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时新闻控制的双重悖论_传播学视野中的美国战时新闻控制

美国战时新闻控制的双重悖论———传播学视野中的美国战时新闻控制

■　张　帆　王　强

谈及美国的战时新闻控制,“言论自由”“看门狗”“第四种权力”等相关词汇总会让“美国不存在新闻控制”的观点不时泛出。那么,美国是否存在新闻控制与战时新闻控制?如果存在,其社会合理性何在?对此,我们可以从传播学理论中一窥端倪。

一、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与战时新闻审查

1791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称:“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二百年来,“美国对第一修正案思想的信仰犹如宗教那样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以致于美国人民把它颂扬为‘美国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①。19世纪初,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在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得到了法律的确认,成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所确立的报刊与政府的关系是:报刊不受政府的干预,并拥有对政府的监督权,政府的唯一职责是保护新闻自由。

然而,在自由主义报刊理论酝酿、诞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战时新闻审查却是一直与之理论相悖实践并行的现实景象。

对公民自由权进行干预的先例可追溯到内战与重建时期。“一战”期间,联邦政府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对公民权力和自由的管理,管理范围和深度远远超过内战和重建时期。面对战争中的新闻传播,政府首先想到的便是如何解释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抵触之处。以思想开明而闻名的、有“伟大的异议者”之誉的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 liver W endell Hol m es)在“一战”期间为政府解释道:“当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许多可以在和平时期说的事情就会妨碍国家的努力,以致于只要人们存在,就不能容忍这样的言论,也没有哪个法院会将他们视为宪法赋予的权利加以保护。”②因此,当面临战争时,以言论出版自由为要义的新闻自由通常是政府限制的第一项权利。战争成功的诀窍是保密,新闻成功的诀窍是公开。虽然战争与新闻两者的本质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但保守军事机密仍然是战时新闻传播的铁律。美国的新闻界虽有保障公民“知情权”的传统,美国社会也将之视为公民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但即使是要求政府公开所有信息、保证新闻记者依法查阅有关政府工作记录的《信息自由法》也规定了可以豁免公开的政府信息,其中包括根据总统行政命令明确划定的国防或外交秘密,自然也涵盖了战争期间的军事机密。

在军方,国防部设有专门的安全审阅制度,其任务是确保国防部发出的任何资料内容都不会危害国家安全。如果国防部有信息需要公布,必须先经过安全审阅的手续,公共事务安全审阅的重要性不亚于情报部门,因为安全审阅将确保国家安全机密性资料不被外泄。

“安全审阅”在战时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新闻检查(cens orshi p)。简言之,新闻检查是指对传媒传播信息的限制与约束。美国政府运用一些限制手段来说服和限制新闻记者、作家和其他人员不传播危及作战计划及人员安全的有关资料。“二战”中领导新闻检查局的普赖斯在论证实施战时新闻检查的必要性时直截了当地指出:“新闻检查是战时的一种必要的邪恶。我们知道,它在我国历史上的每一场战争中均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在现时代,当战争扩大到全球范围,需要全力以赴之际,新闻检查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武器。其功能是打击敌人的传播,在每一条战线和每一个侧翼阻止敌人获取关于我方战争努力的关键信息,而在可能的情况下收集关于敌人计划和意图的关键信息。毋庸置疑,这是如我们今天所知的总体战中既有用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③

战争还往往给予联邦政府管理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机会。正如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所说,“新闻自由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自由社会这一目的的手段”④。这就不难理解当战争降临时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所受到的冲击了。

二、客观主义理论与战争宣传

客观主义理论19世纪30年代在美国产生、发展。客观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一是中立;二是事实与意见分离,无党派色彩。客观主义理论一度被认为是美国新闻业赖以生存的法宝之一。但是,面临战争时,政府不仅根据战争的需要,要求媒体为“军事安全”和保护军方的敏感信息服务,还常把宣扬爱国主义作为管理大众媒介的一种方法。对战争的批评———无论是对战争的目的还是作战方式,———最终都被看成是一种背叛行为。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首次出现了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卓有成效的战争宣传。美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大规模地参加政府的宣传工作,主要方式有三种:一是在政府的国内外宣传机构中任职。著名报人沃尔特・李普曼甚至以上尉军衔出任报社工作,负责战时军事消息控制与发布工作。对此,有专家评价:“一方面,美国记者们发现自己作为欧洲的战地记者成了军事检查的牺牲品,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了美国国内外宣传机器的代理人。”⑥二是协助政府进行黑色宣传与灰色宣传,在报刊上大量发表各种具有浓厚宣传意味和主观色彩的战时宣传资料与假消息。公共信息委员会曾炮制出六千条报刊消息。其中最有名的是德国人焚烧英法战俘以获取油脂的报道,以及德国人砍掉比利时婴儿手臂的报道,这两条报道后来都被证明纯属捏造。三是在日常的新闻报道中渗入战争宣传的内容。公共信息

张　帆　王　强:美国战时新闻控制的双重悖论　来稿摘登　

现代传播2010年第3期(总第164期)161

委员会曾雇用了许多记者收集、撰写和传播有利于美国战争努力的消息。这些消息在宣传战争、鼓动战争、引导舆论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事实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美国新闻业所推崇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客观主义报道并非神圣不可怀疑。对此,1926年,美国传播学大师拉斯韦尔在其经典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Pr 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 orld W ar)一书中将宣传定义为:“它仅仅指通过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但是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⑦

总之,与客观报道推崇的表述信息不同,宣传重视应用符号,直接影响他人的意识和行为,谋求说服与改变接受对象的信念、观念、情感、认识等。客观报道的主要职责是提供信息,新闻事实本身不存在对错之分,报道也不允许过于鲜明的立场。而在由美国政府主导的战争中,利用新闻媒体进行宣传的主旨就是传输思想观点、政治主张和战争理念,这样的报道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因此,作为一种客观和中立的新闻思想,客观主义报道在战时的美国只能成为一种理想,而远离现实。

三、双重悖论下的根基———媒介依赖论

为什么在美国战时新闻控制的体系中会出现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与战时新闻审查、客观主义理论与战争宣传的双重悖论?究其根本原因,可用媒介系统的相关观点予以解释。

1966年,美国传播学者德弗勒根据美国的媒介系统,提出了大众媒介体系模式,这种模式认为,系统与另一个社会系统相对的效力程度(不管那个系统是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家庭的、教育的、军事的还是法律的)都是每一个系统的资源分布和依赖关系的产物,即结构依赖关系。

大众传播中,媒介依赖关系意味着“生活在一个社会的部分意义就在于个人、群体和大型组织为了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必须依赖其他的人、群体或系统控制的资源,反之亦然”⑧。

媒介系统依赖论强调媒介依赖关系的双向性,即互为依赖的关系。个人、群体、组织及其他社会系统乃至整个社会都依赖于使用媒介控制的信息资源实现其目标;而媒介系统也有其自身的目标。一方面,由于媒介与军政双方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都有不得不依赖于对方控制着的资源,因此都愿意让对方使用;另一方面,双方为争取控制对方拥有资源的主动权,又孕育着冲突的可能性。合作与冲突均和媒介系统与政府军方互赖关系的平衡有关:当媒介系统与政府军方之间存在着力量平衡时,彼此互为依赖并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这时就会激发相互间的合作;而当它们之间的力量不平衡时,互为依赖关系往往便被其中某一方视为与自身的利益相抵触,这就容易导致冲突。

为了实现其目标,媒介系统无法仅仅依赖自身控制的信息资源,还必须利用由其他系统控制的资源。例如,媒介系统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拥有新闻自由,以确保自身履行守望环境和舆论监督等社会使命。但是,政治系统控制着立法和制订规章的机构及这些机构所控制的资源。媒介系统若想实现其社会使命,就必须依赖那些由政治系统控制着的资源。同时,媒介系统为了获得自身发展及经济利益也有赖于政治系统的政策支持。媒介系统深植于社会结构中,社会依赖媒介,媒介也依赖社会。为了实现其目标,它必须得到社会所拥有的多方面资源的交换。如果媒介得不到这些资源,也很难实现其生存、经营等目标。

在美国战争传播活动中,媒介如果想从消息来源(如军方或政府方面)处得到消息,只有附和消息提供者的利益,否则将陷入困境:一是无法获得素材,二是不能得到受众的信任。无法获得素材,对媒体来说就意味着连报道的机会都没有。而如果不在报道中以“权威消息来源”作为引证,则有可能得不到受众的信任,因为记者通常不具有评估信息的技术和能力,必须依赖权威组织或人士发表对事实的看法和评述。

另一方面,消息来源的提供者也并非一无所图。美国政府与军方早已认识到,要控制公众,必须控制信息。最早掌握新闻和各种意见的人就具有政治的权利,这就是揭露或隐藏、宣布一部分而隐藏一部分、秘而不宣直到机会来临、事前决定如何解释所揭露的事实等权力。⑨战争受益者无论是控制公众还是控制信息,都需要依赖一个中介,大众传播媒体便是责无旁贷的沟通渠道和工具。正因为如此,政府与军方对新闻传播活动的控制与约束便具有了深厚的传播学、社会学基础,美国战时新闻控制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注释:

①⑨　[美]赫伯特・阿特修尔著:《权力的媒介: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黄煜、裘志康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9、

218页。

②　Ja mes R1Mock,Cars on:W ords That W on the W ar:the S tory of the Co mm ittee on Public Infor m ation1917-1919,Ne w York:

Russell&Ressell,1939,p441

③　Frederic Huds on:Journalis m in the U nited S tates,Haper&B r others,2001,pp1604-6051

④　洛恩・W・克拉纳:《倡导新闻自由负责是美国对外政策不可缺少的一部份》,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电子期刊”,2003年2月

号,htt p://usinfo1state1gov/regi onal/ea/mgck/archive03/ej m edia11ht m

⑤　[英]苏珊・L・卡拉瑟斯著:《西方传媒与战争》,张毓强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

⑥　[美]赛伯特、彼德森、施拉姆著:《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42页。

⑦　[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洁、田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⑧　[美]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著:《大众传播学诸论》,杜力平译,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340页。

(作者张帆系南京政治学院军事传播系讲师;王强系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记者)

【责任编辑:潘可武】　来稿摘登　张　帆　王　强:美国战时新闻控制的双重悖论

162

　现代传播2010年第3期(总第16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