
触的时候,就难免发生摩擦和冲突。

即以思想学术
文化为例,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和公开对战就不少。

春秋时期代表鲁文化的孔子和代表齐文化的晏婴,
发生过这样的对立: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

”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
诸!”他日又复问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

”
景公悦,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

晏婴进曰: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居傲自顺,不可以
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
说乞贷,不可以为国。

自大贤之息,周室既
衰,礼乐缺有间。

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
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
其礼。

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
也。

”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

异日,景
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

以季孟
之间待之。

”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

景
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

”孔子遂行,反乎
鲁。

[ ](《孔子世家》)
鲁定公十年(公元前 年),在著名的夹谷齐鲁外交之会上,以孔子为代表的鲁文化和以齐景公、晏婴为代表的齐文化又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齐景公约鲁定公在夹谷(今山东莱芜境内)订立盟约,摄相事的孔子做鲁定公的“相礼”。

一开始,齐国就奏出了“四方之乐”。

这些都是夷狄音乐,不符合周礼乐制度的规定,属于开放型的齐国音乐文化。

这自然对墨守鲁文化周礼系统的孔子有很大刺激,竟气得他“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齐景公又命奏“宫中之乐”,一时间,“优倡侏儒为戏面前”,这也都是些不拘泥于周礼的音乐,孔子愤怒地说:“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 ](《孔子世家》)再从代表鲁文化的孟子和齐文化的冲突,也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互相排斥一面的认识。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而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
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

无以,
则王乎?”[ ](《梁惠王上》)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婴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
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 ](《公孙丑上》)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这些例子确凿无疑地证明,齐、鲁两种文化体系之间相冲突的一面。

然而,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在互相接触时还不仅只是冲突,还有相互影响、甚至融合的一面。

齐文化、鲁文化之间互相影响和融合,开始于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最后由汉代董仲舒加以完成。

齐桓公田午所创办的稷下学宫,经过齐威王、齐宣王的努力,规模扩大,著名学者灿若群星,淳于髡等七十六人被尊为上大夫。

由于齐国统治者采取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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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学者的政策,结果许多国家、不同学派的学者都被吸引到稷下学宫,从而使这里成为战国时期既是百家争鸣又是百家融合的中心。

曾经是鲁文化代表的孟子先后两次在齐国居留,时间相当长。

据钱穆先生推算,孟子第一次游齐至少亦得十八年。

在齐国这样一个开放的国度里长期居住,就不仅只有与齐文化冲突的一面,还有在不知不觉中、无影无形中受齐文化影响的一面。

如孟子在早期的思想中本来是反对利的,与孔子的“罕言利”相一致,但受到齐文化的影响,也就比较注重利,即注重社会生活中的物质利益了。

他认为,政治应以人民的福利为本,行仁政就要爱民,爱民就是保障人民的物质利益,所以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

经界不正,井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

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 ](《滕文公上》)他还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

”[ ](《梁惠王下》)这些讲物质利益的思想,显然与他同稷下先生宋钘辩论时所坚持的立场完全不一致了,那时,他坚持的是“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何必曰利?”[ ](《告子下》)
孟子处在战国中期的社会大变革之中,所受齐文化影响很多,如“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 (《滕文公上》),显然与“民富则易治也,贫则难治也。

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畏罪,故易治;民贫则危乡轻家,陵上犯禁,故难治”[ ](《治国》)相一致。

“今也制民之乡,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

此惟救死而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梁惠王上》)这种思想也是来自于齐文化的影响,“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牧民》)就是给孟子以影响的思想。

在齐国有大影响的儒家学者是荀子,他虽不是鲁国人,但其思想本系鲁文化体系的,这是学术界没有异议的。

荀子在稷下学宫中“三为祭酒,最为老师”[ ](《孟子荀卿列传》),多次执稷下学宫之牛耳。

荀子的思想中吸收并融合了不少齐文化的东西,使鲁文化、齐文化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如他讲鲁文化的仁义,也讲齐文化的利、法、刑,主张法后王,强调富国强兵。

《荀子》一书是齐文化和鲁文化融合的产物,也是学术界没有什么争议的。

除了《荀子》以外,在《管子》一书中,齐文化与鲁文化也有机地融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管子》讲仁,讲义,讲正名,讲礼义,这些都属于鲁文化。

《管子》又讲法,讲霸政,讲阴阳五行,讲鬼神,这些都属于齐文化。

而《管子》也成书于稷下学宫,被认为是稷下学宫部分论文的汇编,也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问题是,齐文化与鲁文化为何会在稷下学宫中融合?这有其必然的原因。

其一是政治上统一趋势的要求。

战国之时,“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 ](《艺文志》),“天下大乱,贤圣不明,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道术将为天下裂”[ ](《天下》),但到战国中后期,政治上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书同文、车同轨的大局已定,学术思想上的统一也就成为思想家们关注的重大课题。

齐国统治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稷下设馆,高门大屋,招徕众多知识分子,让他们在这里相互辩论,相互吸取,这样就为这种思想上的融合和统一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其二,齐国统治阶级是商业封建主,他们的思想比较活跃。

齐威王、齐宣王都是开明之君,特别能够吸取不同意见。

尤其是齐威王,更能够广开言路,接受邹忌的规谏,提出“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朝市,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齐策》)。

为满足称霸和统一中国的欲望,齐威王能够悉心求治,愿闻谏刺。

君王能如此豁达大度,国内思想的活跃就可想而知了。

齐襄王时,更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让儒家人物荀子主持稷下学宫,更为思想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也为各种思想和文化的相互吸收和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其三,齐国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要少些,容易接受外来思想,不像鲁国那样封闭,处处拘守于周礼的文化传统。

周公让伯禽治鲁,采取的是“尊尊亲亲”,太公治齐,采取的是“举贤而上功”[ ](《齐俗训》)。

尊尊亲亲是行礼治,用常道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宁。

而举贤上功,是用人唯贤,不必问门第资格。

后来的管仲又提出了“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主张,“谋于实,故能权与立,不可敌也”[ ](《管晏列传》)。

这种崇尚权变的精神和举贤上功,一直是齐国所坚持的开放政策,因此像淳于髡那样的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却有才能的“赘婿”,也可受到重用,充当使臣,可以将自己的学术见解贡献给社会,为齐文化、鲁文化的交融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鲁文化的伦理功能可以保持社会稳定,孔子和其后继者将儒学凝固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恒定的孔孟之道,这就是三纲六纪。

陈寅恪先生在《悼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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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维先生挽词并序》中说:中国文化之要义,在于《白虎通》之三纲六纪。

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六纪是父亲的兄弟、自己的兄弟、族人、母亲的兄弟、师长、朋友。

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社会就稳定了。

在当代社会里,仍然存在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只是需要加以变通,使这九个关系都照顾到相互之间的利益,不要再强调单一方面的主导关系,比方说君臣关系要演变成国家和人民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是相互之间的关系,国家与人民是相辅相成的。

其他关系,也要互相照顾到对方的利益。

这样,辨证地处理这九个方面的关系,任何社会都可以保持稳定。

这正是儒学恒定性的一面。

齐文化的智力功能可以促进社会发展,开放精神可以促进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齐鲁文化相互补充,就可以建立起“仁智合一”的观念形态。

仁为主干,旨在保持社会稳定,稳定才能保证发展;智为作用,旨在促进社会发展,发展才能巩固稳定。

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不改革开放是不能发展的。

这正是“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的境界和本意之所在。

①
关于庄子属于齐文化的思想家的论述,请参见笔者《庄子与齐文化》,《文史哲》 年第 期;《庄学溯源》,《中国哲学史》 年第 期。

三、齐鲁文化都重视诚信
许慎著《说文解字》说:“信,诚也”,“诚,信也”。

诚、信互训。

诚与信的规范意义仍然是存在细微差别并各有侧重的:诚强调“内诚于心”,信偏重于“外信于人”;诚更多地是对道德个体的单向要求,信更多地是针对社会群体提出的双向或多向要求;诚更多地是指道德主体的内在德性,信则更多地是指“内诚”的外化,体现为社会化的道德践行。

当然,这种区分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二者是相互贯通、互为表里的,诚是信的依据和根基,信是诚的外在体现。

正如北宋理学家张载所言:“诚故信,无私故威”,诚与信共同保证我们的道德[ ]。

《中庸》把诚作为贯通全部道德的核心范畴,周敦颐称之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诚信是诚实和信用的概括。

一般认为诚实表现在人的品行、品德之中,信用则表现为个人对责任、义务、契约、承诺兑现的可靠程度。

信用优良并不说明这个人在品德、品行中完全就是诚实的;同样一个诚实的人,也不见得就能完全承兑他的信用保证。

信义还有道义的内容在内,信誉则含有良好的社会
认可在其中。

齐鲁文化都重视诚信。

齐国人主要是从事商业的,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有“喜夸诈”的社会风气。

由于从事工商业生产的人多,“民舍本而事末,则好诈,好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如农人之朴
实而易治”[ ](《上农》)。

“齐夸诈多变,反复之国”[ ](《
韩彭英卢吴传》);齐“民阔达多匿智”
[ ](《齐太公世家》),“逐渔盐商贾之利”,“设智巧,仰机利”,“齐带山海……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
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 ](《货殖列传》)。

“诞欺怪迂之文
,弥以益多”[ ](《
艺文志》);“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
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 ](《齐策六》);齐地“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

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

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
[ ](《地理志下》);“齐人多变诈”[ ](《郦食其传》);“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 ](《邹阳传》)。

“齐人多诈而无情实”[ ](《
平津侯主父列传》),等等。

所以朱熹下结论说“齐俗急功利,喜夸诈”。

对此,管仲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扭转这种社会风气。

在道德观方面,管仲提倡礼义廉耻,主张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

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
(错)也。

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

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管仲把奖赏的范围确定在人的信誉方面,把信誉看作天下的关键,提出“赏在
信诚”[ ](《君臣上》),“先王贵诚信。

诚信者,天下之结也”[ ](《
枢言》)。

管仲的改革对扭转齐国的喜夸诈社会风气起了关键作用,从此齐国文化形成了注重诚信的传统。

《荀子・不苟》加以引用,认为诚实守信可以产生神奇的社会效果。

属于齐文化的《庄子・
盗跖》①中也有尚信德的记载:“无行则不信,不信则
不任,不任则不利。

”尾生守信的故事正是通过《庄子》而流传后世。

“尾生与女子期于梁(桥)下,女子
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桥桩)而死。

”[ ](《
盗跖》)一个叫尾生的人,与一女子约好了在桥下见面,那女子没有来,水涨起来了,尾生一直坚持等在那里,最后他抱着桥桩被淹死了。

这则故事后来演变成两个成语:“尾生之信”和“抱柱之信”,都是正面赞扬尾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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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信用。

庄子本人也极重诚信:“真者,精诚之至也。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 ](《渔父》)庄子把“本真”看做是精诚之极至,不精不诚,就不能感动人。

这就把诚信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庄子提倡“修胸中之诚以应天地之情”[ ](《徐无鬼》),“为之符玺以信之”[ ] (《胠箧》)。

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提出为将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德,孙膑则进一步提出“素信者昌”的战争输赢规律。

鲁文化讲孝悌忠信。

《尚书・太甲下》中有“神无常享,享于克诚”的记载,此时“诚”主要指笃信鬼神的虔诚。

《周易・乾》讲:“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认为君子说话、立论都应该诚实不欺、真诚无妄,才能建功立业。

《周易・系辞上》强调,“人之所助者,信也”。

孔子多次讲过诚信,如:“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 ](《阳货》)子贡向孔子问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并说可以“去兵”、
“去食”但不能失“民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颜渊》)他认为自古以来人都是要死的,民众不信任国家,国家就不能存在了。

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信”的基本思想,并进一步把“朋友有信”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 ] (《滕文公上》)并列为“五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评价的基本标准和伦常规范。

孟子论诚信:“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 ](《离娄上》)他认为,“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

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 ](《万章上》)。

君子可以用合乎道理的事欺骗他,难以用没有道理的事蒙骗他。

象装着敬爱兄长的样子来了,所以舜真诚地相信他,而且感到高兴。

子思提倡“必诚必信”。

《礼记・祭统》说:“致其诚信,与其忠敬”;“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

尽之谓敬”。

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

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

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

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

变化代兴,谓之天德。

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

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

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

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

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

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

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

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

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

”[ ](《不苟》)“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

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

体倨固而心执诈,术顺墨而精杂污,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贱。

劳苦之事则偷儒转脱,饶乐之事则佞兑而不曲,辟违而不悫,程役而不录,横行天下,岁达四方,人莫不弃。

”[ ](《修身》)他认为“公生明,偏生闇,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 ] (《不苟》)。

墨子也极讲诚信:“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

”[ ](《修身》)
中国有句名言:“千夫所指,无病而死”,道德的力量不可低估。

我们曾经深受浮夸风之害,亩产几万斤的超高产堂而皇之地登在我们的大报上,多少人深信不疑。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非常荒唐的时期,那就是“文革”时期。

荒唐时期有三句非常荒唐的话:一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二是“谎话重复千遍就是真理”;三是“台上握手,台下踢脚”。

由此造成的恶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假、大、空泛滥成灾,以“凡是”为衡量标准,没有了信誉,出现了信任危机。

历经大跃进、大鸣大放、批林批孔、文化大革命的多次政治运动,诚信的基础遭到严重的破坏,
这种政治的不道德对市场经济的影响很大,经济领域出现了“经济学是不道德的”,或说经济学就是“不道德的经济学”。

由此造成的恶果是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

伦理学决不会产生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

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渐进积累的。

“文革”期间,人人大谈阶级斗争,人人都标榜自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但事与愿违,社会风气越变越坏,人们普遍不敢说真话,不敢表示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

但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上毕竟还有良心,毕竟还有真情。

在公共汽车上,孕妇、老人和抱着婴儿的妈妈没有座位而又无人让座的时候,社会的良知发出了这样的呼喊:“雷锋叔叔不在了!”这是充满伦理道德的一句话,它悄悄地不胫而走,不翼而飞。

社会对诚信的认识正在逐步加深。

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地提出了诚信问题,中央领导同志最近在讲话中也着重强调了诚信的重要作用。

年高考作文试题也是论“诚信”。

年在中央统战部举办的民营企业家培训班中,曾有 位民营企业家拟就了《信誉宣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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