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写作背景

（一）、《实践论>写作的必要性

1、从认识根源上清算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走过了一段传奇而又曲折的路程。它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了1924年和1934年两次惨痛的失败，这两次挫折虽然主要是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造成的，但外部反动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打击是通过党内路线错误而得手的。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四年统治，更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它是在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了变动，其他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博古时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可见，全党需要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的审视。

2、中国革命形势的巨大变化需要全党在观念上进行一次大的转变

1937年前后，中国的政治局势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订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订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二）《实践论》写作的可能性

1、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经验和极其深刻的教训

一方面，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义革命，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员人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工作，不是要独立地创造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而是首先学习已经有了的并且被俄国十月革命实践所证明了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中国革命也积累了极其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中国革命的国情特别复杂：毛泽东当年判定说：“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这一判定表明中国革“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由此造成了极为复杂的阶级关系。

2、暂时的平静使毛泽东在延安有一段相对空闲的时间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1936年下半年和1937年上半年，国民党西北军吃了红军的几次败仗，剿共态度更不积极了，陕北局势相对稳定，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经能传送到这里。西安事变（1936年月12月）又促成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毛泽东就挤出不少时间，不分昼夜，发奋研读了不少西方哲学著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有了一些心得体会并需要把这些心得体会整理出来。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前后的几个星期里，军队陆续开赴前线了，此时(延安)抗大正准备办一个青年

干部培训班，这批青年学生经过3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班上需要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在党中央的坚持要求下，毛泽东又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比较集中地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用几个星期时间写了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实践论》和《矛盾论》就这样完成了。“两论”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并具体地、灵活地、巧妙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在培训班上毛泽东用两个小时左右时间，来具体讲述《实践论》和《矛盾论》。讲解时毛泽东自己认为《实践论》比《矛盾论》更重要。

从当时共产党内的思想状况来看，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经验主义者长期拘泥于自身的片面狭隘的经验，不了解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因而轻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到处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只言片语，使中国革命力量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为了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和教训，从思想上全面清算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对全党造成的恶劣影响，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而作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为了在国内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

也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文化“围剿”，揭露张东荪等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叶青等假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诋毁和篡改，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从事哲学研究，在延安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等学校，以《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为题，作哲学讲演。《实践论》、《矛盾论》便是其中的两节。

从国外社会环境分析，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学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消除了、割断了党内教条主义者思想理论的国外根源，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

从国内社会分析，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不仅给毛泽东同志写作“两论”提供了环境条件和可能性，而且提出了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上肃清“左”的影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和战斗力的必要性，这为“两论”的写作创造了前期难得的国内环境，从延安根据地具体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分析，陕甘宁边区革命化生活和干部、战士学文化、学哲学的热潮，为“两论”的写作创造了特殊环境。

一、注重知行

中国古代哲学家很少讨论一般的抽象意义上的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他们关注的只是具体的知行问题。中国哲学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古文尚书·说命中》篇中便出现了“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哲学命题。春秋以后,知行关系已成为普遍讨论的哲学话题。如子产即说过“行无越思”的话。老子是主张消知灭行而提倡无为的。他一方面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墉,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道德经》第四十七章)另一方面又说:“绝圣弃智,绝学无优。”孔子则主张依据不同情况具体地对待知行关系。如他一方面认为有“生而知之”的人,这是知先行后说,但又认为也有“学而知之”和“困而学之”的人,这就是主张行先知后了。他特别强调行的重要性,不仅主张人只有先行仁然后才能知礼乐,而且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将践行摆在求知之前,肯定了行的首要地位。孔子以后,孟子提出了典型的知先行后说,这就是他的“良知良能”的先验论。至宋明理学,知行关系问题的讨论贯穿于整个哲学争论之中,并主要集中在知行先后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有明确的知先行后、行先知后和知行合一这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如程颐、朱熹便主张知先行后,王廷相、王夫之等则主张行先知后,王阳明则是知行合一的思想代表。

中国古代哲学家并不像西方哲学史上的智者或哲学家那样,中国古代学者总是以圣人贤人为理想,从对社会人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出发,去关注实际的社会人生的问题。因此,他们在认识论方面思考和讨论的也总是具体的知行关系,而且这种思考与讨论也总是落实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人生道德修养、国家政治教化、军事战略策略乃至文学艺术等实际的方面。当然,这种对实际知行问题的思考并不妨碍中国传统哲学进人一般的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抽象认识的层面,事实上,发展到宋明理学,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已达到很高的抽象水平。但是传统哲学的致思旨趣并不落在这种抽象的层面,实际的知行关系问题仍是思辨的最后落脚点。这也可以说明在中国哲学里,本体论是与认识论一致的,是融人认识论的。传统哲学注重知行的这一特征对毛泽东的实践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二、注重实践

中国哲学有着注重实践(行)的优秀传统,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哲学注重知行关系问题的趋向。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中国古代哲学命题“知之匪艰,行之惟艰”,便是对“行”的重要性做了突出的强调。以后在知行关系的讨论中,知行之难易问题将成为另一重要的方面。从整个哲学史的发展看,在这个问题上,主张“知易行难”说的常常占了多数和思想上的主导地位。孙中山就在《心里建设》一文中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知易行艰”说“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不过他对此探怀恐俱,认为这一学说“在致亡国灭种者”,十分之危险。帮他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知难行易”,并希望通过对“知易行难”说的清算,“出国人思想于迷津”。且不论孙中山的思想正确与否,这也恰恰证明了“知易行难”说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知易行难”说表明了传统哲学对“行”的重视,充分反映了中国先民对实际的生产活动与社会生活的艰巨性的深刻体验与理解。一位最重要的代表朱熹在知行轻重问题上,便表达了他主张“以力行为重”的思想。如他说:“数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川《苍程正助〕朱熹所谓的“力行”虽指个人道德践履,但他对“行”的重视却是确切无疑的。

中国哲学家传统的重行特点,突出地反映了这一传统的务实学风。重行即是重实践,务实即是讲求实际,实事求是。这曾大大影响了毛泽东早年讲求实际、注重实际的社会调查研究的学风的形成。可以说,中国哲学注重实践的传统对他的影响,是他早年投身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的思想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