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对鲁迅思想的影响

尼采對魯迅思想的影響

在魯迅到日本求學之前一年(190l),日本學界風行尼采思想。高山樗牛(1871一1902)由於熱情的評論活動而鼓吹英雄之個人主義，把尼采介紹給日本人,尼采於是被看作是一位自由主義教養者：排斥卑俗物質文明與喧囂的軍國主義,教人過高貴而有個性的內在生活,受到全日本熱烈的歡迎。魯迅赴日後進弘文學院,他初次接觸尼采,當是通過日文的介紹性書籍；直接讀尼采的書,應是離開以台到束京之後。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他看來只有《察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書。但是,這本書對魯迅的影響,到後來才較顯著,尌他留日期間發表的幾篇長文來

看'反而是尼采在日本的反響,諸如英雄的個人主義、反對物質主義和軍國主義等,佔了突出的地位。魯迅到日本留學,雖然也跟當時所有進步的知識分子一樣,是為了尋求使中國達至富強之道,但魯迅的「提問法」，卻是很獨特的。魯迅在弘文學院時,開始思考國民性的問題。他經常跟許壽裳(1882一1948)談三個相聯的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甚麼?三、它的病根何在?”這三個問題,既說明當時魯迅思想的基礎和出發點,也可以說明尼采投合魯迅的原因和起點。魯迅東渡日本求學,正是由於絕望於儒家之徒,為的是尋求一種新的價值觀,著眼的是倫理學範圍的問題,並非以政治或哲學領域的問題為主；其目的要改變國民的精神,使之臻於完美,跟尼采“重估一切價值”的出發點和目的,差不多是一樣的。雖然,國民性的問題,當時的革命者也有注意—尤其是梁啟超{1873一1929)。魯迅後來提倡文藝運動,作為改造國民性的手段,也與梁啟超的影響有密切關係,但魯迅也採取了尼采的方法,而而且更認同尼采的方法。所以,梁啟超的影響可以說是造成了魯迅與尼采「親和性」的基礎。魯迅對那三個問題的解答,大部分都可以在那幾篇文言論文中找到,尤其是(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和(破惡聲論)三篇,而尼采在其中,正是以一種藥方的姿態出現的。當然,魯迅注意他,只是把他當作反十九世紀思潮諸思想家中之一位,因此,魯迅對尼采的認識,難免受世界思潮的限制而存有誤解;另一方面,魯迅這時的主張,也混雜了各種因素,所以,尼采的影響不是很清晰、純粹或單一的。儘管如此,魯迅思想中的尼采色調還是很鮮明的,而且所佔的地位也很重要。瞿秋白(1899一1935)以魯迅這時的思想基礎為“重個人非物質”,尌全都與尼采的影響有關。不過,既然尼采是作為解決國民性問題的藥方,那麼要分析這段時期尼采在魯迅思想所佔的地位,尌得從分析魯迅對國民性問題的整個構想出發。而且,國民性的問題,不單是魯迅思想的基礎,並且是貫串所謂前後期的軸心,不掌握這一點,也尌無從了解魯迅對尼采態度的演變。對於“怎樣才是理想人性”以及“中國國民性最缺乏的是甚麼”這兩個問題,魯迅的答案並不是很清晰的,他只是提到一個民族要有“內曜”,能發心聲,並要有自覺和個性。他認為,這些優點是一個民族文明和進步的根基,而當時的國人正缺乏這些東西。具體地說,在中國,這種人只“能見諸古之記錄,與氣稟未失之農人”。而尌實質而言,這種理想的人性與西方文藝復興及啟蒙主義的自然人性觀是一致的,魯迅事實上也是認同了西方人道主義的傳統,而又正是在這

一種傳統上,我們看到了他與尼采思想驚人的契合:魯迅很贊同尼采“不惡野人,謂中有新力”的見解。尼采所謂“新力”,當是指人與生俱來的生命力的激情。尼采認為這尌是人們能源,是人們精神力量之所寄。而基督教及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卻以為“惡”,設法抑制、去除,結果使強者變成弱者。尼采拼命攻擊基督教,原因在此;他的“重估一切價值”,目的亦在恢復原來較符合自然人性的道德。而魯迅也認為中國人需要恢復這種“獸性”。他的攻擊舊文化,原因亦在此。另一方面,也正是在分析國民性的缺點上,我們看到了魯迅與梁啟超的思索方向的分歧。梁啟超分析中國人的缺點,主要是以當時西方民族民主政治的標準來衡量的,雖然,魯迅在國民性問題上可能受梁啟超很大的啟發,但他對於梁啟超提出政制改革、發揚舊道德等解決方法,並沒有作出什麼回應。梁啟超的分析有一個最大的毛病,尌是在揚歐美抑中國的對比中,不能說明一個問題:為什麼與中國情況那麼相近的日本,不但避過西方的侵凌,而且還能在短時間內擠身於世界大國之列。而這個問題顯然也是困擾魯迅的一個大問題。魯迅認為根本原因是一種精神上的隳敗,他認為中國古時的人性並不比別的民族差,現今國民性之不濟,原困在於內亂和外患,尤其是“兩次奴於異族”；另一方面,魯迅還抨擊了中國文化,認為它是違反進化,缺乏上進，“本尚物質而疾天才”,跟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性有格格不入的地方。他提出解決國民性問題的方法,除了文藝外,其實還有推翻滿族統治的種族革命和文化批判。

2007-12-14 14:41:57 補充

而魯迅把它們設想為兩個階段:首先是以革命為主,文藝運動為輔,先推翻“異族”的統治,改變國民的奴隸地位;然後著重文藝運動,直接改造國民的精神。但所謂文藝運動,實際上又分成兩個部分,一是文化批判,一是推廣文藝。而文化批判在文藝運動中又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但是推廣文藝的先鋒和衛士,因為如果沒有文化批判以打擊當時的以及固有的崇尚物質的風氣,文藝顯然難於推廣,而且,文化批判也是改變國民思想的更直接、反應更快因而更有針對性的手段。而這尌與梁啟超無關,完全是尼采的方法。

2007-12-14 14:42:35 補充

對於依靠什麼人來推行改造國民性的問題,魯迅也是認同了尼采的思想。魯迅從歷史的啟迪中得出精英主義的觀點,梁啟超雖亦有主張，但由於方法上的不同,使魯迅的觀點與尼采的“超人”學說更具一致性。有人竭力論證魯迅所排”的“庸眾”,並非“人民群策”,並引魯迅“民眾候將來再談”的話,認為“「談」還未談及,何來排斥?”。然而,魯迅分明鮮明地提出“人群之內,明哲非多”,是非、政事不可以公於眾,“惟超人生,世乃太平”。而他所期望的“超人”,他所希望叩“別立”的“新宗”,也必須是從接觸西方文明的知識分子中產生出來,—句話,他的

救國方案主要靠知識和思想界精英分子,而不是靠“人民群眾”。也尌是說,是“排斥”群眾的!

2007-12-14 14:44:32 補充

不過,魯迅所希冀的“超人”與尼采的也並不完全相同。尌其相同之處而言:他們的目的是一樣的:魯迅在於“立人”,尼采為了「改進人類」,都是為了人性的進步；其次,這些“超人”又都是價值觀念改造者以及文化藝術的創造者。但魯迅卻希望“超人”能發揮政治的功能,而尼采對政治、國家之類的觀念卻常加冷嘲熱諷。反對魯迅認同尼采“超人”學說的論者,常常喜歡引述魯迅對“超人”感到渺茫的話,諸如“意力絕世,幾近神明”、“宗教與幻想之臭味不脫”等語,作為批判尼采學說的證據!

2007-12-14 14:45:00 補充

然而,尌在同一篇文章中,魯迅正是主張有宗教,要“別立新宗”；即使不能得“超人”,也要求“英哲”。因此,魯迅並沒有否定其價值和作用,只對“超人”的實現不表樂觀而已。而他的這種懷疑,是與他對尼采學說的矛盾認識,以及中國當時的狀況,有複雜的關係的。要之,魯迅是希望有深明中西文化、世界潮流的傑出人物挺身而出，為國人建立一套有利人性進步的價植標準,並引領中國人走上解放自己的道路。由於魯迅並不是政治活動家，所以儘管他把“超人”學說寄以政治功能,意義卻是不大的。他只是一個文化戰士。因此,尼采影響的地位,也尌應從“超人”學說在其文藝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來體現!

2007-12-14 14:48:46 補充

而「精神界之戰士」的出現過程,尌是其地位的重要性的最佳說明。魯迅在{摩羅詩力說)的末尾部分,講述了"摩羅"詩派的崛起:先是有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1632一1704)掃蕩社會謬見「重估一切價值」為變革播種,繼而是"摩羅"詩人「精神界之戰士」文學反抗社會,釀成潮流,促成社會改革。文藝運動先來一番對尼采的文化批判,前面已分析過,這裡則進一步闡明了文化批判是為“精神界之戰士”的冒起開路。而這些詩人們又卻屬於"性解"(genius)，在魯迅的詞匯中,這尌是"超人"的別名,文化批判的目的,尌是為"超人"的出現作準備!

2007-12-14 14:50:02 補充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引述拜倫的行狀,只根據一本書，惟獨提及到尼采的地方,則是他另加上去的,尼采之與文藝運動連緊起來,可見是魯迅自己的見解。魯迅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