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形象变迁

中国国际形象的演变过程以及今后的努力方向
西方人对中国印象的描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不尽相同，甚至存在显著差别。

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代表着不同的西方价值观念。

从历史上看，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始终是西方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西方看到的不仅是充满异国风味的梦境，而且也看到自己的影像。

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于13世纪来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在中国为官和游历17年。

《马可·波罗游记》中描绘了中国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

对我国古代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举世闻名的发明均有不少记载。

这部游记传达出的中国文化是高度文明、和平而繁荣的。

尽管《马可·波罗游记》对这个“世界之冠”的国家充满故弄玄虚的溢美之词，但却是第一次向西方定格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马可·波罗游记》的人都无限神往。

马可·波罗笔下天堂一般的中国一直在后世作家中延续，如英国的曼德维尔爵士在《曼德维尔游记》中描绘的中国仍是一个神奇瑰丽的国度，国土广大，统治严明，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

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等。

这些描述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与财富的倾慕，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

十七到十八世纪。

来华耶稣会士的报道进而吸引了西方。

中华文化的精神和繁荣社会连同其精美器物一道引起西方人的浓厚兴趣。

他们用景仰的口吻在著述里讲到，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孩子从幼年开始接受教育。

成年人凭好文章获得官职，以政绩得到升迁。

这与实行贵族世袭制的欧洲形成鲜明的对比。

孔夫子是最有智慧和道德的人，他的儒教治国使得中国繁荣富庶。

安定开明，是其他国家效仿的典范。

伏尔泰在《哲学通讯》、《风俗论》等著作中常以钦慕的口吻谈到中国文化、孔子学说、中国人的道德与智慧，称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

启蒙时代的人对欧洲的一切都重新评价，但对中国社会却肯定有加。

启蒙主义哲学家竭力将中国渲染成一个世俗乐园。

中国的开明帝王，宗教宽容的政策，孔夫子的睿智。

都使当时的西方人自愧弗如。

在启蒙时代的德国，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德行推崇备至，把中国人看作最优秀的民族。

根据法国学者艾田蒲记载，在启蒙时期西方学者的笔下，孔夫子与僧侣和神父们相敌对，甚至被刻画成能洞察一切。

甚至精通物理学。

欧洲启蒙时代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褒多于贬”，体现了上升期的欧洲对中国那种既仰慕艳羡又贪婪觊觎的印象和态度。

然而，这股中国热于十八世纪中期到达顶峰后发生了转折。

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国内一连串历史事件的发生使得中国在欧洲的威望严重下降。

首先是康熙决定驱逐在华的耶稣会士和罗马教廷并在1773年决定解散耶稣会。

中国失去了耶稣会士的公开支持与赞颂。

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缘于鸦片战争。

东方帝国变得不堪一击，而更多亲临者的所见所闻打破了以往的高大全形象。

黄色的容貌，长辫小脚，不守时刻，不懂礼貌，不讲公德，爱赌好嫖，溺婴杀生，见死不救……这几乎是所有传教士、官员甚至作家们描绘的中国标准像。

伴随着中国国势的逐渐衰颓和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逐渐征服，欧洲的中国化热潮结束了。

中西之间的位置根据国际角逐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倒置。

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由于觐见礼之争，被迫屈辱地返回国内，同时他把一个腐败盛行、愚昧落后、狂妄自大的中国形象带到西方。

1794年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总结了启蒙主义的进步思想和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认为中国虽是泱泱大国，但已停滞不前，危机四伏。

随着东西方接触的广泛和深入，关于中国人民族特征和生活习惯的陋习披露多了起来。

很多带有敌意的作家找到了他们需要的素材：溺婴，不洗澡，吃蛇虫鼠狗，贪婪，奸诈。

怯懦。

在一片排华声中，曾经无比辉煌的中华民族被视为人类中最低等的一支，中华民族被视为是一个不道德的、堕落的和不可取的种族。

男人蓄辫、女人缠足和残酷的刑罚是近代中国在世界上的总体形象，由此认为中国是老弱、保守、愚昧、落后的国度，以至出现了用“支那”这样一个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诃汇来描
述中国。

这些形象也出现在近代大众传媒之中。

美国的好莱坞电影是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

据刘康主编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第五章“好莱坞与丑陋的中国人”中记载，早期的美国电影往往着力夸大中国人拖地的长辫和伸长的指甲，好莱坞影片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往往被描绘为阴险狡诈、行动诡秘、诡计多端、欺骗成性、肮脏不堪、缺乏道德。

阴森可怖的唐人街是罪恶的滋生地，这里黑帮猖獗，妓女遍地，到处活动着吸食鸦片的流氓和恶棍。

自从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基本上是丑陋和负面的。

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中国在毛泽东国家形象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分别采取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方针。

毛泽东这三大外交方针为新中国国家形象战略指明了方向。

“另起炉灶”方针否定了国民党同各国建立的不平等外交关系，改变了我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改革开放、和平发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重塑与创新。

结束文革之后的中国，百废待兴。

“中国向何处去”引发了人们的思考。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改革开放发展战略的推行变成了当时中国国家形象重塑与创新的重要表现。

中国的和平形象也开始赢得越来越广泛的国际认同。

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进展。

特别是1997年和1999年我国政府先后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洗雪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

因此，国富民强、团结统一的国家形象是那时的中国在国际上最显著的形象标志。

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跃升，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威望也进一步提高。

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个走向民族复兴的国富民强、团结统一的
国家形象。

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化浪潮更加高涨，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或“中国机遇论”也不绝于耳。

但中国在稳定地区金融经济形势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挑战，中国又与包括邻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刺激经济增长，赢得了广泛好评。

迄今为止，中国已参加了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缔结了300多项多边条约，在解决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全球性问题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和谐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国家形象战略取得了显著成绩，向世人展示了追求和谐、敢于担当、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如今，这一形象已经日益鲜明，深得人心，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长期以来，国内外的学界一般将国家形象系统切分为七个主要的范畴，一个是政治，包括政治体制、国家制度、政府信誉等；二是经济，包括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国民收入等；三是文化，包括历史遗产、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文化创意产业等；四是社会，包括社会的凝聚力、安全与稳定、国民的素质等；五是科教，也就是科技和教育，包括科技实力、创新能力、教育水平等；六是外交，对外政策、外交能力等；七是军事，包括军事建设、国防能力、军队素质等。

构建一个“文化中国”的国家形象或者特别是构建一个中国国家形象包括七个方面，而这些方面中影响普通人最大的是中国文化。

泛言之，这七个方面总体上也是一种文明和文化,在当前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国发生飞跃的这么一个历史的节点上，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是选择了文化。

文化的范畴应当成为当前中国国家形象的优先范畴，文化中国应当成为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导向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建设需要讲究传播策略，提升塑造效果。

由于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差异。

一方面，要关注西方主流媒体，讲究传播策略，及时回应和疏导国际舆论。

我们必须关注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并学会用他们的游戏规则与其周旋，解构他们的思想模式和话语霸权，有效地利用好国际传媒的作用。

另一方面．重视国家形象的战略作用，应以高效的外宣工作为基础，加强传播艺术，提高信息吸引力，积极主动地塑造自身形象，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对待一些国家持有的中国偏见和误读，一味的抱怨是于事无补的，期待有朝一日这些充满敌意的国家改变他们对中国虚幻的臆测，这只是一种主观的幼稚。

对于中国来说，积极主动地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是至关重要的，恰当的自我包装意识与行为的艺术性是提升国家形象塑造效果的具体落实,更好地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