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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的四种理论》读书体会

传播1202 120200303何羽茜阅读了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著作《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后，得知作者所述的四种理论分别是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作者探究了不同社会制度与报刊的关系，并对各种报刊体系差异做了哲学根源上的探究，“四中理论”模式一直影响甚至左右着后来的媒介理论。

人类传播史上第一种也是最古老的一种传播制度理论——集权主义理论认为，报刊是国家的公刊，必须对当权者负责；大众媒介统一步调，国家才能顺利地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在某些情况下（如在交战状态的国家里，军人统治下），集权原则甚至体现人民的意志。所以，对报刊应严加控制和审查，对违反有关规则的应加重处罚。统治者利用报刊给人民报道他们认为人民应该知道的事，这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时的报刊，根本无法实现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监督政府的功能。不得不承认，无论何时，报刊的主要内容都是要对当权者负责。

这样一种垄断传播话语的权力，在当今社会是无法想象的。但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这一理论却得到了充分的认可。柏拉图的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只有掌握在聪明的执政者手中才安全，这些

人受道德权力的控制，而又用这种权力来约束社会基层分子。”马基雅弗利认为“以爱国的理由为政治行动的基础，严格控制讨论和控制消息的大量传播。国家的稳定和进步高于一切；公民的个人考虑是从属的。”霍布斯认为为了公众利益而限制个人利益是必要的；还有被认为是现代集权主义政治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的黑格尔认为真正的自由是国家之内的自由，而不是不受国家拘束的自由，他这一观点，被特雷契克补充和完善，此外还有卢梭等也支持集权主义。此后，更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扭曲的集权主义者。总之，他们的所有理论，都是围绕国家的性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等展开的。

古代社会，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王权势力过大导致了传播话语的权力集中在极少部分人手里，民众只能被动的接受，基本没有话语权。然而，在印刷术等技术诞生后，集权制度已无法控制话语在民间的传播，这也是导致秦时“焚书坑儒”的悲剧的产生。时代的发展，逐渐让集权主义理论被大多国家所摒弃。

在十八世纪，报刊就完全从集权主义原则转到自由主义原则。

自由论坚决反对对新闻活动实施的任何形式的限制，倡导让新闻媒介随意报道任何事实，不受任何干预，畅所欲言，自由行事，为社会新闻受众提供尽可能广阔的选择空间和判断余地，从而使他们能够得出尽可能真切的结论。

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书中认为，“不管观点是正确的还是

错误的，都应该让他在报刊上出现，自由讨论，有可能在讨论中在一定时代中错误有可能压倒真理，但真理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吸取力量，最终达到谬误而重现真理的光彩。”不难看出，这种理论视个人权益高于一切，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观点，在社会中进行讨论，在最终得到舆论所认为正确的答案。

弥尔顿相信，真理本身就具有战胜其他意见而存在下来的无可比拟的力量。政府不应该参加战斗，也不应该协助其中一方。这形成了“观点的公开市场”以及“自我修正过程”的概念。“自我修正”是

指在众多真假难辨的信息中，人们会抛弃那些不符合公众利益的东西，接受那些符合个人及个人所属社会的需要的东西。

当代，微博等开放的媒体平台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消息源，有些人为了一己私利而伪造杜撰一些新闻，往往会产生恶劣的传播效果。如秦火火编造雷锋生活奢侈情节，污称这一道德楷模的形象完全是由国家制造的；利用“郭美美炫富事件”蓄意炒作，编造了一些地方公务员被要求必须向红十字会捐款的谣言，恶意攻击中国的慈善救援制度；捏造全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等，这些恶意中伤，虚假炒作，带来的是一系列的不良社会影响。

自由主义是有缺陷的，自由就有可能造就泛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在自由的基础上学会甄别，进行自行修正，它更需要一种监督

的力量，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一种无限制的自由，客观真实是需要我们时时秉承的原则。有时，或许在自由的基础上是需要一些集权的。有些情况下，民众很难区分出事实真相，是需要权威来引导正确观念的，过度的自由也是不可取的。

社会责任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修正，也是“在传统理论上—个新思想的接技”。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全部蕴含在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自由和负责的报刊》和霍京的《新闻自由；原则的纲要》的著作之中。鉴于自由报刊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并招致许多批评的现状，社会责任论主张：传媒对社会有着种种义务，要不负公众的信任；报刊要“供给真实的、概括的、明智的关于当天事件的记述，它要能说明事件的意义”；它应当成为“一个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要能描绘出“社会各个成员集团的典型图画”；要负责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美德；要使人们“便于获得当天的消息。”作为真正的职业传播者，还应当遵循公认的道德准则和职业标准，不会为金钱而去做某些事，切实关心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

在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中，人大于国家。而在社会责任论中，人要在保持自己的自由同时，肩负着理性，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他所见、所闻和所感觉的东西。社会责任理论有一个大前提：自由是伴随着义务的，而享有我们政府特权地位的报刊，就对社会承担当代社会的公众通讯工具的某种主要职能。

书中所论述的共产主义理论，由于当时处于美苏冷战时期，因此书中对此部分颇有偏见，它是集权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理论的集合体。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是立足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由集权主义传播理论衍变而来的。虽然两者都建立在人的本质、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真理的特质上，但它们又不尽相同，前苏联共产主义传播理论是传统意义上的集权主义传播理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可谓是有史以来最彻底的一种集权主义理论。传统集权主义对大众媒介的作用采取一种消极限制的态度；而前苏联共产主义则积极地规定大众媒介的传播责任与功能。“维持现状”是传统集权主义下的大众媒介的责任；而前苏联共产主义中的传播事业则负有“完成某种特定变革”的重任，例如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宣扬本国制度的优越性。大众媒介在传统集权主义中，只是一种“受控制的媒体”；而前苏联共产主义的大众媒介则是“计划化的媒体”，它如同国家的军队与钢铁工厂，是经过政府的整合与计划，为党或国家完成某种特定的目标。

威尔伯·施拉姆认为，这一理论既是集权主义的变体。在施拉姆的笔下，苏维埃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被描述为：大众传播媒介与组织传播媒介不可分割；大众传播媒介是作为国家和党的工具来使用的，并作为党实现统一的工具、发布“指示”的工具；它们几乎是专用于宣传和鼓动；传播者被强制性地要求承担严格的宣传责任；它们由国家经营和控制；传播者的自由和责任也不可分地连在一起。施拉姆曾撰写过许多较为客观、公正的学术著作，但他在这一理论的分析上则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主观性和“冷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