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整理的案例分析题

一、再看一个：中国某农村现象：

某农村曾发生这样一则案例：某村村长因自己家的果树于一夜之间被人全部砍毁，因怀疑某村民所为，请求公安机关将其逮捕。在缺乏证据、仅凭怀疑的情形下，公安人员对此人进行刑讯逼供，但这个村民并未屈打成招。在长达一个多月的非法监禁期间，致使该村民身体多处受到严重伤害，最后确无有力证据，该村民被放回家。该村民回家后，起诉村长和公安局，但经中间人从中说和，并被施加一定的压力，以村长给予两万元而了结。对于此事，虽然当时遭到全体村民的唾骂、斥责，但是几个月之后，此事亦了无声息。

美国现象：

临近1985年冬天，纽约的天气很糟。气温降至零下，露宿街头的人们饱受寒夜的折磨，苦不堪言。为了应对此种局面，纽约市政府发布了一项政令，命令把无家可归者、流浪者和被遗弃者全部集中起来，然后到城市的指定居所。。。。。。然而面对政府的好意，一位白人流浪汉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竟毅然声称：“除非我做错了什么事，否则他们别想把我带走！”而另一位黑人流浪者则更拔高为“我们享有权利。”

问题：

请结合课程内容，从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的视角，分析上述不同的现象。

分析的思路：

1、中国农村的这一现象，反映了在长期的中国传统人治因素影响下，村长与公安局对法律规定（含正当程序规定）的漠视，极大地体现着“权力至上”的观念；西方法治传统由来已久，“法律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纽约市政府的政令在民众的法律意识之前，也绝不畅通无阻。

2、传统中国的集团本位和义务本位以及宗法伦理传统，在这里也得到充分体现。我国的农村还保留着浓厚的礼俗社会的谦让、服从、宽容、安宁、和睦以及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价值同构，因此才可以通过中间人模糊熟人之间的矛盾，周围的人也最终认同这样的结果。西方国家在整体社会观念上是趋向于权利本位的。权利某种意义上就是自由。权利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选择。有选择，有自由；无选择，无自由。西方社会是契约社会，而选择对契约之重要，便可推知对个人权利的重要性。

3、中国的法律传统在对待诉讼方面是厌讼—将诉讼看作是不名誉、不光彩的事，凡遇到纠纷，尽可能在小范围内寻求调和或者私了。对簿公堂、上法庭是对传统礼俗秩序、乡土规范的破坏，是很伤面子的。乡土规范讲求“和为贵”，用法律手段解决农村纠纷，是不合适宜的。即便最终胜诉，也会落下被孤立的不利格局。而西方法律传统与价值取向之一就是所谓的泛讼主义—通过法院解决纠纷，追求法律上的公平和正义。诉讼、权利、律师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所似乎是与自己密切相关的词语，无论他是否参与了诉讼。

［引用原文］：美国：临近1985年冬天，纽约的天气很糟。气温降至零下，露宿街头的人们饱受寒夜的折磨，苦不堪言。为了用对此种局面，纽约市政府发布了一项政令，命令把无家可归者、流浪者和被遗弃者全部集中起来，然后到城市的指定居所…”然而面对政府的好意，一位白人流浪汉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竟毅然声称：“除非我做错了什么事，否则他们别想把我带走！”而另一位黑人流浪者则更拔高为“我们享有权利。”

中国：2003年《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规定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发现流浪乞讨人员的，应当告知其向救助站求助；对其中的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其他人员，还应当引导、护送到救助站。至今未有对簿公堂事件。

请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视角分析上述不同的现象。

参考答案要点：（1）西方法律传统与价值取向之一就是所谓的泛讼主义—通过法院解决纠纷，追求法律上的公平和正义。诉讼、权利、律师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所似乎是与自己密切相关

的词语，无论他是否参与了诉讼。而在中国，恰恰相反，中国的法律传统在对待诉讼方面是厌讼—将诉讼看作是不名誉、不光彩的事，凡遇到纠纷，尽可能在小范围内寻求调和或者私了。（2）西方国家在整体社会观念上是趋向于权利本位的。权利某种意义上就是自由。权利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选择。有选择，有自由；无选择，无自由。西方社会是契约社会，而选择对契约之重要，便可推知对个人权利的重要性。而在中国，义务本位的观念由来已久并在几千年的中华历史中占着主导地位。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同的义利观，如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法家“重利轻义”的义利观，墨家“义利兼顾”的义利观等。但是其中生命力最强，影响最巨的莫过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义利观。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中国人习惯于用义务观去评价别人和自己。“大公无私”、“舍己救人”、“舍生取义”。国家利益高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二、论主题：根据以下材料，请分析中西方法律文化存在哪些差异？

案件情形：A夜晚跑到B家里盗窃，B大声呼救，B的邻居C在家不出手相救，地方长官D 也没有及时出现。C与D承担责任吗？

中国法传统下的处理结果：按照秦律，C和D都是要承担责任的。《法律答问》：“有贼杀伤人□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不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另，《唐律•捕亡律》：“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 西方法传统下的处理结果：按照美国工业革命之前的法律，D是要承担责任的，C是不承担责任的，因为治安法官有保障社区的平安的职责，C对B没有注意的义务；现代侵权法的形成以“过失”的形成为标志，C不承担责任是因为B的损害C没有过失，D承担责任是因为他因职位而有职责。

不同处理结果的背后折射着怎样的文化心理？

（学生有效讨论内容不得少于200字）

分析入手的关键点：古代中国乡村社会需要一种利他主义道德之下的连带责任，而西方陌生人社会需要基于利己主义道德之下的分别的和个人的责任。从传统中国法律制度的具体规定可以看出，公法色彩浓厚，比如“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这就是明显的刑事性的法律规定，用国家的公权力将邻居不救助的行为上升到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实施，因为这样的事是规定在《唐律•捕亡律》这样的国家基本法律中，采用的是加之于身体的刑罚“杖”刑，带有强烈的暴力色彩，而这一规定被普遍接受的根本原因是：在传统中国个人不是被视为一个个人而始终被视为一个特定团体的成员，正因为每个人都隶属于团体，因此每个人都对这个团体有义务，要承受团体赋予每个个体的义务要求，因为这个团体是家国一体的，家庭怎么能够彼此之间不互相照顾？所以C和D都是要承担责任也就顺理成章。近代以后的西方社会则建立在个人本位基础之上，法律制度体系自然体现的是非身份血缘的权利法，每个人只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不顾具体的法律制度如何发展，个人权利的保障并因此而产生义务分配，自然的结果就是C不承担责任，D承担责任了。

三、讨论主题：请从法律文化的视角，谈一谈你认为以下案例折射了中西方怎样的的冲突与差异？

案例：“ 玛丽说我象彼尔，” 彼利又说话了，“但她总说一代不如一代,说彼尔比我好。” “ 玛丽就是我奶奶，是吗？”

彼利点点头，“ 是。”

“你叫你姥姥‘玛丽’，我可听不惯！”

“ 为什么不可以？我叫外公布朗，镇上的人都叫他布朗。你也可以叫他们布朗、玛丽呀！” 莲儿摇摇头，“不行，叫不出来。他们是我的爷爷、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