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与人文精神

湖湘文化与人文精神有人说，湖南人会打仗、会读书、会养猪。

又有人说，湖南人霸得蛮，吃得苦，不怕死。

湖南人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性格和人文精神，为什么会富有这样的性格和人文精神？湖湘文化一直是湘人的骄傲。

那么，到底什么是湖湘文化，其源流与发展情况如何，它的精髓是什么，湖湘文化如何与时俱进呢？1、什么是文化，有没有湖湘文化，什么湖湘文化。

“文化”是一个经常听到或见到的语词。

从小我们就听到像“学文化”、“这个人有文化”、“文盲”等说法。

这些场合使用的“文化”，其实是“文字”、“知识”的同义词，与我们要谈到的“文化”基本上是两回事。

如果让我们来对“文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说清楚“文化”一词的基本概念空间是什么，估计大部分人都是模糊的，其原因就在于“文化”的概念本身就是相当模糊的。

在古代中，“文化”一词，主要是“文治”和“教化”的总称，也就是“文”与“化”某些义项的复合义。

较早见到“文”与“化”联系在一起的古籍是《周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里的“文”是指“文明”，“化”是指“教化”。

意思是通过文明以教化天下，已经有了相当浓厚的文化意味了。

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化的意义不断发展。

文化包涵的内容非常丰富，凡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经验、感知、知识、科学、技术、理论以及财产、制度、语言、教育等等，都属于文化现象。

宇宙观、时空观、人生观、价值观，乃至衣、食、住、行、婚嫁、丧葬等一切社会的生活、行为、思维、风俗、语言方式、和情感模式、等级观念、角色地位、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等，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概括起来，文化就是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精神、物质、社会文明的总和。

到底有没有湖湘文化呢？学术界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湖湘文化只是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就是属于楚文化，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化体系。

证据有三：一是先秦时期湖湘地区从属于广义的“荆楚”地域这一历史事实。

二是在战国时期，湖湘部分地区曾经一度被纳入楚国的版图，并且曾经有一些楚人进入并生活在湖湘的部分地区，后来在湖湘地区挖掘出许多楚人墓葬，出土了不少楚人殉葬品；三是湖南一直没有设置行省，湖湘士子参加科举的乡试，一直均要前往武昌，直到清朝雍正时期，才在湖南长沙单独举行湖南乡试。

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

是混淆历史事实视听的一叶障目的观点，或者说是并不真正懂得历史；是对文化实质的误解，将文化与知识等同起来，或者说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文化。

狭义的荆楚，是指西周之后的湖北江陵、荆山一带；广义的荆楚，范围很广，北起湖北荆山，南至湖南衡山。

从远古到先秦时期，整个南方被视为蛮荒之地，湖湘地区生活着各种“蛮”族，既没有形成方国，也没有建置具体有效的行政建制，因此没有对这一地域命名。

由于在“荆州”附近生活的楚人是当时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且建立了方国，他们的势力又曾一度进入湖湘，因此往往将这一广袤地区统称“荆楚”。

其实在商周乃至先秦时期，在荆楚这一广袤地区生活着许多不同的古老民族或部族，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族源和历史发展的方国，他们都有各自独特的历史文明和文化特质。

怎么能以点代面地把在短短的数百年时间内由一个幼小部族和方国发展起来的楚民族及其文化对其他民族及部族的历史文化进行完全掩盖呢？此其一也；虽然在先秦时期，湖湘部分地区曾一度被纳入楚国的版图，以及曾经有一些楚人进入并生活在湖湘的部分地区，但楚国的军事势力一度“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建立黔中郡。

未必就可以因此将湖南湖北都称为黔地？更何况楚国的黔中郡存在的时间并不长，随后秦国进攻楚国，楚国被迫迁都于钜阳、寿春，都在现安徽境内，最为有意思的是，为了缓解面临亡国危机却又仍然在醉生梦死的楚国王侯贵族们的思乡情结，楚国将历次所有新建的都城全都命名为“郢”。

至此，楚国其实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灭亡只是迟早的事了。

被放逐湖湘、流浪于沅湘流域的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也就是在痛感故国沦亡、“哀故都之日远”、“民生之多艰”，而投汨罗江以死殉志的。

随后湖湘地区就被秦朝统治。

根据这些史料，楚国对湖湘部分地区的有效统治仅仅只有百余年的时间。

楚国将湖湘的部分地区纳入其版图，只能表明楚国的军事、经济、文化曾经影响过这些地方，但要据此认定湖湘之地就已经完全被楚文化所覆盖，则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须知，受到影响和被同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来自西方，但是，中国人民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始终坚持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装虽然穿在身，但心依然是中国心，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谁能说中华文明就因此已经被西化了呢？台湾被日本侵占了50多年，日本人有意识地在台湾地区进行强迫日化，台湾同胞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都为炎黄子孙，台湾地域文化始终都保持着纯正的中华文明的传统特质，难道说台湾曾经一度被日本侵占，就成了大和民族的文化不成？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最强盛的时候，楚国的版图一度扩展到现在的贵州、江西、河南、安徽、江苏甚至山东，莫非因此就可以将黔文化、徽文化、越文化甚至齐鲁文化都归结为楚文化的一个分支呢？至于在湖湘地区挖掘出一些楚人墓葬，更不能作为断言楚文化成为湖湘文化主流的证据，因为楚人或者作为征服者，或者作为流寓、迁徙而来的贵族、商人，显然要比湖湘地区原住居民具有更加优越的经济条件，具有厚葬的物质条件。

且这些墓葬大多都在湘、沅等流域交通便利地区。

持此论者，其实是对基本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无知，是对文化理论、文化特质的无知。

更何况，先秦时期的楚民族，自身还只是一个正在发育成长的民族，在中原各国看来，他们也只不过是南方的蛮族之一，其本身还在不断接受着中原各地区、各民族、各诸侯国文化的影响，他们是否有能力并且自觉地对被其占领的周边部族或民族进行文化的同化，也是值得怀疑的。

从广义来看，湖湘文化是一个地域文化的复合体，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

它是自古以来，在湖湘大地上生活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各种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的总和。

2、湖湘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环境与背景。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受到独特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和历史环境的影响。

一是自然环境。

湖南是位于中国南方的一个内陆省份，烟波浩淼的“八百里洞庭”在先秦的诸多古籍中被记录为中国专属名词“五湖四海”中的“五湖”之一，它是古代中原进入湖南的必经之地，如传说中的舜帝南巡及娥皇、女英二妃千里追寻，都必须途经洞庭湖；又因湖南域内四大河流之中最大河是湘江，早在汉代就被人称为“湘”，至唐代，“湖南”（洞庭湖之南）、“湖湘”（洞庭湖、湘江）的称呼便络绎而出。

钱基博先生曾经就湖南自然地理环境对湖湘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发表过独到而精辟的述评，他认为：“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

其地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

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

抑自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

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

义以淑群，行为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仁者乐山，智者乐土。

湖南的山水润育了钟灵毓秀的湖南人。

再加上夏日高温，冬日酷寒，温差大，雨量多，水患频繁。

在这块土地上讨生活，必然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也会练就顽强拼搏的精神，因此民性多流于倔强。

二是人文环境。

湖南自古便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据2005年统计，至今居住着41个少数民族。

历史上汉文明的中心在中原一带，长沙一带是少数民族勃发兴旺之地，其盛况颇类似当今的云、贵、川诸省，不过后来因汉文明的扩张而继续向西南退缩了。

长期与苗、瑶、侗、壮、回、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相互影响和联姻，后代的湖南人无疑继承了其强韧、犷悍的遗传基因、血统与习性。

三是历史背景。

湖南自古便是兵家必争、战火频繁的重灾区。

元明清初之际，湖南灾祸连年，据传，元朝末年，红巾军首领陈友琼在湖南称王，准备进军湖北，军至岳阳，因后方发生兵变，怒而血洗湖南，为祸惨烈。

明朝末年，清兵入关，流寇四起，张献忠入四川，大肆杀戮，湖南受到波及与牵连，深受其害；不久三藩之乱兴起，吴三桂自云南起兵，一路东进，在湖南境内与清兵对峙，湘人饱受荼毒，长沙县志记载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凄凉景象。

饱经刀兵战火，对湖南人的性格和民风影响深远。

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外来人口移入湖南，新移民面对陌生的自然环境，必然滋生一种从头开始的精神力量，而人口的重新组合，又融合出开拓进取的新的湖南精神。

3、湖湘文化的历史发展轨迹。

史前时期，湖湘地区就有远古人类活动，被称为中国农业文明始祖的炎帝神农氏墓葬在湖南炎陵，中华文明的始祖舜帝虞姚氏墓葬在湖南宁远，就是生动的证明。

湖南韶山，相传是舜帝南巡时，曾经奏韶乐于此而得名。

（《书·益稷》曰：“箫韶九成，引凤来仪。

”）进入夏商周时期，湖湘文化开始萌芽，这一时期，一方面承袭于远古土著人类在湖湘大地继续创造和发展着本土文化，一方面是中原文化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途径不断地对湖湘文化产生影响。

长沙与湘潭之间的昭山，相传因周昭王南巡到此，盘桓多日，后殁入山下深潭，故潭名“昭潭”，山名“昭山”。

湖南出土大量殷商时期的青铜器，样式形制风格虽然与中原所出土的接近，但具有自身独特的地域特色，式样更为精美，形制更为庞大。

春秋战国时期，湖湘大地主要生活着越人、蛮人、濮人、巴人和楚人。

湖湘文化一方面本土文化持续发展，一方面受到楚文化的影响，进入初步发展阶段。

秦汉至隋唐时期湖湘文化继续发展，到宋元明清至近代时期，湖湘文化蓬勃发展。

宋王朝建立不久就逐步消灭地方割据政权，并着力经营南方。

宋神宗熙宁五年开发梅山，新置了新化、安化两县，史称“开梅山”。

南宋时期，北方的广大疆域沦陷于金人之手，湖南更是成为南宋王朝所倚重的地区，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在潭州任湖南安抚使期间，长沙成了重要的练兵基地，建立了一支当时最精锐的地方部队——飞虎军，就在现在的营盘街。

湖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都来过湖南。

湖南出现了周敦颐这样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影响的本土学者，胡安国、胡宏父子开创了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理念、以理学为学术特征并致力于弘扬民族精神的湖湘学统，成为了湖湘学派的奠基者。

两宋时期中国学术史上的“濂”、“洛”（程颢、程颐，因居洛阳并在洛阳讲学而得名）、“关”（张载为首，因在关中讲学而得名）、“闽”（以朱熹为首，因主要在福建讲学而得名）四大理学学派，二程曾求学于周敦颐，成为其弟子；闽派朱熹曾多次来湖南交流讲学。

清王朝虽然也是个由关外人入主华夏的少数民族，但励精图治，加强了民族融合，出现过康乾盛世，这一时期对湖湘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积极举措主要有单独建立湖南省的行政建制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