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文体分类概论

第九章 文体分类概论学习与理解的要点１．了解文体的概念和文体演变的历史过程；２．掌握文体分类的依据和原则第一节文体分类的历史发展一、“文体”的概念我们这里所讲的“文体”，指的是文章为适应多种需要而形成的体裁和样式。

鲁迅曾经说过：“凡有文章，倘或分类，都有类可归。

”文体是文章分类的产物。

有了不同的文章体式，也就有了“文体”这一概念。

当我们谈到具体文章的时候，总是针对着特定的文体而言。

当我们准备动手写文章的时候，同样首先要确定所写文章的类型。

不难看出，文体问题是文章写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前人对这个问题早已做过探索和说明。

明代徐师曾作有《文体明辨》一书，对当时的文章体式进行了辨析讨论。

明代陈洪谟指出：“文莫先于辨体，体正而后意以经之”。

其意是说，写文章首先要辨明体式，然后再安排内容。

显然，这里强调的是文体在写作中的重要性。

有关文体常识问题，我们在中学阶段已经涉及到了。

中学语文教学中习惯于把文章分为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等几大类，每类有各自的特点和要求。

当然，中学阶段学习的文体常识是一些基础性的文体常识，还没有涉及到较细致的文体分类问题。

到了大学阶段，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需要了解较多的文体常识，需要增强阅读与写作过程中的“文体感”，以求能够写出“入体”、“得体”、“合体”的文章。

为此，我们有必要讨论文体分类的一般性理论和方法问题。

文体分类是文章繁富多样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人们对文章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

初萌形态的文章，由于数量有限，质量不高，谈不上分类问题。

甲骨文是我国早期初萌形态的文章，属于某些零星的片断的记述，因而还谈不上文体分类问题。

后来，随着文章的成熟和其功能的扩大，各种不同的体裁、文种就产生了，文体分类问题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有些文体类别，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独立体式的，有些文体类别则是经过人们有意识的划分而形成独立体式的。

不管属于哪种情况，文体分类都是人们对文章的认识深入的表现，也是文章的功能日趋细密的表现。

文体的标志通过文章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

从属性上看，文体属于形式因素，即文章的语言结构、篇章结构所形成的外部形态。

它规定、影响语言的表达方式。

文体的这种形式因素，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和历史的继承性。

在传播和交流活动中，文体形式还会反作用于文章的内容。

因此，我们不能低视文体的形式构成和形式作用。

但是，文体形式又不能完全独立于思想内容之外。

文体形式和思想内容相互联结，相互规定。

在写作实践中，内容和文体都可能起到一种先导作用，按照内容定体式或按照体式定内容的现象都是存在的。

不过，从文章的本质功能讲，内容是文体内在的支配因素。

文体的分衍，不是形式上需要不同的体式，而是内容丰富、功能多样的表现。

二、文体演变的历史过程文章只有具备一定的体裁，才能更好地发挥载体功能。

每种裁一旦形成，就会有约定俗成的名称，也会有相对稳定的格局和语体。

当然，从历史视角看，这种格局和语体，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运演和社会需求而不断地更新、变化。

正如前人所言：文章体制，与时因革，时世既殊，物象既变，心随物转，新裁斯出……文章应时而生，体各有当。

我国古代文章史说明，每一变革的历史时期，都有文体的变化，都有相应的文体分类。

下面，我们将有关文体分类的历史状况，作一概略的介绍。

宏观地讲，我国古代的文体分类，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产生于先秦，属于文体分类的萌动期；第二阶段产生于汉魏六朝，属于文体分类的成熟期。

第三阶段产生于明清，属于文体分类的发展期。

殷周时期的文章分类，还处于不自觉的阶段，即已经有了初萌形态的文章类型，但这种类型是在写作、使用中自然形成的，没有人为的研究和划分。

“五经”已显示出文体类型倾向。

《易》是早期的哲学，谈到的问题有哲理性、抽象性、概括性；《尚书》是记言、记事的文集，其中有不少告示；《礼》着重记述当时的有关规章礼制；《诗》用于言志遣兴，属于文学作品；《春秋》记载历史事件，属于史书。

“五经”对后世文章体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齐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认为“五经”是后世文章的原始：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颜氏所言，虽然有些绝对化，但后世文章在“五经”基础上分衍，却是符合实际的。

不难看出，“五经”首开文体分类的先河。

先秦除了以“五经”为代表的文章大类外，小的文种也萌芽了。

在《诗经》和《尚书》内部，还有细小的文种。

《诗经》中的风、雅、颂，按作者而划分，“风”来自民间，“雅”出自上层社会，“颂”是祭告神灵的乐歌。

至于赋、比、兴，则是按表达的方式方法划分。

“赋”即直接言事，“比”是使用比喻，“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事。

《尚书》汇集了殷周时代的应用文书，其中有誓、命、训、诰等名目，实际上已成为应用文书的文种名称，后世公文就在这一基础上完善起来。

从汉代开始，文体分类进入了一个自觉的历史时代。

在文体繁衍的基础上，汉代一些文人学者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探索文体分类问题。

东汉末期，蔡邕在《独断》一文中把帝王下谕群臣的文章分为策、诏、制、戒四类，把群臣上书帝王的文章分为章、表、奏、议四类。

策是受封载案的文书，诏是指示、告知的文书，制是典章类文书，戒是戒敕类文书。

章用以“谢恩”，表用以“陈情”，奏用于“弹劾”（检举揭发），议用以“执异”（发表不同意见）。

虽然蔡邕的文体分类就宫廷文书而言，未涉及到社会性文章，但它指明了文种，显示了“上行”和“下行”的关系，在文章分类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稍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文体分类提出了新的见解。

他写道：“夫文本同而未异。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显而易见，曹丕在这里就所有的文章而讨论问题，而且指出了四大类文体的特点。

奏议类即应用文章，要写得典雅；书论类即议论文章，要阐明道理；铭诔类即祭悼文章，要写得符合实际；诗赋类即文学作品，要写得华美秀丽。

这种分法比较合理，论述也颇精当。

晋代以降，研究文体分类的学者日渐增多，文章选集和文章论著不断涌现，文体分类走向成熟和深入。

陆机在《文赋》中把当时主要的文章分为１０类，而且指出了各自的特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而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挚虞考察和研究了文章源流，集聚不同的文种，编为《文章流别集》，并对文体作了理论上的探讨，写出了《文章流别论》。

可惜这些书早已散佚，只在有关类书中保留了部分片段。

标志古代文体分类走向完善、成熟的著作有两部，就是南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和梁太子萧统的《文选》。

《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章学专著，前４篇是绪论，接下来的２１篇是文体论，再下来２４篇是创作论和批评论，最后１篇是序言。

在文体论中，作者重点论述到的文体有３５种。

对每类常用文体，作者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讨论。

《文选》是一部文章选集，编者萧统时为昭明太子，所以也称《昭明文选》。

该书涉及的文体比较广泛，达４３种，基本上包括了自先秦至魏晋六朝各种体裁的文章，作者在序文中还对有关文体作了辨析。

它对后世文章选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唐、宋时期的文章选本，大体上延续《文选》的分类体例。

尽管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文章空前繁荣的一个时期，但在文体分类上没有大的突破。

明、清以来，文体分类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

从划分出的数量看，明代达到了高峰。

徐师曾《文体明辨》把文章分为１２７种，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分为１３２种。

由于这种分类过细，所以显得驳杂难辨。

到了清代，文体分类又由繁至简，由博返约。

清代文体分类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姚鼐编辑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编辑的《经史百家杂钞》。

《古文辞类纂》广泛地收编了从西汉至明清的有名文章，把它们划分为１３类。

《经史百家杂钞》在文体分类上首次使用二级分类法，即把所选文章分为三大门，每门下又分出具体文种。

其中，著述门包括论著类，序跋类，词赋类；告语门包括诏令类，奏议类，书牍类，哀祭类；记载门包括传志类，叙记类，典志类，杂记类。

共计１１类。

就传统的一次性平列分类而言，这种二级分类法无疑是一种创新，它便于记忆和区分。

后来的文体分类，就采用了先分出大类，再在大类中划分小类的方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新的文体分类也就应运而生。

２０年代初期，陈望道在《作文法讲义》一书中将文章分为记载文、记叙文、解释文、论辨文、诱导文五类。

１９３３年，夏丐尊、叶圣陶合著的《文心》中主张把文章和文学分开，把文章分为记述文、叙述文、解说文、议论文四类。

直至今天，文体分类上虽然有一些流行的分法，但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关于文学的分类，比较公认的是“四分法”：诗歌、散文、小说、剧本。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普遍采用“三分法”：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

由于文体分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具体使用的需要而分类。

第二节划分文体的依据和原则一、划分文章体式的主要依据古往今来，人们要对文章作出分类，总是要有依据。

不同的分法有着不同的依据。

文章表现形态的多样性，社会传播方式和功能的多样化，决定了分类依据和标准的多样性存在。

人们可以从文章自身的属性进行分类，可以从传播方式和途径方面进行分类，可以从发挥的功能效应方面分类，可以从行文关系方面进行分类，可以从结构形式方面进行分类，还可以从题材构成、作者情况、语体风格等方面进行分类。

正如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分出的类型就不尽相同一样，文章分类的依据、标准不同，得到的类别也有差异。

当然，有些分类依据，只能在某一局部使用，例如，题材的分类，风格的分类，只能用在文学方面，行文关系的分类只能用在公文方面。

就全局性文体分类的来说，依据不宜过多，文体的名称应相对统一，这样便于写作和使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现象。

纵观文章分类史，我们可以看出，整体性的文体分类主要有下述三个方面的依据：（一）以语言声律为依据我国古人把文章从语言声律角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韵文，一类是散文。

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

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韵文简称为“文”，散文简称为“笔”。

韵文指句式整齐、讲究押韵的文体，如诗歌、词曲、谚谣、箴铭等，散文指句式参差、不讲究对偶押韵的文体，它是文章的主体，经籍、诸子、史传、诏诰等都包括在散文之中。

六朝以后，又有“骈文”和“散赋”的区别。

“骈文”也称“骈赋”，讲究声律，对仗，而“散赋”舒展自由，不讲究声律和对仗。

依据语言声律分类，所分出的两类文体的界限十分清楚，易于区别。

当然，这种分法过于简单，仅仅对于分别诗语与非诗语有意义，而对于其他方面的问题来说，就缺乏使用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