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

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也其独特的风貌显示着中华民族的个性风貌与审美趋向。

第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贯穿着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不断融合了佛道思想，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体现。从先秦到近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学思想始终占主要地位。这是因为，孔子是我国传统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他在继承和发展周代礼乐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学说。同时，他把文学艺术(诗、乐)纳入了儒家思想的轨道,又创立了儒家传统的文学思想。汉武帝“独尊儒术”,更加确立了儒家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从《礼记乐记》到《诗大序》确立了封建正统的文艺观。但是发展到汉末，儒学开始衰微，，玄学和佛学兴起，“外儒家而内释老”的文学理论基本特色开始确立，儒道佛三种思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作家的创作中，或占主导地位或被改造服务于自己的创作。例如在魏晋时期玄学占了上风，唐代以王维为代表的一些山水田园诗人把禅境融入诗境，出现了许多诗禅合一的诗歌意境，晚唐司空图也将佛老思想带入诗歌品评中，苏轼“心与物化”“随物赋形”深受庄子影响，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以禅喻诗。儒道佛三种思想不断碰撞，又在激荡中不断融合。但是儒家的文学观一直未间断过它的影响，一直是古代思想的主流，隋唐以来对于“文道”的探讨一直不断，宋代儒学复古主义思潮有了新的发展，理学重道轻文，儒家诗教传统一直影响到明清时期，复古与反复古，情与理的争论，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批评的影响。

第二，中国古代批评理论也体现了一种继承性。各种理论、学说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相互融合的多,相互排斥、前后否定者少，虽然每个朝代都有关于一个问题的争执，像是言义之辩、文道之辩、情于理的关系等等，但都承袭了前人的观点，比如韩愈“不平则鸣”可以上溯到和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严羽“吟咏性情”说是从《诗大序》继承而来，中间又经过了刘勰、钟嵘、黄庭坚等人的发展。而西方诗学也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理论的前后否定和相互排斥。先是“模仿说”被“再现说”所否定,而后是“再现说”又被“表现说”所排斥,学说之间缺乏一种相互包容性。

第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国古代的批评呈现出一种文学化的特点。因为文学家们的批评往往体现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文学家即批评家，这点在早期表现尤为明显。这种文学化体现在文学家批评所使用文体中，并不是纯理论似的分析，而是一种文学似的创作。两汉的批评文体,最具代表性的是序跋体和书信体，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序跋体，如《诗》之大小序,王逸《楚辞章句》之总序和分序，其评诗论赋、知人论世，既继承了先秦对话体的简洁明快，又为后来的诗话乃至小说评点提供了言说方式及文本样式。另一类是自序,多

为作者在完成作品之后追述写作动机，自叙生平际遇,提出理论观点。如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在痛说自己悲惨的人生而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两汉之后,序跋体和书信体成了古代文学批评常见的文本样式，比较著名的如南北朝时期钟嵘《诗品序》、萧统《文选序》、唐代的陈子昂《修竹篇序》，韩愈《答李翊书》等。到了宋代诗话成为古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形式，宋代诗话著述繁多，有的只是一种笔记式的批评。元明清批评文体除诗话词话外，又新起小说戏曲评点。小说戏曲评点作为一种批评文体,其实是对前代诸种批评文体的综合。小说戏曲评点，一般前有总评，后有各章回之分评,这颇似诗歌批评中的大小序；小说戏曲评点有即兴而作的眉批、侧批、夹批、读法、述语、发凡等，比如李卓吾对水浒传的点评和脂砚斋对红楼梦的评点。

其中文学性表现作为明显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它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也是批评文体之文学化最为彻底的时代。此时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采用的是骈文的形式。《文赋》更是一篇骋才之作。唐代的以诗论诗更是以诗歌这种韵文的形式来进行诗歌评论，从《戏为六绝句》到元好问《论诗绝句》，或词彩华茂、或立论严谨，详略得当，思路清晰。

第四，中国古代文论往往都是先出现一些零散的评论，再出现专门的理论著作。先秦时期，文学批评与政治、哲学、历史放在一起，没有对于文学专门的论述，散见于子书，《论语》、《孟子》和《老子》这四部儒、道经典，影响了后来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在两汉时期，文学逐渐从学术中分裂出来，随着魏晋文学的自觉，专门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也开始出现，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体系严密，论述了关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的历史发展等多种问题，针对不同的文学体裁和文学作品的风格做了集中地探讨，但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文学理论专著，是广义上的文学。西方的《诗学》出现较早。《诗品》出现则使五言诗有了专门的论著，他又影响了后代的诗话、词话对于词的批评最早只是出现在一些文集的序跋之中，比如《花间集序》《小山词序》《本朝乐章》，一直到北宋末年才出现李清照《论词》专著，南宋以后对于词的批评才渐次多了起来。小说和戏曲也是这样，小说虽然在唐代就开始成熟，但对他的批评却不多，宋元时期的一些文人笔记可看做是小说理论的萌芽，如南宋洪迈的《夷坚志》，小说的批评真正兴盛是在明清时期。戏曲亦然，元杂剧虽然成熟，但元代戏曲评论著作并不多，明清两代杂剧传奇的创作繁荣也带动了戏曲评论和专著的出现，《曲律》、《南词叙录》《闲情偶寄》等批评专著都是明清时出现的。

同时各种体裁理论发展也不平衡，出现时代早晚差距较大。这与散文、诗词、小说、戏曲的发展过程是联系在一起的，也与中国古代对于不同文体的重视程度有关系。比如，诗

文的批评出现早，是因为诗文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一直被封为正统，直接影响了对这一体裁批评的盛行，历朝历代的文学家都会对这诗文进行批评和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所以诗文的批评发展历史十分悠久。而词、小说和戏曲这几种文体古代文人对它们所持观点不同，词开始时被奉为“艳科”，与诗不能相较，宋代开始才逐渐被文人重视。小说戏曲的批评更是到了明清时期才开始被文然重视。

古代文学批评绝大多数偏重于感性直观,以经验积累为主,言简意赅的评点随笔多于长篇大论,形象性的表述多于抽象性的概括，崇尚自然之美和含蓄之美都有别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