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与战略互动

博弈论与战略互动

.cm 2009-05-29 来源：未知

作者：陈宏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摘要: 谢林对博弈论与战略互动的分析以国际政治的“非零和游戏”特征为基本假定, 他超越了理性主义的研究范畴, 关注非理性因素在战略互动中的作用, 并试图对非理性行为加以分析。战略行动的本质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影响他人对自己将如何行动的期望从而影响他人的选择, 并最终形成有利于自己的结果。

关键词: 博弈论; 战略互动; 理性主义

托马斯·谢林( Thomas C. Shelling) 是美国著名学者、经济学家, 同时也是研究外交事务、国家安全、核战略与军备控制的专家。他和罗伯特·奥曼(Robert J.Aumann) 一起分享了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谢林曾受到过严格的经济学的训练, 最初也曾致力于传统经济学的研究, 以后研究兴趣逐渐转移到核战略与军备控制等国际政治领域中来。1960年, 谢林发表了其经典著作《冲突的战略》, 对讨价还价理论和冲突管理理论作了细致的分析。因此,谢林认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种“非零和游戏”,因为大部分的所谓国际冲突都存在某些共同利益,都可以看成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情形, 冲突各方需要合作以协调彼此的战略。谢林所有的国际战略理论都建立在这一假定基础上。

一、博弈论与社会科学

( 一) 理性主义与超越理性主义: 谢林博弈论的理论基础

谢林首先是一个提倡理性合作论的学者, 他创造性地扩展了博弈论的应用范围并在各个领域提出了原创性的理论洞见, 尤其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他的学术兴趣紧扣现实主题, 尤其是针对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竞争。作为一名国际关系研究学者而言, 我们很难把他称为是一名现实主义者或是一名自由主义者, 因为他强调国际政治的参与者既存在共同的利益又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谢林强调国际战略的丰富议题正是来源于“国际事务既有相互依存又有相互对立的事实。”[1](P4)纯粹的冲突只有在以完全消灭对手为目的战争这种极端的情形下才存在。即使在战争中也存在某些共同利益如避免相互毁灭的行为, 这就需要合作和相互协调。因此, 谢林认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种“非零和游戏”, 谢林所有的国际战略理论都建立在这一假定基础上。从谢林强调讨价还价的理性实质来看,他是一个典型的理性主义者; 从谢林强调合作以协调彼此战略这点来看, 把他看成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也是有道理的。所以, 总体上说, 他是一个理性合作论者。谢林的理论大部分方法属于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他认为理性假定有利于构建理论体系。但他始终关注非理性因素在战略互动中的作用, 并试图对非理性行为加以分析。从这一点上说, 他又超越了理性主义的研究范畴。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 其理论基底都是理性主义[2](P12)。理性主义把国家定义为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体。而这种理性又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概念有许多相似之处。理性选择理论( Rational Choice Theory, 简称RCT) 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石。这种理性主要体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上, 即假定个人在任何情景下都追求效用最大化。效用是偏好的函数, 偏好只要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就可以体现为理性。这种关于理性的过于简化的假定限制了理论的适用范围。首先, 垄断是经济的常态, 完全竞争的市场只是理想类型, 从来没有存在过。垄断条件下个人的决策必然受到他人决策的影响。而各种制度的存在如保护私有产权和自由交换的法律制度也是社会中互动的个人经过实践活动长期创造和演化的结果。围绕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理念发展起来的一般均衡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对垄断和制度演化问题的解释力很弱; 其次,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使经济学变成了一门“去伦理化”的学科,由于抽掉了人的因素, 比如人类的同情心、正义感、道德意识等伦理因素, 人类变成了在这个冷冰冰的地球上精于算计、冷酷无情的动物。

博弈论既继承了理性主义合理的成分, 又恰恰能够弥补理性主义的这些欠缺。首先, 它研究的是其行动将相互影响的决策者们的行为。可以说, 只要行为结果依赖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决策者的共同影响, 博弈论就有用武之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与合作, 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国与国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 研究相互依存的决策者的行为, 而博弈论正是研究类似问题的一种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其次, 博弈论为研究伦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研究方法, 使我们在研究人类互动时, 不必再僵硬地坚持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其实, 古典经济学从来没有忽视道德情感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早17年出版。斯密认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同情心要求人类推己及人, 在我们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尽量公正[3](P163)。从这个意义上讲, 新古典经济学背离了斯密的传统。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也深受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影响。我们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古典现实主义的学者卡尔( E. H. Carr) 和摩根索( Hans J. Morgenthau)尽管都强调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核心作用, 但两人都强调国际道德和意识形态在维护权力的合法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卡尔在批判乌托邦主义的同时,也强调国际关系需要在权力与道德之间寻求妥协和平衡。指出“若要在国际关系中建立有序的和平变革程序, 也必须寻找某种方法, 使这种变革不仅基于权力, 而且也基于权力与道德之间艰难的妥协, 因为这种妥协是一切政治生活的基础。”[4](P197)摩根索则把道德看成是一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权力的因素, 并认为当今世界民族主义的泛滥弱化了国际道德对权力政治的这种限

制作用[5](P265- 295)。

自由主义的早期形态——理想主义甚至把道德置于权力之上。到了沃尔兹( Kenneth N. Waltz) 的结构现实主义和基欧汉( Robert O. Keohane)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 国家就成了单一的理性

行为体, 在既定的结构和制度环境下寻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道德因素被弱化到最小的程度, 自然也就忽视人类情感因素在促进人类合作中的重大作用[6] [7]。在新现实主义那里, 理性假设必然导致冲突是国际关系的常态的论断; 在新自由制度主义那里, 制度可以促进合作, 但制度始终笼罩在权力的阴影之下, 国际制度的创立尤其依赖于权力, 人类合作的总体前景暗淡。这是理性排斥情感与道德的必然结果。理性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是科学行为主义影响的必然结果。道德与情感等社会因素被视为非科学因素而被排斥于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