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广告的法律简析

悬赏广告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广泛的应用。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日趋发达的今天，悬赏广告更是种类甚多，尤其运用于重大刑事案件的侦破，我国目前尚无悬赏广告的立法，使得社会现实生活中因悬赏广告引发的纠纷没有统一的法律来规范。悬赏广告法律性质，有两种学说，即契约说和单独行为说。英美法系依契约说，大陆法系则对此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我国《新合同法》颁布后，人们对悬赏广告法律性质认识，逐渐统一为契约说。悬赏广告作为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其构成要件为：①必须有广告人以广告的方法对不特定的人发出悬赏要约的意思表示。②广告中必须指出要求相对人按照广告特定要求完成指定的行为。③广告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④广告中须有对完成其指定行为的人给付一定报酬的意思表示。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是指在其合法有效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主要表现为：①行为人的报酬请求。②广告人的给付义务。悬赏广告的撤销是指广告人使悬赏广告失效的意思表示。根据我国《合同法》，允许广告人撤回其要约，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必须在行为人未完成广告指定行为之前作出。2、必须以与广告相同或近似的方式撤销。3、必须是广告人未抛弃撤销权。悬赏广告一经撤回，即失去效力，在此后纵有指定行为完成者，广告人就已无给付报酬的义务，但应对善意相对的损失承担赔偿义务。悬赏广告导致的诉讼，已经大量存在于现实生活，对其具体立法要求已非常迫切，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有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有助于我国民主与法制日臻健全和完善。

悬赏广告是指广告人以广告的方式作出的，声明对完成指定行为的相对人给予广告中约定的报酬或一定待遇的意思表示。悬赏广告自古以来在我国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如古代官府悬赏通缉的要犯，民间悬赏求医治病或寻找失踪的亲人等。悬赏广告在我国作为法律概念使用，当溯及清政府1910年制定的《大清民律草案》，后又为南京国民党政府1931年公布的《中华民国民法》所承继。

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日趋发达的今天，悬赏广告更是常见于电台、报刊、街头，诸如寻人启事、寻找失物、通缉罪犯、鼓励某发明、有奖征集作品、广告词或产品标志等，种类甚多，不一而足。我国对重大刑事案件的悬赏侦破始于1983年东北“二王”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从那时起，悬赏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在一些重特大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如近年来广东在打击地下光盘生产线过程中，对提供线索者悬赏30万元。1997年5月，泰国、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报纸上，同时刊登了这样一则悬赏广告：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著名企业家刘亚林，以私人名义悬赏10万美元，捉拿杀害其女儿的犯罪嫌疑人潘新民。至到1998年9月潘新民在泰国被移民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发现后报警，这桩历时一年的杀人谋财案终于告破。今年7月1日，全国开展的追逃专项斗争中，公安部明令采取重金悬赏的措施。这种采取悬赏形式，用经济杠杆来调节刑事司法活动，有时会给案件的侦破带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同时在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来完成特定组织和个人无法完成的行为，从而实现效率和效益的提高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至今尚无悬赏广告的立法，使得社会现实生活中因悬赏广告引发的纠纷没有统一的法律来规范，导致这一问题在司法审判实践的处理中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智纷纭颇不统一，有失法律的严肃性。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悬赏广告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规定的比较分析，根据新《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国的历

史和现状，对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构成要件及法律效力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和立法研究助以绵薄之力，并与诸同仁商榷。

一、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

关于悬赏广告法律性质，世界各国民事立法可分为两种学说，即契约说和单独行为说。契约说认为，悬赏广告系广告人对不特定人之要约，与完成指定行为人承诺相结合成立契约。单独行为说认为，悬赏广告系由广告人单方面意思表示而对完成指定行为人的承担支付报酬的义务，一定行为之完成为其生效要件，简言之，悬赏广告为附条件的单方法律行为。

英法美国家称悬赏广告为悬赏契约，其性质为一般性或针对大众性之要约。所谓悬赏契约，是要约人在其要约内，指定不特定的相对人，完成一定行为而给予报酬之契约。依契约说，若为满足个人自身目的而作悬赏时，则不论该悬赏要约之标的为何，任何人均有权对之承诺而缔结契约，且必须知晓其有悬赏存在，而后依指定方式履行完毕，方可求赏。行为人完成指定行为时不知有悬赏广告存在的，不得享有报酬请求权。但若政府为行使公权力，以维护社会治安为目的，依据国家法律或政府规定而悬赏，即使行为人完成行为时不知有悬赏的存在，仍然享有报酬请求权。此种情况下，债的产生并非基于契约，而是基于法律，为法律规定所生之债。

大陆法系各国对悬赏广告的性质是契约或单独行为一直存在争论，反映在立法上也体现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如日本民法将悬赏广告规定在第二章契约总则中，认为广告人和行为人建立契约关系。瑞士民法在立法体例上与日本相同，但瑞士最高法院认为依悬赏广告之内容，若行为人不知广告而完成指定行为亦应有求赏权。德国民法将悬赏广告在债编各论中设立为独立的一节，并在第675条明确规定：“行为人不知有广告而为指定行为时，广告人亦负给付报酬义务”。意大利民法典对悬赏广告的相关内容以“单方允诺”规定为独立的一章，足见德国和意大利民法采取单独行为说。我国台湾民法采用了日本和瑞士的立法体例，把悬赏广告规定在契约通则中，采取契约说，但其内容又仿照了德国民法之规定，对于不知有广告而完该行为之人，亦有赏金之请求权。此种立法，自然引起台湾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关于悬赏广告为契约或为单独行为的争论。

我国在新《合同法》颁布前，民法通则和原《经济合同法》没有对悬赏广告作出规定，法学理论界和司法界对其性质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悬赏广告是要约，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悬赏广告是单务行为。而司法实践中则倾向于要约说，并且有支持要约说的判例。

如1995年第2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天津市中级法院审理的“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上诉案”，其判决理由称，行为人在广告规定的一周内完成了广告指定的送还公文包的行为，则是对广告人的有效承诺。以“承诺”之概念界定法律行为，显系以要约理论作为判决的基础。但是，该案的判决理由同时还论及“只要行为人依法完成了广告指定行为，广告人即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这又似乎采取单独行为之说。