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

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及丰富经验在长征中，客观形势对红军是极为不利的。

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无数道天然屏障的阻隔困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分裂主义的危害，多次使力量已经比较弱小的红军濒于绝境。

可是，在这种艰难而又危险的情况下，红军为什么能最终取得长征的胜利呢？第一，及时地撤换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建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中央领导。

在长征初期，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了一系列的重大损失，特别是湘江战役的失败，使红一方面军损折过半。

如果不撤换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长征就很难取得胜利。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召开了有名的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的教训，批评了李德、博古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在会后不久改变了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中央领导，从而使党和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转危为安，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正如周恩来1943年11月27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所说：“中央红军能不在李德的荒谬指挥下消灭，而能渡过长征困难，实因在遵义会议后得到毛主席的领导，以及一、三军团骨干的努力”。

张闻天1943年12月16日在整风笔记中也写道：“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

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

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第二，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保持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自恃人众枪多，个人野心大膨胀，企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并明目张胆地成立“第二中央”，分裂党和红军。

党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张浩、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领导成员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于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争取并实现了党和红军的统一与团结。

可以说，如果没有全党全军的这种统一与团结，就没有红军三大主力的大会师，就没有长征的胜利。

整个红军的长征是如此，各路红军的长征也是如此。

正由于各路红军上下之间、官兵之间的紧密团结，才战胜了一个个困难，相继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陈云在谈到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时，就说第一个原因是“红军兵心团结”，并认为“红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

党和红军统一与团结局面的出现，与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对于党内矛盾、党内斗争的正确处理是分不开的。

在遵义会议上，党中央及时地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领导问题，而将政治路线问题留待以后再来解决，这样，既纠正了错误的军事指导，又团结了原来犯错误的同志。

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也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和方针。

正如彭德怀所说，如果不是采取了团结的方针，“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

第三，选择了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正确转移方向，并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

红军的长征实际上是一次战略退却，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对于退却的成功至关重要。

红一方面军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西南方向突围，应该说是正确的。

但蒋介石窥破红军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企图，并调集大军等在红军前进路上的时候，红军如果不改变方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正是由于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建议，红军改变了战略方向，才避免了这场危机。

当红军到达黔北以后，本想从这里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这时刘湘已沿长江布置大军进行拦截，如果红军不能从战争实际出发，改变战略行动方向，后果也不堪设想。

由于红军及时地掉转方向，迂回前进，才从云南巧渡金沙江，再次使红军避免了一次危机。

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成功西进，也是由于正确选择战略方向，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加以修改，才得以实现的。

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党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是分不开的。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坚持南下，党中央则坚决主张北上。

事实证明，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北上才是正确的。

正因为党中央坚持了北上的方针，继续选择了正确的战略方向，才有后来的三军大会师，有长征的胜利。

因此，红军长征的胜利，也是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胜利。

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除了便利于参加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掀起革命的新高潮，对于团结红军、鼓舞士气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就说：“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

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第四，实行了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各路红军进行了密切的战略配合。

在长征过程中，到处困难重重，形势瞬息万变，没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难以胜利前进的。

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之初，就是由于实行甬道式的大搬家，战术呆板，行动迟缓，受到严重的损失。

遵义会议以后，由于撤换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毛泽东回到军事领导岗位，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对于红军这种机动的战略战术，国民党的追剿部队也承认难于应付，认为“红军的神机妙算，出进无常，掌握了主动”，使“蒋介石和薛岳等莫名其妙，摸不清头脑”。

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也同样依靠了各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如王震在回忆贺龙领导红二、红六军团向湘黔边转移时的战斗历程时说：“这一个时期的战斗，打得机动灵活，有声有色，运用自如，所向披靡，是红二方面军战史上的光辉范例。

”红四方面军在岷洮西战役中，也由于“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经过一周艰苦鏖战，重创了敌军”，取得重大胜利。

各路红军的战略配合，对于长征的胜利进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各路红军的长征虽然是分别进行的，但红七军团的北上，红六军团的西征，配合了红一方面军长征准备工作的进行；红一方面军长征后留下的部队，红十军团的北上，红二、红六军团的行动，都钳制了敌人的兵力，掩护和策应了红一方面军初期的转移；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出击，配合了红一方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转战；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的会师，为红军落脚西北准备了条件；红四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的策应，为红一方面军的胜利北上提供了帮助；红四方面军的接应，有力地配合了红二、红六军团在川康边的北上；红一方面军的接应，又配合了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

如果没有这些相互之间战略配合，长征的胜利就会更加困难。

第五，发扬了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在长征过程中，红军面对的是众多的敌人和数不清的艰难险阻，如果没有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朱德在谈到“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的事迹时说：“红军体现了英雄主义的新观念。

我们培养出革命的群众英雄，他们不自私自利，不为任何诱惑所动，决心为革命牺牲，一直战斗到我们的人民和国家获得解放为止”。

正是这种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使红军克服了千难万险，战胜了凶恶的敌人。

现在，人们习惯地把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称为“长征精神”。

对于这种长征精神，杨尚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就是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充满乐观，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就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

”他说：“这样的信念、气概、品德和思想，是红军坚强的精神支柱。

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产生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

”第六，实行了正确的群众政策特别是民族和宗教政策，得到了各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

战争不仅是军队的拼杀，还是人心向背的较量。

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即使是在长征的艰苦环境中，也时时关心群众的生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力所能及地帮助群众，因此得到了沿途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红军经过的地方，不知留下了多少红军爱护和帮助群众、群众拥护和支持红军的动人故事。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就曾生动地描绘了红一方面军沿途分发有钱人的财产给穷人的情景。

他说红军沿途没收有钱人如地主、官吏、豪绅的财物，除做给养外便分配给当地的穷人，地契都烧毁了，捐税也取消了，贫农还发给了武装，除了川西的一些地方外，他们到处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

红军还未到，名声早就已经传到，常常有被压迫农民派代表团来要求红军绕道到他们乡里去“解放”他们。

他们对红军的政纲虽然很少有什么概念，但“只知道这是一支‘穷人的军队’。

这就够了”。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大都是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不少少数民族有自己的独特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由于汉族统治者的长期压迫剥削，国民党当局的欺骗和对红军的不了解，他们往往对红军怀有疑惧，有的甚至进行对抗。

而红军在经过各少数民族地区时，积极宣传和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认真保护群众的利益，努力争取上层民族宗教人士，所以很快得到了苗、瑶、壮、侗、彝、羌、藏、回、裕固等族人民的信任，他们自觉地为红军带路、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协同红军作战，许多人还立即参加了红军。

当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发誓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但由于刘伯承和彝族沽基家支首领小叶丹的结盟，红军不但顺利通过彝族区，还胜利渡过大渡河，使蒋介石的梦想彻底破灭，留下了红军和彝族人民团结的佳话。

红军在经过川康边藏族地区时，也得到了藏族人民的支持和帮助。

他们把红军看作“菩萨兵”，把红军帮助他们建立的自治政府，称为“自己的政府”或“郎加尼玛夏”（天上出来的太阳），不少人拿出了自己本来很少的食物，还有许多藏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当红军经过豫旺堡一带回民区时，由于红军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回民群众完全相信了红军，自动地打开寨门，与红军联合，并慰劳红军许多东西，“回民那种热忱，对红军的拥护与爱戴的情形真是难以形容了”。

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红军长征的世界影响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不仅传遍了全中国，而且很快传到世界许多国家。

60年来，外国的记者、作家、史学家等一直在不断地报道、研究、记述红军长征的光辉业绩，慕名前来参观、访问长征的人络绎不绝，有关红军长征的书不断在各国出版。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军的长征是中国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重要事件之一，也是使他们感到震惊和赞叹不已的世界奇迹之一。

1936年8月，当红二、红六军团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与他们一起生活了18个月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全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就在英国出版了《抑制的手》，记录了他在红军及长征中的奇异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